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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第3页）

在电学方面，主要的译著有：《电学入门》（丁韪良译撰）、《电学测算》（丁韪良译撰）、《电学》（傅兰雅、徐建寅合译，江南制造局1879年出版）、《电学图说》（傅兰雅译，益智书会1887年出版）、《电学总览》（傅恒理译，益智书会本）、《电学纲目》（傅兰雅、周郇译述，江南制造局1894年出版）、《无线电报》（范熙庸译，1900年出版）等。这些译著不仅介绍了有关电学的基本知识，还介绍了大量电气应用知识，如电报、电线、电钟、电灯及电工技术等内容，颇受国人欢迎。

5．化学

徐寿像

近代化学是晚清引进中国的较为系统的一门科学。最早介绍化学知识的是英国传教医士合信编著的《博物新编》（1855年出版）。化学知识的大规模介绍是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出版的化学类译著，以江南制造局和同文馆所刊行者颇有影响。其中徐寿、徐建寅父子和傅兰雅共合译各类化学译著近20种，对近代化学作了系统全面的引进，成就卓著。主要译著有《化学鉴原》（傅兰雅、徐寿合译，英国韦尔司原著，1871年江南制造局出版）、《化学鉴原续编》（傅兰雅、徐寿合译，英国化学家蒲陆山原著，1875年江南制造局出版）、《化学鉴原补编》（傅兰雅、徐寿合译，1879年江南制造局出版）、《化学分原》（傅兰雅、徐建寅合译，英国包曼原著，1871年江南制造局出版）、《化学考质》（傅兰雅、徐寿合译，德国富里西尼乌司原著，1883年江南制造局出版）、《化学求数》（傅兰雅、徐寿合译，1876年江南制造局出版）等。这些译著概述了化学基本原理和各种重要元素的性质，对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定性化学分析、定量化学分析，以及分析仪器的制作和使用方法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特别是《化学鉴原》首次提出了沿用至今的给化学元素确定中文名称的原则。其方法是以罗马字母名称的主要音节的译音，再加偏旁，以确定元素的中文名称。《化学鉴原》提到的64种元素名称，有44种为后来化学界所沿用，如铅、钾、钠、镁等，有10种经改造而被通用，如“养”改为“氧”，“淡”改为“氮”，“轻”改为“氢”，“弗”改为“氟”等。这对中国近代化学的确立起到奠基的作用。

我国古代学者曾对动植物作过大量的观察、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写下不少著作，但这些成果主要属实用性范畴，与近代意义上的动植物学有很大不同，并未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动植物学传入中国，主要译著有：《植物学》（韦廉臣、艾约瑟、李善兰合译，1859年出版）、《百鸟图说》（韦门道译，1882年出版）、《百兽图说》（韦门道译，1882年出版）、《虫学论略》（傅兰雅译，1890年出版）、《植物图说》（傅兰雅译，1895年出版）、《动物学新编》（潘雅丽译，1893年出版）、《西国名菜嘉花论》（傅兰雅译，1893年出版）等。这些书多为科普性读物，其内容不出西方一般学校教科书范围，涉及的问题多是动植物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如物种的分布、分类、特性、演变等。也有一些实用性的译著，包括种植（养桑、选种、茶、林、果）、饲养（养牛、养蜂、养鱼、养羊）等。韦廉臣、李善兰等合译的《植物学》是我国最早介绍近代植物学的译著。原书为英国植物学家林德利写的《植物学基础》，凡8卷。卷一为总论，论述植物学研究对象、范围、意义及动植物区别、植物分布等；卷二至卷六“论内体”、“论外体”，介绍了根、茎、花、叶、果等组织结构。其中提到的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观察到的细胞组织，对中国人来说是前所未闻的新知识。卷七、卷八叙述植物研究方法。此书的译介首次把近代植物学的基本知识系统地展现在国人面前，对我国植物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日本学者把中译本的《植物学》转译成日文出版，受到日本科学界的高度重视。

