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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封建传统道德的困窘（第1页）

第一节　封建传统道德的困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并没有立即转变为近代社会，而在一个较长的阶段里仍然保持着传统封建社会的形态。由于清王朝的极力提倡，封建旧道德一度出现强化的趋向。当然这并不表明封建旧道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只不过是其衰败中的回光返照而已。封建制度的衰朽，统治者的奢华，官场的腐败，理学的僵化、虚伪，社会风气的江河日下，早已显露出封建传统道德的危机与末途。为了挽救封建道德的危机，清朝统治者不断发出“励道德、正人心、兴教化”的呼吁，企图以此规范人们的思想言行，维持封建统治秩序。一些正统官僚士大夫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强调强化封建道德教化的作用。曾国藩的《讨粤匪檄》、唐鉴的《省身日课》、罗泽南的《姚江学辨》、倭仁的《为学大指》、李棠阶的《志节编》《四书约解》等书，都是宣扬“忠、孝、节、义”“修、齐、治、平”的作品，一度产生过不小的影响。然而，鸦片战争后，西方思潮及学术的涌入使中国传统道德面临着新的挑战，而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又为中国封建旧道德的更新准备了内在的根据。这样，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变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之势。概而言之，封建旧道德在鸦片战争后受到来自三方面的冲击：一是来自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批评，二是来自民间反抗势力的冲击，三是来自新兴资产阶级的批判。

一、地主阶级改革派的道德反思

鸦片战争前后，在统治阶级内部发出“励道德、正人心”的呼吁声中，存在着一种与正统道德观念不同的呼声，这就是龚自珍、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所提出的振兴传统道德的主张。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危机的发生不是来源于纲常名教被削弱，而是由于正统道德过分地束缚人心，反而使人们失掉了耻辱心；而挽救道德的办法不能单纯依靠强化正统道德来实现，必须要提倡一种更符合人的本性、与正统道德有异的道德规范。为此，他们一方面尖锐批评当时社会上的种种道德堕落的现象，另一方面大胆提出自己的道德主张。

龚自珍用犀利的笔调对统治阶级腐化堕落，少廉寡耻进行了揭露，他指出：

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僚士大夫道德堕落的严重危害性，说：

农工之人、肩荷背负之子则无耻，则辱其身而已；富而无耻者，辱其家而已；士无耻，则名之曰辱国；卿大夫无耻，名之曰辱社稷。[2]

一旦人们都不讲道德，社会将处于“水火之中也，则何以国？”

魏源在揭露社会道德沦落时指出：

鄙夫胸中，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所陈诸上者，无非肤琐不急之谈，纷饰润色之事；以宴安酖毒为培元气，以养痈贻患为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3]

所谓“鄙夫”乃指少廉寡耻，道德堕落之人。魏源同样看到社会道德危机的严重性，说：“使人不暇顾廉耻，则国必衰。”[4]

地主阶级改革派不仅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种种道德堕落的现象，而且还指出了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龚自珍指出，封建统治者的专制独裁是导致社会道德堕落的重要原因。他说：

昔者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积百年之力，以震**摧锄天下之廉耻。[5]

他敢于从封建君主专制中寻找道德败坏的原因，其见解可谓高人一筹。龚自珍的道德思想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强调人的个性。他对封建旧道德压抑人的个性极为反感，强调“私”和“自我”。在他看来，“私”是人本来就有的，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甚至把“有私”与“大公无私”视为人禽的根本区别。他说：

他很强调人的主观自我意识，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使人们在精神上独立起来。他说：

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圣人也者，与众人对立，与众人为无尽。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7]

他所说的“我”是一种主观精神，是与程朱理学中的“道”与“极”相对立的道德精神观念。很明显，龚自珍是在用主观唯心论的道德主张反对封建统治者推崇的程朱理学所主张客观唯心主义的道德精神，具有进步意义。

龚自珍、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关于道德问题的论述，不仅在抨击旧道德，揭露道德危机方面有着社会震撼作用，而且发出个性解放的呼声。这种呼声尽管很微弱，但成为他们伦理思想中具有新意的内容，包含着近代“道德革命”的思想萌芽。

