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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第2页）

广东水陆师学堂是清末有名的海军学校之一，其前身是原广东实学馆。1887年3月，两广总督张之洞会同广东巡抚吴大澂奏请以实学馆为基础，创办水陆师学堂。

江南水师学堂是由南洋大臣曾国荃于1890年奏请在南京设立的，培养驾驶、管轮人才。

洋务派创办水陆师学堂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随着甲午战争中海军的挫败，使水陆师学堂也随之衰落。造成这种结局的根本原因在于缺少发展的客观条件，当时的中国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实行的都是封建制度，尽管这些军事学堂能在发展过程中得到洋务派的偏爱和清政府的支撑，却终不能摆脱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蚀和禁锢。

天津武备学堂创于1885年，这是清末第一个新型陆军武备学堂。李鸿章力主创办的这所武备学堂，其目的是仿效西方军事学校，以提高军队素质，增强战斗力。后来北洋系将领多出于这所学堂。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时，学堂被毁。

1896年，袁世凯、张之洞又分别奏请设立了直隶、湖北武备学堂。

武备学堂的创立无疑为清末以至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国培养了不少军事人才。其教学和课程设置不仅重视应用学科，也重视基础理论学科，能在学习基础理论课的基础上再做军、兵种的学习操练。对此并有明确规定以避免偏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洋务派那种急功近利的思想有所转变，并能从根本上着眼来培养军事人才。在招生制度上，水陆师、武备学堂与外国语学堂和军事技术学堂的招生办法有所不同，即在招生时资格规定甚严，对学生基本知识、道德品性以及身体素质、健康状况都有较为明确的要求。

洋务派所创办的水陆师武备学堂，推动了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它的某些管理措施和制度的推行，突破了封建传统教育束缚。但由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创办者自身局限性所囿，它实际上并没有起到洋务派所倡导的“靖内患，御外侮”的目的。

四、近代早期的留学运动

洋务运动期间，为了培养洋务人才，洋务派官僚除了开办一批洋务学堂外，还办理留学教育，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中国近代的留学教育始于1872年，最早提出这项建议的是容闳。

容闳像

容闳曾于1846年赴美读书。1854年，他成为第一位取得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学者。回国以后，容闳产生了选派留美学生的教育计划和愿望。1862年，他由朋友介绍，成为曾国藩的幕僚。这时，容闳和上海道丁日昌相契，并与丁日昌商议“教育计划”，后因故搁置。1870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容闳协助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处理教案，并向曾国藩呈报“教育计划”。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等在容闳所拟“教育计划”的基础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并附有《挑选幼童赴美肄业章程》12款，规定在“上海设局经理挑选幼童派送出洋等事”，选送幼童，每年30名，4年计120名，15年后每年回国30名。经清政府批准，命候补知府刘翰清总理上海局（又称上海西学局，即幼童留美预备学校）事宜，并在沿海各地挑选聪颖幼童。

从1872年起的四年内，容闳等先后率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1881年，清政府担心留学生西化，遂改变留学政策。在美国的120名留学幼童，除早已撤回、病故，以及不愿回国的26人外，其余的94人分三批撤召回国。留学幼童的学业半途而废，原尚可观的留学教育就此夭折。这件事，确实是对腐败清王朝的一种嘲弄。

这批学业未竟的留学生在美期间，接触、学习了许多西方文化，对推动中美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并涌现出詹天佑、唐绍仪、梁敦彦等杰出人物。初步统计，这批留美学生中后来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其中工矿负责人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其中大学校长2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者12人，外交次长、公使2人，外交总长1人，内阁总理1人；从事商业者7人；加入海军者20人，其中海军将领14人。[11]总之，除少数早亡，埋没故里者外，大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洋务派官僚在派遣留美幼童之后，还奏请派遣留学英、法、德等欧洲诸国的留学生。从1877年至1897年的20年间，在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奏请下，福建船政学堂先后选派出四批学生赴欧留学。洋务派官僚派遣的留欧学生，在1879年以后陆续学成回国，对近代中国社会起了重大的影响。其中，有的成了中国海军的主要骨干，有的致力于海军教育事业，有的成了近代中国的实业人才。其代表人物为刘步蟾、萨镇冰、邓世昌、严复、马建忠、魏瀚等。[12]

