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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近代出版机构的创办（第1页）

第二节　近代出版机构的创办

鸦片战争以后，机械印刷术逐渐传入中国并流传开来，雕版印刷日渐为铅印等机器印制所代替，这就为近代出版业的形成奠定了技术基础。同时，西方文化也伴随着血腥与硝烟滚滚东来，而中国民众则在民族危亡关头幡然猛醒，救亡图存，于是中西文化就在19世纪中叶形成了一场广泛的冲突。外国教会、封建官僚和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想通过书刊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旧的出版体系显然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于是，清政府办起了官书局，私坊刻书也逐渐分化，新式印刷出版机构便应运而生。

一、19世纪40—60年代中国境内的出版业

鸦片战争后，各国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各省活动。他们除兴建学校、开办医院外，还创设了不少出版机构，其中较主要的有墨海书馆、美华书馆、格致书院、益智会和广学会等，他们利用政治、经济和印刷技术上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国的出版事业。

1．墨海书馆（LondonMissionaryPress）

英国传教士在上海最早设立的编译出版机构，也是上海最早拥有铅印设备的机构，先后由麦都思和伟烈亚力（A。Wglie）主持。该馆除出版宗教书籍外，还出版了多种自然科学书籍，成为早期向中国输入西洋知识的媒介。

2．美华书馆

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出版机构，其前身是成立于1844年的花华圣经书房，1845年迁至宁波，更名为美华书馆。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费启鸿负责，主要印刷基督教书刊。此外，还出版数十种自然科学书籍，如伟烈亚力口译、李善兰笔述的《代数学》、丁韪良（WilliamAlexanderParsonsMartin）译的《格物入门》等。1886年出版的《万国药方》是最早传入中国的介绍西洋医药的译本。

3．广学会

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1887年创立于上海，编译出版了大量宗教和政治、历史、自然科学书籍。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译，1895年出版）和《中西战纪本末》（为《万国公报》发表的有关甲午战争各种报道的汇编，1896年至1900年出版，共三编）。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出版活动，从其主观上讲是为了传教，进行文化侵略，但在客观上将近代化机械印刷术传入了中国，促使了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形成。同时，他们出版的书刊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新思想。

而此时的中国民族出版业，基本上仍停滞在古老的雕版印刷上，并由地主阶级所垄断。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出版了一批反映中外战争的出版物。如反映鸦片战争的《中西纪事》（夏燮编）、《夷氛闻记》（梁廷枏著）等。同时，外国的入侵和清政府的连连败绩，使部分地主阶级士大夫开始觉醒，迫切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林则徐、魏源和徐继畲等人。他们著书立说，建议清政府学习西方的长处，加强沿海与边疆防务，以抵御外国的侵略。

《四洲志》是林则徐辑译活动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书，根据英人慕瑞（HughMurray）的《世界地理大全》编译而成，1841年出版。该书介绍了世界五大洲30余国之地理、历史、政治、风俗等方面的情况，是近代中国第一部世界地理志。《海国图志》是魏源于1841年根据《四洲志》和其他许多文献编纂而成的，书中广泛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瀛寰志略》是徐继畲编著的一部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知识的著作。1846年徐氏担任福建巡抚时，收集中外各种图书资料编纂研究成书。该书对世界各地尤其是东南亚及南亚各国史地沿革、风土政情、社会变迁叙述详确，受到社会关注。

太平天国时期的出版活动，在中国出版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农民革命政权刻印的图书，打破了封建统治者对出版事业的垄断。太平天国出版活动的著作人，前期以洪秀全为主，其作品主要有《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文献，是太平天国革命早期的理论纲领。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也有《天父下凡诏书》、《反清檄文》、《太平军目》等著作刊行。在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出版事业的重要成就，为中国农民革命摆脱封建羁绊提出了改革设想，为太平天国绘制了新的蓝图。同时，太平天国革命中后期还提出出版儒家经典的问题。

19世纪40—60年代，是中国近代出版业形成时期的第一阶段。从技术上讲，雕版印刷和铅印并存并逐渐使铅印占主导地位，从出版事业的主体来讲，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出版活动和太平天国的出版事业的兴起，打破了中国出版史上一千多年来一直被儒家经典统治的局面，是中国出版史上新的变革时期。