7．医学

西方医学知识早在明末清初就已经传入中国。19世纪前后，西方医学随着近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一些新的医学成就在鸦片战争后得到广泛的介绍。19世纪50年代，英国传教医师合信出版了几种西医译著：《全体新论》《西医论略》《内科新说》《妇婴新说》等，对人体解剖学、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作了介绍。他还编纂过一本《英汉医学词汇》，这是目前所知国内最早的一部英汉医学词典。继合信之后，来华的美国传教医师嘉约翰在广州行医译书，介绍西方医学。其译著有《西医内科全书》《西医略释》《体用十章》《眼科撮要》《割症全书》《裹扎新编》《内科阐微》《皮肤新编》《西药略释》《花柳指迷》《体质穷源》等十余种。与此同时，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单位也出版了一些西医译著，著名者有：《儒门医学》（傅兰雅、赵元益合译，1876年刊行）、《西药大成》（傅兰雅、赵元益合译，1876年刊行）、《内科理法》（舒高第、赵元益合译，1884年刊行）、《法律医学》（傅兰雅、徐寿、赵元益合译，1899年出版）、《保全生命论》（秀耀春、赵元益合译）、《济急法》（秀耀春、赵元益合译）、《临阵伤科捷要》（舒高第、郑昌棪合译）、《妇科》（舒高第、郑昌棪合译）等。《儒门医学》，原名TheMedidbook，直译为“医药手册”，英国海得兰撰，共上中下三卷，附表一卷。上卷介绍西医的养生之道，中卷叙述西医治病的方法，下卷列举西医处方和药物的性能。内容通俗易懂，实用性强，便于家庭日用。《内科理法》，英国虎伯撰，共22卷，全面介绍西医内科学。附卷列出的西药达33类，还列举了301种西药药方。这是19世纪中国介绍西医内科内容最丰富、篇幅最大的著作。《法律医学》是英国著名法医学家惠连的代表作，也是英国法医学界的权威著作。这些译著都是当时引进西方医学中的上乘之作。梁启超在《读西学方法》中说：“译出医书以《内科理法》《西药大成》为最备，《儒门医学》上卷论养生之理，犹不可不读”。[22]

随着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形成，与工业制造直接相关的应用技术知识，如冶炼、造船、化工、开采、纺织、驾驶、军工等，得到广泛介绍。如：《汽机发轫》（伟烈亚力、徐寿合译，1871年刊印）、《兵船汽机》（傅兰雅、华备钰合译）、《营造之法》（傅兰雅、徐寿合译，1877年刊印）、《克虏伯炮说》（金楷理、李凤苞合译，1872年刊印）、《水雷秘要》（舒高第、郑昌棪合译）、《开煤要法》（傅兰雅、王德均合译，1871年刊印）、《矿石图说》（傅兰雅译，1884年）、《硫强水法》（傅兰雅、徐寿合译，1877年刊印）、《制肥皂法》（林乐知、郑昌棪合译，1879年刊印）、《照像器》（傅兰雅译，1890年刊印）、《西国炼钢说》（傅兰雅译编）、《西国造桥略论》（傅兰雅译编）等。出版的应用技术类译著。在数量上并不亚于基础科学类，但在介绍的系统性上却稍逊之。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是晚清西学东渐的一个重要阶段。此间，西学传播途径已多样化了，中国有了自己的文化传播机构，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大量引进西学。由于受到洋务运动和“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对西学的接纳还局限在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方面，因此，在引进的内容里，自然科学占了突出的地位。引进的科技知识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使知识形态的自然科学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经济领域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科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冲击和动摇了封建传统思想，形成了近代唯物主义自然观等新观念，为后来的戊戌维新运动准备了必要的思想条件。

（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输入

中日甲午战争后，在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推动下，西学在华传播的形势出现了新的局面。就传播的内容而言，西方近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占了主要地位，自然科学退居其次。注重译介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成为此期西学东渐的主要特征。此期引进的西方社会科学门类多，内容广，以学科计有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美学、逻辑学等；以思潮计，包括了上溯古希腊时代的主要学派、文艺复兴时期的诸家思潮，下至19世纪欧美流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各色主张，及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以人物计，既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欧洲古代思想家，又有培根、笛卡儿、卢梭、孟德斯鸠等近代启蒙大师，以及康德、黑格尔、亚当·斯密、达尔文、斯宾塞、巴枯宁、马克思等名家名流，可谓包罗万象，五彩缤纷。其内容之丰富，范围之广泛，学科之繁多实为前所未有。以下就几个主要方面略作叙述。