总之，洋务派兴办留学教育，从学生中选拔优秀学生出洋留学，这是一种明智而有远见的举动。其留学教育的措施是行之有效的，大多数留学生也是不负众望的，学成归国后，在近代中国海军建设和造船工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在20世纪初出现的留学热潮就是在这种基础上掀起的。

可惜的是，由于当时中国的腐败、落后，这些留欧学生未能充分地施展其才能，还有一部分留欧学生“皆散处无事”，“或被外国聘往办事，在各国领事馆以及洋行充当翻译，出现了“我才弃为彼用，我用转需彼才”的怪现象。

五、书院改革

随着洋务事业的发展，对谙习洋务的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但洋务学堂为数寥寥，而原有的旧式书院久已朽衰，根本造就不出有用之才。清朝各省书院自雍正朝设立以来，这些一直是教授应试的科举八股文的中心。书院学生皆沉溺于科举考试，醉心于功名利禄。越到以后，书院不仅所学科目日益陈腐僵化，锢弊已深，而且成为贪污受贿、结党营私的场所。康有为指责广设这样的书院不过是“多增咿唔求爵禄之肆而已……国家无所借以为治，此今日学之大患。”[13]其实，远在康有为之前，洋务派的许多官僚就已痛感科举教育早已不能适应外患迭起、洋务发展的新形势，于国家富强无补。清廷也屡颁诏谕，敕令各省迅速增设新书院，以求中西兼学。于是出现了一股创办新式书院的热潮，而使清代书院达于极盛时期。

张之洞是书院改革的重要人物。他先后创办了五所书院，即湖北经心书院（1869）、四川尊经书院（1875）、山西令德书院（1885）、广州广雅书院（1888）和武昌两湖书院（1890）。这五所书院一个比一个更为注重西学的讲授和研究，反映了他思想的变化路程。其中广雅书院、两湖书院在当时各省著名书院之中，堪称规模宏大、成绩卓著的佼佼者。

广雅书院设于广州，最初开设经学、史学、性理之学、经济之学、词章之学，后改为经、史、理、文，把经济学、舆地学附于史学之中。史学中包括西学的某些内容，成为书院中最热门的课程之一。广雅书院对书院的办学方向有重大影响。

两湖书院改革了教学内容，将经、史、理、文四科改为经、史、天文、舆地、地图、算学六门。又将地图科改称兵法，分为三类：兵法史略学、兵法测绘学、兵法制造学。增设化学、博物、测量、军训和体操等课程。

中国书院制度，自宋迄清，历时千载，一直都是封建统治者培养通经博古之鸿儒硕学的场所，是为其封建统治服务的。时值晚清，书院处在巨大动**变革的时代，适应社会需要而进行从课程到制度的诸种变革，其间英才辈出，造就了大量的摒弃科举功名而究心实学、思想进步的新式人才。与传统书院培养的人才相比，改革后的书院大异其趣，它们的不同是：

首先，书院肄业诸生热心西学，拥有近代科技新知，学识渊博，勤于思考，有自己的见解。一些人还能运用新知有些发明创造，为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与运用均有突出贡献。

其次，肄业院生再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菽麦不辨的经生宿儒，他们思想活跃，勤于思考，不仅注重学习近代科技新知，且多能与社会现实、民族危机相联系，真正是“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不少人抨击时弊，力倡改革，言辞犀利，入木三分。