二、洋务派创办的翻译出版机构

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在大力兴办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创办新式学校之外，还设立了翻译出版机构，其中最著名、对中国出版业影响最大的是北京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同文馆于1862年成立于北京，是清末最早的洋务学堂，馆内设印刷所，译印数理化文史方面的书籍。在从1862年成立到1901年并入京师大学堂的近40年间，同文馆编译的西书有《万国公法》、《全体通考》、《化学初步》、《化学阐原》、《拿破仑法典》、《公法会通》、《格物测算》等数十部。从事翻译的外国人员有丁韪良、毕利干（M。A。Billeguin，法国人）、骆三畏（S。M。Russcll，爱尔兰人）、德贞（Dr。Dudgeon，英国人）。中国的译员有汪凤藻、凤仪、庆常等。

在同文馆的译作中，有几部书影响最大，包括《万国公法》（丁韪良译，1864年出版）是北京同文馆出版的第一部书，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论述国际关系的译著。《化学指南》和《化学阐原》（毕利干译）是中国最早介绍化学知识的书，在中国化学史上起过重要作用。《星轺指掌》（1876年出版）是第一部外交学中译本。《富国策》（1880年出版）是第一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译本。《英文举偶》（1879年出版）是第一部英文文法中译本。

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译书机构，同文馆对于后代译书风气的形成、翻译人才知识结构的造就和译书出版经验的积累，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同文馆之后，又涌现出一些译书机构和新式学堂，其中出书最多、历史最久的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江南制造局是曾国藩、李鸿章于1865年在上海创办的新式军用企业。当时徐寿、徐建寅父子曾在其中供职，对舰炮枪弹多有发明，他们为“探索根底”，要求“将西国要书译出”，刊印传播，得到曾国藩允准。1867年，翻译馆成立，由徐寿负责。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1868年开始译书，起初选择译书都系该局急用者，而不在乎各门学科的系统性，重点是工艺制造和自然科学，特别是关于武器与船舶制造学方面的书。以后译书范围逐渐扩大。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在其存在的40多年（1868年至1912年）中，共译刊了200余种书籍，内容涉及军事应用技术、工艺制造、铁路、医学、自然科学理论等。军事应用技术方面的有《制火药法》（1873年傅兰雅、徐建寅合译）、《克虏伯炮弹》和《克虏伯炮操法》（1872年金楷理、李凤苞合译）等。工艺制造与矿业方面的有《汽机发轫》（1868年伟烈亚力、徐寿合译）、《冶金录》（1879年傅兰雅、赵元益合译）、《宝藏兴焉》（1884年傅兰雅、徐寿合译）、《井矿工程》（1870年傅兰雅、赵元益合译）、《银矿指南》（1871年傅兰雅、应祖锡合译）等。西医方面有《儒门医学》（傅兰雅、赵元益合译）、《内科理法》（舒高第、赵元益等译）等。铁路方面的有《行军铁路工程》（1886年傅兰雅、汪振声合译）、《铁路汇考》（1899年傅兰雅、潘松合译）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在注重应用技术类书籍的翻译出版活动的同时，也翻译出版了一批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方面的书籍。数学方面的有《微分溯源》、《三角数理》、《决疑数学》（分别于1874年、1877年、1880年由傅兰雅、华蘅芳合译）等。物理学方面的有《奈端数理》（李善兰、伟烈亚力、傅兰雅合译）、《电学全书》（傅兰雅、徐建寅合译）、《通物电光》（傅兰雅、王季烈合译）、《声学》（傅兰雅、徐建寅合译）、《光学》（金楷理、赵元益合译）等。化学方面的有《化学鉴原》、《化学考质》、《化学术数》、《化学工艺》（由徐寿、傅兰雅、汪振声等译）等。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主要翻译人员，外国译者有傅兰雅（JohnFryer）、伟烈亚力、金楷理（CarmmKrerer）、林乐知等，中国译者有徐寿、徐建寅、华蘅芳、李凤苞、李善兰、赵元益等，翻译方法主要是由外国人口译，中国人笔录。

洋务派的翻译出版活动给中国出版业带进了一丝新鲜空气，向中国输入了一大批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及新成果，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的研究，促进了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

三、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出版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