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知之甚少，甚至还弄不清哲学与科学、神学的界限。20世纪初，“哲学”一词从日本传入，国人使用频率渐多，最后固定下来，沿用至今。《浙江潮》第4期刊登了一篇题为《希腊古代哲学史概论》的文章，给“哲学”下了这样的定义：

哲学二字，译西语之Philosophy而成，自语学上言之则爱贤智之义也。毕达哥拉士所下之定义，以为哲者因爱智识而求智识之学也；亚里士多德亦以为求智识之学；而斯多噶学派以为穷道德之学；伊壁鸠鲁学派以为求幸福之学。哲学之定义如此纷纷不一，虽然，希腊人哲学之定义，则以相当之法研究包举宇宙与根本智识之原理之学也，约言之，则哲学可称原理之学。

所谓“原理之学”就是探求事物一般规律之学。这与今人对哲学的解释极为相近。当时对西方哲学的译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介绍西方哲学的原理、体系，二是介绍西方哲学的重要流派和代表人物。王学来译日本井上园了著的《哲学原理》（1903年日本闽学会印）、师孔写的《哲学纲领》（载于《浙江潮》）等书，对近代哲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基本原理和范畴、研究方法、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叙述。1903年国民丛书社译日本文学士写的《哲学十大家》，介绍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牛顿、孟德斯鸠、亚当·斯密、边沁、达尔文、斯宾塞等10位西方著名学者的生平和思想。他们中的多数人是哲学家。同年，马君武撰《唯新（心）派巨子黑格尔学说》，对黑格尔的客观唯心论作了介绍。梁启超在1901年至1903年间，在《新民丛报》发表大量文章，介绍了霍布斯、斯宾诺莎、康德、培根、达尔文等众多的西方哲学家，对其中的许多人都是第一次系统性介绍。1906年，张东荪、兰公武等在日本东京《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同时发表了一些介绍实验主义哲学的文章。1907年，署名“楞公”的作者编辑的《万国名儒学案》一书，介绍了欧洲从古代至近世的主要哲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

《天演论》封面

在晚清，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西方学说是进化论，以致使中国近代哲学一度被称为“进化哲学”。还在19世纪70年代，中文读物就介绍过达尔文的作品。1873年8月21日的《申报》刊登了一则《西博士新著〈人本〉一书》的书讯，介绍说：“英国有博士名大蕴者，撰著名书，大显于世。近世新作则又有《人本》一书。盖以探其夫宇内之人，凡属性情血气，是否皆出于一本也。”文章中的“大蕴”即达尔文。《人本》一书，即达尔文发表于1871年的《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进化论真正在中国产生影响，是从严复的介绍开始的。1895年，严复在《原强》一文中介绍并称赞达尔文及其学说。1898年，他翻译的《天演论》出版，达尔文进化论始被系统地作了介绍。《天演论》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这是一部宣传达尔文主义的著作，严复只翻译了前半部分，加了按语和注释。1901年至1902年，留日学生马君武把达尔文所著《物种起源》中的第三章“生存竞争”和第四章“自然选择”译出，分别以《达尔文物竞篇》和《达尔文天择篇》的名称出版，成为达尔文原著最早的中文译本。进化论经严复等人的介绍传入中国后，成为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思想界引起轰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都接受了这种学说，形成了各自的哲学思想。前者提出了庸俗进化论，后者提出了革命进化论。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包括“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三权分立”、“自由、平等、博爱”等在内的民主思想理论体系，是由英国洛克和法国卢梭、孟德斯鸠等思想家所创立，曾在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发挥过重要的进步作用。在近代中国，对西方政治学说的介绍稍后于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宣传。早在19世纪40年代，魏源、徐继畲等在他们的著作中就介绍过西方政治制度。其后，早期改良思想家王韬、郑观应等对西方国家作了考察，并主张在中国实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至于国人对西方政治理论的关注与介绍，则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如卢梭的《民约论》，1898年上海同文译书局出版了日本右江笃介的中文译本第1章，称为《民约通义》，是为此书最早的中文译本。1900年年底到1901年年初，留日学生杨廷栋据日译本转译此书的一部分，在《译书汇编》上连载。1902年上海文明书局印刷了杨廷栋的全译本，书名《路索民约论》。这使国人对《民约论》始有全面性的了解。孟德斯鸠写的《论法的精神》，1903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了张相文据日文本转译的本子，取名《万法精理》。原著31章，该书只译了前20章。著名翻译家严复从1900年始据英文本翻译此书，取名《法意》，于1904年至1909年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自由论》，是19世纪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中的重要著作。严复在庚子事件前着手翻译此书，于1903年交付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群己权界论》。同年，译书汇编社也出版了马君武的该书译本，封面题名《弥勒约翰自由原理》。英国学者甄克思的《社会进化简史》是阐述其关于国家政治进化的一部著作，并于1900年出版。严复将该书译出，予名《社会通诠》。该书从原书出版到译本告世，仅用了4年时间，译介相当及时。至于约翰·穆勒的《代议政体论》、德国政治学者伯伦知理的《国家学纲领》等，都被译成中文本刊行。

