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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近代图博业的开创（第1页）

第三节　近代图博业的开创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势力的入侵，中国的封建制度逐渐崩溃，封建藏书楼日益衰落，而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启迪民智”，力主设立公共藏书楼。再加上外国传教士在上海等地建立了几所教会图书馆，也对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非常重视图博业的作用，将图书报刊的流通与其革命活动结合起来，致力于“开新”的变革，倡办各种形式的藏书楼，知识分子成为当时藏书楼的主要读者对象。到20世纪初叶，公共图书馆的创建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中国近代图书馆业逐渐得以确立。与此同时，中国近代的博物馆业也伴随着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创办博物馆而拉开了序幕。到1905年，中国人自己创办了第一个近代形态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标志着中国当代形态博物馆业的形成。

一、近代图书馆的产生

中国近代图书馆，是随着旧式藏书楼的衰落和西方先进技术的出现，经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促进而逐渐诞生的。

（一）旧式藏书楼的衰落和图书馆思想的萌芽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外国势力的侵入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封建政治制度和自然经济日趋瓦解，这就直接导致了旧式藏书楼的衰落。

在旧式藏书楼衰落过程中，太平天国运动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太平天国运动动摇了江南地主阶级的藏书家队伍，加速了旧式藏书楼的衰落过程。在太平天国革命初期，对儒家典籍一概毁弃，在革命过程中，也有意无意地毁坏了一些文物典籍，如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所藏的《四库全书》即被付之一炬。此后，中国一直动**不定，战乱频繁，战祸殃及许多藏书之地，使许多藏书毁于兵燹，有的散失，有的被盗，封建藏书楼开始衰落。

由于鸦片战争后封建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有些农村中的地主阶级在频仍战争的摧残之下逐渐破产，已无力维持藏书楼的局面，不时把藏书典当出卖，或以书抵债，或卖书以供挥霍，有些封建官吏宦途失意，以书变卖充公或折求盘缠，致使部分图书流入城市，这样，改变了封建地主官僚独占图书的局面。

大藏书家的出现和藏书公开为近代图书馆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清代，出现了几个藏书宏富的藏书家，主要有浙江陆心源的“皕宋楼”、丁丙的“八千卷楼”、山东杨以增的“海源阁”和江苏瞿镛的“铁琴铜剑楼”等。这些大藏书家的出现，使藏书相对集中，中小藏书家相对减少，使旧式藏书楼的原有结构发生了动摇。而到了20世纪初叶，这些大藏书家又相继公开自己的藏书，供本族人和社会公众查阅。所以，在旧式藏书楼衰落的同时，也孕育着它们向社会公开的趋势。

伴随着旧式藏书楼的衰落，开明士人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创建图书馆的要求开始出现。近代社会的发展使中国人民对清政府的愚民政策日益不满，增长知识、关心政治、要求参政的社会意识逐渐形成，特别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倡议创建图书馆的呼声反映了国人对近代图博业的要求。

林则徐、徐继畲等开明士人最早注意到近代图书馆的作用。他们通过《四洲志》和《瀛寰志略》等书，把英美各地的大图书馆、藏书楼介绍进中国。此后，早期改良主义者提出了创建公共藏书楼的主张。马建忠、王韬、郑观应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比较了旧式藏书楼与图书馆的得失，指出了旧式藏书楼的局限，鼓励人们把藏书向社会公开，向民众开放，或集资共同创建新式图书馆。他们还热情向国人介绍西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藏书技术，说明外国图书馆借阅制度的简便，这对于中国封建藏书楼封闭甚严的做法无疑是一种冲击。随着维新派关于维新变法思想的日趋成熟，他们对于全面创办公共藏书楼的思想主张也更为明确，并为创办公共藏书楼大造舆论。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关于图书馆有不少论述。如梁启超在《变法通议·学校总论》中有“七曰藏书”，《论学会》的十六项工作中有“七曰咨取官局书籍，概提全分，以备储藏；八曰尽购已翻西书，收庋会中，以便借读”[11]。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上介绍“泰西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兴学校、曰新文馆、曰书籍馆”。他在《戊戌政变记》中提到强学会应办的五件事中，便有“开大图书馆”[12]一事。这些主张都反映了中国人对于近代图书馆追求的呼声和变化轨迹。

