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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近代报刊在中国的出现（第2页）

1874年创刊于香港，首任主编王韬，中华印务总局出版。它是第一批中国自办报刊中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循环日报》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家以政论为主的报纸，也是清末第一份公开宣传变法的报纸。《循环日报》创刊时每期两张四版，用洋纸两面印刷，除周日外每日发行。王韬将《循环日报》的宗旨规定为“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3]。即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振兴中华，抵御外侮，变法自强。《循环日报》的最大特点是每天在头版头条刊载一篇政论文章，这些文章大多由王韬执笔。王韬任《循环日报》主编10年（1874—1884）间，《循环日报》比较系统地宣传了强中攘外、变法自强的思想，严厉地批判了封建顽固派，对洋务运动所暴露出来的弊端也予以揭露，为推动社会改革作了多方面的努力，成为中国首家以政论著称的报纸。

《循环日报》

这时期中国人创办的其他报刊有：

1．《汇报》

2．《新报》

1876年11月创刊于上海，创办者为在上海经商的“各口诸帮”。《新报》名为商办，实则是官商结合，由上海道台控制。该报自称为适应“入仕经商”需要而创办，致力于沟通中外情况，增进相互了解，但声明“国政则不可议也”[4]。《新报》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为了争取外国读者，曾一度将新闻稿用中文和英文并列在一起。1877年6月后，因未取得预期效果，遂停载英文稿。

3．《维新日报》

1879年创刊于香港，陆骥纯、陆建康曾先后主持编辑工作。

4．《述报》

1884年4月创刊于广州，用赛连纸单面印刷，由广州海墨楼石印书局承印。《述报》是我国最早出版的石印日报，也是中国人在广州创办的第一家日报。

5．《粤报》

创刊于1885年，创办人为香港汇丰银行买办罗鹤明，报馆兼营印刷业。

6．《广报》

1886年6月创刊于广州，创办人邝其照，林翰瀛、肖竹朋等先后担任主笔。《广报》是广州第二家中文日报。《广报》的销售范围很广，省内发行至佛山、大良、陈村、江门、香山等地，省外发行至香港、澳门、上海、梧州等地，甚至新加坡、越南、旧金山、菲律宾都有《广报》销售。1891年，《广报》被两广总督李瀚章查封。

19世纪下半叶，是中国人创办近代化报刊的起步时期，这些报刊主要集中于香港、上海、广州和汉口等开放的城市，其他地方则很少有。这是这一阶段报刊在地域分布上的一个特点。

这一阶段报刊的第二个特点是，其创办者多为亦官亦商，或亦绅亦商，甚至寻求洋人庇护。这是由当时政治环境所决定的。清廷统治下的中国，没有任何言论出版自由，中国人办报，毫无法律保障，非有一大员作后台老板或直接参与办报，否则便无法生存。鸦片战争后，由于清政府对报刊出版实行“禁止华人而听西人开设”[5]的政策，这些中国人所办报纸为取得治外法权之保护，就打出洋人的旗号，或在外国租界内办报，以逃避清廷的压迫。

第三，这批中国人最早创办的近代化报刊具有一定的爱国倾向和某种反封建色彩，为推进中国社会进步起过好的作用。但由于它们的创办者所具有的严重局限性，使得这些报刊致力于洋务运动的推动，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要求，却很少反映出他们的政治要求。在办报活动中，畏首畏尾，谨小慎微，同时对办报缺乏足够的热情，这也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

总之，作为刚刚诞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舆论工具，这时期的报刊囿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发展维艰，历尽艰辛。另一方面，这些早期报人对报刊实践工作所作的探索及办报思想对于近代中国报刊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次办报**打下了基础。

三、中国人办报的第一次**

戊戌变法前后，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办报**。这个**的产生背景就是维新变法运动。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准许自由开设报馆”，“报纸一律免税”，这样，全国报刊风起云涌，彻底打破了外报长期垄断中国新闻界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到1898年，中国出版的中文报刊有100余种。其中绝大部分为中国人所办，特别是维新派以及与它有联系的社会力量创办的报刊，数量最多，影响最大。在这些维新派报刊中最著名的和最有代表性的是强学会的三家报刊（《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新报》、《湘报》、《国闻报》等。

（一）强学会的三家报刊

1．《万国公报》

资产阶级维新派创办的第一家报纸，创刊于1895年7月，康有为、麦孟华任主编。《万国公报》为双日刊，每期均有编号，但无出版时间，委托京报房用木版雕印，并雇用卖京报的人免费分送京师官绅士夫。辟有上谕、外电、译报、各报选录、评论等栏目，所载论说基本上是为发挥康有为在上清帝书中提出的变法主张，涉及工农商学兵各个方面。《万国公报》的出版，在京师引起强烈反响，在一般士大夫中颇受欢迎。