3．经济学

中日甲午战前出版的介绍西方经济问题的译著只有《富国策》《保富述要》《列国岁计政要》等少数几种，且多一般性的读物。甲午战争后这类译著多了起来，出现了系统介绍西方经济学的新局面。归纳起来，这类译著大致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讲经济学理论的，如《原富》（英国亚当·斯密著，严复译）、《节本原富》（亚当·斯密著，张鹏一撰）、《经济通论》（日本东邦协会著）、《最新经济学》（作新社编译）、《经济原论》（美国麦喀梵著，朱宝绶译）等；第二类是经济发展史、学说史方面的，主要有《万国商业史》（日本小林丑三郎著，罗普译）、《日本货币史》（日本信夫淳平著，新民译）、《生计学说沿革小史》（梁启超撰）、《经济学之起源及其沿革》（日本和田垣谦三著）等；第三类是财政方面的，如《国债论》（日本土子金四郎著，王季点译）、《欧洲各国比较财政及组织》（德国海开路著，译书汇编社译）、《财政概论》（亚粹编）、《预算制度概说》（明永编）；第四类是讲商业的，如《商学》（张相文编译）、《商务教程》（日本田岗佐代治译）、《世界各国商业比较略说》（《江南商务报》第19期刊登）等；第五类是讲金融的，如《实用银行簿记》（日本米田喜作著，奉天编译处译）、《纸币论》（日本杉荣三郎讲授，唐宗愈述）、《格里森货币原则说略》（双涛编，刊登于《国风报》1910年第3期）等。这些译著从经济学研究的历史到现状，从经济理论到各国实行的经济制度，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尤其关于西方经济理论、经济思想的译著占了较大比重，说明中国人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正在向较高的层次发展。

马君武像

早在19世纪80年代前后，西方社会学的片断信息已经见诸《申报》、《万国公报》等报刊。对社会学系统介绍是在戊戌维新运动兴起之后。1895年严复在《原强》一文中，扼要地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学，并称社会学为“群学”。这是他最初涉及社会学的文字。而中国学者最早使用“社会学”一词，则是谭嗣同。他在《仁学》中说：“凡为仁学者”，需通晓包括“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在内的中外各种书籍[23]。但他只使用了“社会学”一词，并未对其内容作具体阐述。最早系统译介西方社会学著作的是章太炎和严复。1902年章太炎翻译的《社会学》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该书原作者是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译本分上下卷，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社会学家孔德、斯宾塞、葛通哥斯等人的学说思想。次年，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由上海文明编译书局出版。该书译自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法》。这是斯氏代表作《社会学原理》的绪论，是学习社会学的入门之作。严复早在19世纪80年代初就读过此书，大为倾服，1897年为《国闻报》翻译前两篇，到1903年始将全书16篇全部译出。此期刊行的其他社会学著作还有：马君武译的《社会学原理》（斯宾塞著）、吴建常译的《社会学理论》（美国吉丁斯著，一译葛通哥斯）、金鸣銮译的《社会学》（日本澁江保著）、林纾与魏易同合译的《民种学》（德国哈伯兰著）、东文译书社出版的《人与猿》（日本寺田宽二著）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是颇受国内学者关注的学科，介绍和引进都比较及时。

