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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晚清诸子学的复兴（第2页）

《中国哲学起源考》刘师培　第23期　1906年12月

《王学释疑》刘师培　第26期　1907年3月

《荀子词例举要》刘师培　第31期　1907年7月

《荀子名学发微》刘师培　第32期　1907年8月

《晏子春秋补释》刘师培　第35期　1907年11月

《水经注札记》王闿运　第38期　1908年2月

《邓牧传》邓实　第40期　1908年4月

《荀子补释》刘师培　第48期　1908年12月

《庄子解故》章绛（太炎）　第51期　1909年3月

《穆天子传补释》刘师培　第50期　1909年2月

《吕氏春秋斠补自序》刘师培　第60期　1909年12月

《贾子新书斠补》刘师培　第61期　1910年1月

《白虎通义阙文补订》刘师培　第75期　1911年2月

《管子斠补》刘师培　第80期　1911年7月

此期梁启超发表的著述主要有：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新民丛报》第3号（连载）　1902年3月

《周末学术余议附识》　《新民丛报》第6号　1902年4月

《墨子之论理学》　《新民丛报》第49—第51号　1904年6月—8月

《子墨子学说》　《新民丛报》第49—第58号　1904年6—12月

《重印郑所南心史序》　《新民丛报》第69号　1905年5月

《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　《新民丛报》第77—第78号　1906年3—4月

《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　《新民丛报》第80—第82号　1906年5—7月

《中国之武士道》　广智书局1904年发行

《管子传》　《饮冰室专集》第28卷

除此以外，严复写过《阳明先生集要三种序》《庄子评点》等，蔡元培著《中国伦理学史》对先秦的荀子、老子、庄子、农家许行、墨子、管子、商君、韩非子、淮南子、王阳明、黄宗羲诸家的伦理思想作了论述，从一个新的学术视角对诸子学作了阐发。在上述提到的学者中，成就突出、影响较大的是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等人。

此期的诸子学研究从总体而言，具有视野广阔、思路新颖的特点。

所谓视野广阔是指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在此以前，学界对诸子学的研究范围较窄，主要局限在先秦两汉时的各家，而对汉以后的非主流学派则很少提到。此期的新派学者则不然，不仅对秦汉诸子进行研究，还对汉以后的各家学派进行开掘，极大地丰富了诸子学的研究内容。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已经在思想上摆脱了“独尊儒术”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再把诸子学仅视为“千古绝学”，而是从振兴中国民族文化的高度来看待诸子学研究。为此，他们提出了“国学”的概念，把中国学术分为“国学”与“君学”“真儒之学”与“伪儒之学”。邓实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指出：国学是深为帝王所不喜欢的真儒学术思想，“与有国以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学是帝王所尊崇的伪儒学术思想，“以人君之是非为是非者也”。“真儒之学，只知有国；伪儒之学，只知有君。知有国则其所学者，上下千载，洞流索源，考郡国之利病，哀民生之憔悴，发愤著书以救万世，其言不为一时，其学不为一人，是谓真儒之学。若夫伪儒者，所读不过功令之书，所业不过利禄之术。苟以颂德歌功，缘饰经术，以媚时君，固宠图富贵而已。”[101]他认为，“国学”与“君学”是对立的，“此盛则彼衰，此兴则彼仆”。而受到君学压抑的先秦诸子及后世诸子之学，均属国学之列，应该大力挖掘，发扬光大，发挥其积极作用。邓实说：

亭林乡治之说行，而神州早成地方自治之制；梨洲原君、原臣之说倡，则专制之局早破；船山爱类辨族之说著，则民族独立之国久已建于东方矣。是故数君子之学说而用，则其中国非如今日之中国可知也。推而老、庄、申、韩、荀、墨之学用于战国，则战国非昔日之战国；伏生、申公、辕固生之学用于汉，则汉非昔之汉，又可知也。惜其学不用，乃成此晚近衰亡之局，而反以无用诬古人，古人不更悲乎。[102]