书院改革是时代风气渐开的新观念、新形势的产物，而它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观念更新和历史发展进程。书院由独尊中学而强调西艺西政之学的重要性以至设立西学课程，这是它适应国家求富求强的时代需要的反映。书院不仅是近代科技教育和传播的重要场所，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社会发展的栋梁之才，含英咀华，而且也使它成为新思想、新观念的发源地之一。不少肄业诸生由此走上“离经叛道”之路。这是清廷改革书院时始料不及的，也是晚清书院改革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之所在。

六、成就与不足

洋务时期的教育改革，其对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推动了迥异于传统教育的新式教育的产生。传统教育一向轻视专门技术人才的培养，尤其与社会经济生产进步紧密相关的自然学科，更被人们视为雕虫小技，往往只在朝廷附属的特殊教育机构中有所传授，且这种知识既处于被垄断的地位，又处于“奴婢”的地位。对于普通的学校教育和一般的受教育者来说，科技知识可谓“无以与焉”。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过程所需要的科技知识，主要是通过代际之间生产和生活经验的积累和传递来解决。而洋务派进行教育改革，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维护封建统治而育才。最早设立的京师同文馆目的在于训练外语人才以便交涉，所以奕劻称该馆“系为边务储才之地”，学生“高者可备行人摈介之班，下者亦充象胥舌官之选。”[14]

洋务运动期间，各类学校总计41所，其中外语学堂8所，水陆师武备学堂27所，专业技术学堂11所。各类学校共计培养的学生约5000人，[15]人数虽然有限，但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

第二，在教育内容中引入了西学，开始打破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思想文化在我国教育中的一统天下。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观与天朝意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和天人合一的认知方式，由此形成了古代中国主要以怀柔态度看待与外部的联系，处理对外交涉的策略，以及以儒学为主体、吸收涵化各种外来文化因子的开放心理。中国在东亚的优越地位，与欧亚其他文化体系接触的片断性、间接性，以及当时尚缺少优于本位文化的异质文化的客观现实，巩固并增强了中国人的内聚意识，虽不讳言与人交往，毕竟缺乏主动精神和必要有效的传递手段。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使传统教育中第一次引进了西学，呈现出西学与中学并存的局面，并被后来的一些思想家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上是在尊崇封建政治理论和伦理道德的前提下，容许了外国语言文字、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乃至世界知识、国际公法等实用科学和技术的引进和传播。西学的作用在日益扩大，地位逐步提高；而中学的作用在日益缩小，地位逐渐下滑，呈现出无可奈何的颓势。这对于变革旧的教育内容，改变我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培养适应社会进步所需要的新式人才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冲击了陈腐的科举制度，为教育制度的变革提供了前提。洋务学堂及新式书院与传统科举教育不同，它打破了只读儒家圣贤书的局面，对学生进行系统科学知识的讲授，强调知识的实用性，以便为社会培养多方面的实用人才。这诸多方面的变化与应试科举形成鲜明的对照，并随近代社会的发展日益显示出蓬勃的朝气和旺盛的生命力，从而形成对科举制度的强大冲击。尽管当时新式教育仍只能作为科举的附庸，旧政权、旧意识仍千方百计阻挠它的发展，然而它却毋庸置疑地成为将来取代科举制度的基础。

毋庸讳言，由于洋务派的教育变革，并非是一种内部引发模式，而主要是对外来文明的一种被动反应，因此这种变革的进程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着“时差”，教育改革滞后的情况显而易见：未从根本上解决人才的培养问题；缺少一套完整的近代化的教材，旧的教科书不能用，新的教材又不成熟，不免捉襟见肘，漏洞百出；培养出来的有限毕业生并不被重用，处处受到封建制度的歧视和限制。

洋务教育改革的实践证明，要搞近代化就必须具有懂得科学的人才。如果说洋务派的被动应付、无根本改革之意是洋务教育没能取得更大成效的根本原因，那么，洋务教育未能培养出更多的具有近代化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管理人才和外交人才，则必然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