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对传统道德的冲击

下层民众对传统道德的冲击，也是不容忽视的。其突出表现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伦理道德领域产生的重大影响。

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把基督教教义与农民平等观念、传统儒学中的一些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了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伦理道德观念，对清朝统治阶级尊奉的正统道德体系进行了激烈的批判。1843年，洪秀全接受《劝世良言》中的宗教宣传后，把村塾中的孔子牌位撤去。孔子是封建时代纲常名教、正统道德精神的总代表，洪氏的这一举动对于封建道德是一种大胆的藐视和不恭。在《太平天日》一文中，洪秀全编排了一个皇上帝鞭挞孔子的神话故事，明白地告诉人们，他试图用经过改造之后的西方基督教教义，来批判和改造中国旧的伦理道德说教。洪秀全不仅做出一系列反传统的举动，而且还提出自己的宗教道德观念。他“将基督教与中国人熟悉的传统观念与信仰联系起来，使互相适应，以便于传入民众而已”。[8]他认为，天下人皆为上帝的子女，应该像兄弟姐妹一样彼此平等。他在《原道救世歌》中主张：“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专”、“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世界上强凌弱，富欺贫的现象，都是不平等、不合理的，亟应改变。这些主张不仅体现了广大农民群众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不满，而且也是对强调等级尊卑的封建伦理道德的一种批判。尤其在起义之初，太平天国的朴素平等思想得到较好的贯彻，在起义队伍中建立起较为和谐的内部关系。如所有参加起义的人一律以“兄弟姐妹”相称。《原道醒世训》云：“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原道觉世训》云：“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天朝田亩制度》规定了人们在经济上的平等：“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尽管这些规定和主张未能真正贯彻，但它毕竟反映了农民群众渴望摆脱封建经济剥削、精神压迫、道德束缚，向往新生活的良好愿望，对于纯洁起义队伍的道德，鼓舞斗志，增强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太平天国采取的妇女政策，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如允许女子同男子一样参军参政，禁止封建买卖婚姻，废除娼妓、纳妾、买卖奴婢、缠足等摧残妇女身心健康的封建陋习，使妇女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这也是下层民众冲击传统道德牢笼的一种表现。

然而，太平天国对封建旧道德的冲击基本停留在形式上，并未完成中国社会新旧道德的更替。太平天国在提倡朴素平等思想的同时，也在宣扬封建伦常，在道德建设上表现出明显的两重性。天朝印行的《天父诗》《天条书》等文件，都系统地宣扬封建传统道德，《太平礼制》则建立起一套极为森严、繁琐的等级制度和礼仪制度。太平天国当局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解放妇女，另一方面又强调“严别男女，整肃后宫”。天王洪秀全在一道诏旨中说：“咨尔臣工，当别男女。男理外事，内非所宜闻。女理内事，外非所宜闻。朕故特诏，继自今，外言永不准入，内言永不准出……臣下有称及谈及后宫姓名位次者，斩不赦也。后宫而［面］永不准臣下见，臣下宜低头垂眼。臣下有敢起眼窥看后宫面者，斩不赦也。”[9]太平天国起义走上封建化的道路，在道德上出现了向纲常名教复归的倾向，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农民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而是小生产者，在各方面都与落后的生产方式相联系。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提出一套全新的伦理道德体系来取代封建的纲常名教，实现中国近代社会的道德重建。

三、新兴资产阶级的道德批判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神州大地兴起了两场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一场是戊戌维新变法运动，另一场是辛亥革命。这两场运动都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进步政治斗争。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他们都接受了从西方输入的进化论、民权说、自由平等观念，形成了新的伦理道德主张，具有崭新的批判封建旧道德的思想武器。这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太平天国起义者所不能比拟的。正是由于维新派、革命派拥有新的思想武器，他们才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高举“道德革命”的旗帜，对封建旧道德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而批判最猛烈的是“三纲”道德观念。下面作分别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