用“国学”的观点看待中国学术，这就打破了单纯从时间上区分诸子的限制，从而扩大了诸子学的范围。

所谓思路新颖是指新派学者摆脱汉学考据治学宗旨与方法的影响，运用近代学术思想和方法开展诸子学研究所开出的规模。

从研究的侧重点看，此期的研究成果固然有一些关于诸子典籍的注释、考证类的作品，但数量不多，而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宏观纵论，综合性研究的作品，研究的侧重点是对诸子学的总体论述、探求其内在规律性及其兴衰成败的原因所在，在研究的深度上进了一大步。如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运用西方进化论为理论，从宏观上考察了中国学术的历史发展进程，把中国学术史分为8个时代：“吾欲画分我数千年学术思想界为七时代（按：应为8个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子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其间时代与时代之相嬗，界限常不能分明，非特学术思想有然，即政治史亦莫不然也。一时代中或含有过去时代之余波，与未来时代之萌蘖。”[103]他称春秋战国为中国学术的“全盛时代”，把魏晋时期称为“老子时代”，反映出作者对诸子学的重视和高度评价。梁氏还对诸子学的特点作了论述。他按各派发源地区的不同把先秦诸子百家分为南北两派：儒家、法家、阴阳家、墨家、名家归于北派；而把老子、庄子、杨朱、许行、屈原等归于南派。北派的特点概括为：“崇实际”“主力行”“贵人事”“明政法”“重阶级”“重经验”“重保守”“主勉强”“畏天”“言排外”“贵自强”；南派的特点是：“崇虚想”“主无为”“贵出世”“明哲理”“重平等”“重创造”“喜破坏”“明自然”“任天”“言无我”“贵谦弱”等。他对先秦诸子百家活跃的学术局面倍加推崇，以深邃的思想分析了“全盛时代”形成的7项原因：（1）“由于蕴蓄之宏富也”；（2）“由于社会之变迁也”；（3）“由于思想言论之自由也”；（4）“由于交通之频繁也”；（5）“由于人才之见重也”；（6）“由于文字之趋简也”；（7）“由于讲学之风盛也”。[104]梁氏的论述着重把握诸子学及中国学术的总体特点，初步探讨了其发展大概及变迁因果规律，发前人所未发，具有新意。诸子学中具有民主、科学精神，可资用来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内容，也同样是新派知识分子阐述的重点所在。如《墨子》中的“兼爱”思想、科学精神；王阳明“心学”对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强调；黄宗羲等人的反君主专制主张、《管子》、《商君书》中的“变法图强”思想等内容，都受到新派知识分子们的重视，发表文章予以阐发。如梁启超在《子墨子学说》一文中把墨学高度评价为拯救中国的真理，指出：“今举中国皆杨也。有儒其言而杨其行者，有杨其言而杨其行者，甚有墨其言而杨其行者，亦有不知儒、不知杨、不知墨而杨其行于无意识之间者。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之，厥唯学墨；唯无学别墨而学真墨。”[105]

从撰写体例上看，打破了传统学术史以儒学为重点，以人物学派为中心的旧体例，把诸子百家的研究纳入近代学科分类的框架之中，变“以人为主”为“以学为主”。在此以前，中国学术思想史著作多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一书为范例，其写法是以王朝兴替为断限，以人物为中心，以学派源流为线索来撰写。这种写法虽然长于表现个别学派和学者个体的情况，但却难于从整体上反映思想学术的变化规律和特点。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则打破了旧学术史的体系，把先秦诸子纳入近代学科分类体系之中。他在书中开列的学科计有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计学、兵学、教育学、理科学、哲理学、术数学、文字学、工艺学、法律学、文章学等16门。他认为，近代的这些学科在中国先秦时代早已齐备，并均有系统研究，有些学科的研究达到一定的深度。如心理学“唯孔子性近习远之旨立说最精。”[106]伦理学方面，墨家、老庄、杨朱、韩非子、商君、管子等都有创见，但“汉魏以降，学者侈言伦理，奉孔孟为依归，视诸家为曲说，故诸子学术湮没不彰，亦可慨矣。”[107]刘师培最推崇荀子的名学思想，认为它已经具备了归纳逻辑法与演绎逻辑法：“归纳者即荀子所谓大共也，故立名以为界。演绎者即荀子所谓大别也，故立名以为标。”[108]在政治学方面，儒家“以德为本，以政刑为末，视法为至轻”，把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而又不以法律加以限制，是“不圆满之政法学也”，不足为训。墨家主张平等，“较之儒家，其说进矣。”法家“虽以主权为君，然亦不偏于专制。”[109]在经济学方面，他最赞同管子的“贷国债”“税矿山”的主张，认为这与西方国家“所行之政大约相符”，是先秦诸子各家中唯一“以富民与富国并重者。”[110]总之，刘师培的分析论述贯彻了反封建的民主精神，对儒家学说中的敬天法祖、尊君崇上、重本抑末、禁私禁欲等观念进行了鞭挞，而对诸子百家中带有进步性、民主性的思想因素予以充分的肯定，高度评价了墨家的“兼爱”思想、道家藐视权贵的精神及管子富国富民主张，为诸子学研究作出积极贡献。

从研究方法上看，新派学者除了使用传统学术的研究方法对诸子学典籍进行考证外，还采用了近代科学方法，如比较法等开展研究。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把中国学术与古希腊、古印度的学术作了比较，指出：“以地理论，则中国、印度同为东洋学派，而希腊为西洋学派；以人种论，则印度、希腊同为阿利物族学派，而中国为黄族学派；以性质论，则中国、希腊同为世间学派，而印度为出世学派。故三者互有其相同之点，相异之点。”[111]这些论述虽然流于肤浅，但都是用比较法研究中国学术的最初尝试，具有学术上的开拓意义。对于先秦诸子学的研究，他也将其优缺点进行比较，从中得出总体性的结论。他把先秦学术归纳为五点长处和六项弱点。五点长处是：“国家思想之发达”“生计问题之倡明”“世界主义之光大”“家数之繁多”“影响之广远”。其六项弱点是：“论理思想之缺乏”“物理实学之缺乏”“无抗论别择之风”“门户主奴之见太深”“崇古保守之念太重”“师法家教之界太严”。[112]两相比较，优点大于缺点，先秦时代的学术，尤其是诸子学取得的成就，构成了中国学术史上的辉煌时期。

总而言之，从戊戌维新思潮以后，诸子学研究在新的起点上开展起来。在治学宗旨上，新派学者改变了乾嘉考据学那种脱离现实，崇古信古的治学老路，把治学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斗争实际结合起来，注意发挥学术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在治学内容上，西方学术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知识界，使新派学者破除“独尊儒术”的旧框框，扩大了学术眼界，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振兴中国民族文化和探讨学术发展内在规律上来。在治学方法上，他们把当时传入中国的一些科学方法，如历史进化论、比较研究法、逻辑学方法等，广泛地引进诸子学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为民国年间中国近代学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注释

[1]张穆：《海疆善后宜重守令论》，《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9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2]潘德舆：《任东涧先生集序》，《养一斋集》卷十八，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