5．逻辑学

中日甲午战前，西方逻辑学的片断知识已经传入国内，人们称之为“辨学”、“名学”、“论理学”。对逻辑学的系统引进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严复为介绍西方逻辑学做出独特的贡献。1900年严复在上海开“名学会”，讲授逻辑学，并翻译西方逻辑学著作。他译出的逻辑学著作有两部，即《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穆勒名学》，原名Logit，直译为《逻辑体系》，英国学者约翰·穆勒撰著，出版于1843年，是形式逻辑的一部名著，以研究归纳法为主，但由于作者以经验论为宗旨，对归纳法作用有所夸大。严复在1900年至1902年翻译了该书前半部，交付南京金粟斋于1905年出版。后半部始终未译出。《名学浅说》，原名PrimerofLogic，直译为《逻辑入门》，英国学者耶芳斯撰著，是一本逻辑学的通俗读物，1876年出版。严复在谈该书译述经过时说：“戊申（1908年）孟秋，浪迹津沽。有女学生旌德吕氏（碧城），谆求授以此学。因取耶芳斯《浅说》，排日译示讲解，经两月成书。中间义恉，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24]这两部译著对于国人了解西方近代逻辑学起到重要的启蒙作用，从而也确立了严复作为我国近代逻辑学奠基人的地位。时人评论说：“自严先生译此二书，论理学始风行国内，一方学校设为课程，一方学者用为致学方法。”[25]在此期，更多的逻辑学译著还是由留日学生译成的，如《论理学达恉》（日本清野勉著，林同祖译）、《论理学纲要》（日本十时弥著，田吴炤译）、《论理学问答》（日本富山房编，范迪吉等译）、《论理学教科书》（日本高岛平三著，金太仁作译）等。它们中的多数是讲形式逻辑的基本知识，这对刚开始接触这门学科的中国人来说还是深浅适宜的。田吴炤译的《论理学纲要》与严复译的上述两书比起来，颇具特色。严复译著侧重讲归纳法，而田氏译著则偏重介绍了演绎法，弥补了在逻辑学介绍中出现的偏差。另外，它还在翻译上使用的名词术语方面比严译著书更通俗一些，便于初学者学习。正因为如此，该书出版后颇受学界欢迎，多次再版而仍供不应求，直到民国初年出版的一些逻辑学教科书，还是以它为底本来编写的。

除了上述提到的学科外，西方的教育学、美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学科亦得到广泛的介绍，因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叙述。

中日甲午战争后的西学传播以更大的规模、更丰富的内容，冲击着神州大地，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由于西学知识的广泛介绍，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豁然大开，开始从更高的层次、更新的角度反省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感和历史责任感的近代文化意识。此期的进步人士反对以往那种对西方文明的片面认识，把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他们看来，文化的发达与否是衡量一个民族或国家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志。进步人士把鲜明的文化意识与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感结合在一起，沿着这个思路探讨西方国家强大和中国落后的原因。有人撰文指出：文化学术是世界文明进步的巨大动力，“泰西何以强？有学也，学术有用，精益求精也。中国何以弱？失学也，学皆无用，虽有亦无也”。[28]有人还提出“学战”的口号，认为世界各国竞争不仅表现在军事上、经济上，而且还表现在文化学术上。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在开展“兵战”、“商战”的同时，开展“学战”。所谓“学战”乃是晚清时期仁人志士要求振兴中国民族文化的口号。他们认为，不懂得“学战”，“兵战”、“商战”都将不得要领。诚如张继煦所说：“今日言兵战，言商战，而不归之于学战，是谓导水不自其本源，必终处于不胜之势。”[29]

新的文化观念启迪了创造新文化的实践活动。中日甲午战争后这种工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和建立资产阶级近代新文化。当时进步的人士吸收了西学中的民主思想，对封建专制思想体系发起猛烈的批判，要求冲破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摆脱纲常名教的牢笼。刊登在《新世纪》的《排孔征言》一文竟然提出“孔丘之革命”[30]的主张。这在当时确是大胆之论。在批判封建传统文化的同时，进步知识分子从事近代文化事业的建设。他们从丰富的西学中汲取营养，把西方的民主精神当作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内质和改造中国的良方妙药。青年革命家邹容在《革命军》中大声疾呼：“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得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幡宝，以拓展于我神州土。”[31]中国近代文化的许多方面都从输入的西学中汲取了营养，如思想观念、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教育、文艺、文字改革、社会风俗等，都在外来文化（包括西学）的影响下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或局部性地，或根本性地改变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