2．《中外纪闻》

1895年11月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国内的第一个具有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强学会在京师成立。强学会成立伊始，即“先以报事为主”，将《万国公报》更名为《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于1895年12月出版。梁启超、汪大燮任主笔，双日刊，木活字竹纸印刷，注明出版时间，但无编号。《中外纪闻》主要转载阁抄，编译西电西报，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意于广开民智，改变士大夫不通外国政事风俗的闭塞状况。京师强学会的成立与《中外纪闻》的出版，在封建顽固派中引起巨大恐慌，御史大夫杨崇伊等人强烈要求清政府予以查禁。1896年1月《中外纪闻》被封禁，共出18期，只存在了一个月零五天。

3．《强学报》

1895年11月上海强学会成立后，第二年1月，其机关报《强学报》即创刊。徐勤、何树龄为主笔，五日刊，铅字排印，竹纸印刷，装订成册，创刊号共8页。《强学报》“专录中国时务，兼译外洋新闻，凡于学术治术有关切要者，巨细毕登”。其宗旨在于“广人才，保疆土，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强学报》在出版了两期后，与《中外纪闻》同时被查禁。

维新派《强学报》

（二）《时务报》

1896年夏天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再度集结，把变法维新运动推向新的**。从当年8月到1898年9月，是改良派报刊宣传活动的鼎盛时期。这期间改良派的主要机关报即《时务报》。

《时务报》正式创刊于1896年8月，汪康年任总理，负责馆内事务，兼外间酬应，梁启超任总主笔，主持报中文字。《时务报》为10日刊，每期约3万字，设恭录谕旨、奏折要录、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专栏。其发行对象是同情变法的官吏、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一般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时务报》的出版，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广泛欢迎。在初创时期，发行量仅为4000份，半年后即增至7000份，一年后即达1。3万份，最多时达1。7万份，创下当时国内报纸发行量之最高纪录。“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令《时务报》改为官办，并派康有为督办。1898年9月停刊，共出版69期。

（三）《知新报》与《湘学新报》、《湘报》

1．《知新报》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机关报刊，是在康有为亲自领导下于1897年2月在澳门创办的。康广仁、何廷光任总理，撰述为梁启超、徐勤、何树龄、刘桢麟等。初为5日刊，后改为旬刊、半月刊，出版后大部分寄回国内发行。辟有论说、上谕、京外近事、各国情况、农事、工事、商事、矿事、西电、西著摘译等栏目，报道中外交涉新闻、京师和各省新闻，还有诗文和杂录等。《知新报》很重视政论宣传，比《时务报》更加注意有关变法新政的报道。梁启超在筹办此报时就要求“多载京师各省近事，为《时务报》所不敢言者”。其言论比内地报刊尖锐、大胆，在戊戌政变后，成为一家敢于揭露政变性质和敢于同后党正面交锋的舆论机关。《知新报》从1897年2月到1901年1月，共存在了四年时间，出版130余期，是戊戌变法时期出刊时间最长的维新派报刊。但由于地处澳门一隅，偏离全国政治中心，且主编并不为维新派一流人物，没有能够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维新派机关报。

2．《湘学新报》

1897年4月创刊于长沙，创办人为江标，唐才常任主编，旬刊，每期线装1册，近2万字，木刻连史纸印，自第21期始更名为《湘学报》。其宗旨在于介绍新学、开民智、育人才、图富强，“思以体用赅贯之学，导湘人士”[6]。《湘学新报》每册设史学、掌故学、舆地学、算学、商学、交涉学6个栏目，为讲求实学、新学的综合性学术刊物。《湘学新报》虽看重讲求学术，但也刊载一些新闻报道，除刊录有关维新变法的谕旨、章奏和省内外维新团体和个人的章程、禀稿、公牍外，还转载《申报》、《循环日报》等国内外报刊的新闻与评论。

3．《湘报》

是改良派在湖南创办的另一份重要报刊，创刊于1898年3月，谭嗣同、唐才常创办，熊希龄主编，是湖南省第一份近代化日报。《湘报》四开铅印，毛边纸单面印刷。设有论说、奏疏、电旨、公牍、本省新政、各国时事、杂事、商务等专栏，以“开风气，拓见闻”为宗旨，从创刊时起，就以救亡御侮、变法维新为主旨，进行慷慨激昂的政治宣传。《湘报》重视时事评论，坚持把论说放在首位，同时也重视新闻。与同时期维新派各报相比，《湘学报》更富民主性和群众性，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成为湖南维新变法的舆论中心，被称为“全国最好的一张维新报纸”[7]，是戊戌变法时期日报中的“巨擘”[8]。戊戌政变失败后，1898年10月，这份以言论激进著称的维新派日报在顽固派守旧势力的逼迫下停刊，历时7个月，出刊177期。

《湘学新报》和《湘报》是维新派在华中地区最主要的舆论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