（二）外国教会图书馆的示范作用

在中国旧式藏书楼日渐衰落的过程中，外国传教士为更好地进行宗教和文化侵略活动，在中国建立了教会藏书楼和图书馆，这就使国人更为直观地了解到外国藏书楼和图书馆的社会作用，促进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形成。外国教会在中国创建的藏书楼和图书馆中影响较大的有：

1．徐家汇天主教藏书楼　1847年创办，是众多教会图书馆中规模较大的一所。起初专供耶稣会会士研究参考，后来，其他教徒或社会人士由教会人士介绍，经藏书楼主管同意，也可入内阅览。

2．上海图书馆　1849年创办，原名工部局公众图书馆，到1851年发展成为上海图书馆。其经费来源主要是公共租界内中国人的税款和借书会员纳费。藏书不多，且大多为外文，有“洋文图书馆”之称。

3．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　1871年由伟烈亚力创建，藏书大多为有关东方的历史、宗教、语言、科学、艺术等中西文图书，是当时“中国境内最好的东方学图书馆”[13]。

此外，还有圣约翰大学图书馆和格致书院藏书楼等。这些藏书楼和图书馆的建立及活动从藏书结构、服务方式、经费来源等不同侧面都对处于草创阶段的中国图书馆业有着程度不同的潜移默化的启示作用，甚至这些藏书楼和图书馆内的藏书直接丰富了中国近代图书馆的馆藏，如徐家汇天主教藏书楼的藏书后来归上海图书馆保存，格致书院藏书楼的藏书后来由上海市立图书馆接收。

（三）戊戌维新对近代图书馆事业形成的促进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维新变法运动兴起，维新派极力宣传要救国就要维新，在文化上主张废除科举八股、开办新式学堂、办报纸、办书局。强学会成立后的两件事就是办报纸和图书馆。强学会“书藏”（图书集中的地方）的读者对象为一般民众，其主要任务是启迪民智。强学会的“书藏”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的雏形。

维新派创办公共藏书楼的活动，得到了清朝开明官员的支持。1896年，刑部侍郎李瑞棻在《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中提出，“与学校之益相须而成者盖有数端”，其中首要的一项就是创建藏书楼。同年，时任工部尚书的孙家鼐也奏办官书局，要求设立藏书院。

强学会之后，全国各地的维新组织学会纷纷建立，1896年至1898年，全国共成立学会近百个，其中大多创建了“书楼”。“书楼”的目的在于宣传维新，推行改革，藏书内容一改旧式藏书楼经史子集的内容而以新学、西学为主。从读者对象来讲，学会书楼分向社会公众开放和只供会员阅览两种，读者对象逐渐扩大到一般知识分子和部分市民，其性质已具备供社会公众共同使用的近代图书馆的特点。学会书楼打破了封建藏书楼的封闭性，吸收并采用了一些西方近代图书馆的管理技术和管理制度。学会书楼是由旧式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变过程中的重要阶段，是近代图书馆的先声。

在学会书楼出现的同时，一些私人藏书家也将其藏书进行扩充整理后向社会公众开放，公共藏书楼在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在安徽和浙江等省都办起了比较重要的公共藏书楼，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浙江的古越藏书楼。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藏书建设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即由封建藏书楼发展至近代图书馆的时代。

古越藏书楼是接受西方教育救国思想的浙江山阴乡绅徐树兰于1902年创办的，两年以后公开开放。徐树兰创办古越藏书楼的目的在于存古和开新，即在存古的基础上实行开新。古越藏书楼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1）采用了近代图书分类新方法，在图书编目法方面有所突破。它将藏书按“学部”、“政部”分类，1904年印行了《古越藏书楼书目》，在图书分类、编目和书目体系、类目名称上都有所创新，突破了旧式藏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在编目方法上，著录详明，有分析、互著、参见。（2）在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上，接受了西方图书馆的管理方法和制度，其借阅方法分读者登记借还书和阅览厅阅览两种；为管理图书等财产，藏书楼设有书目册和器具册等。（3）古越藏书楼在社会公众中的广泛影响使社会各界人士逐步了解和认识到图书馆的社会作用，从而促进了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学会藏书楼和公共藏书楼的创建，已摆脱了封建藏书楼单纯藏书的功能，而演变为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公众的创办宗旨，这就逐渐推动了近代面向社会的公共图书馆的兴起。

（四）辛亥革命前夕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1896年，“图书馆”一词经梁启超由日本介绍到中国，1902年，清政府颁行的《学堂章程》中，提到“大学堂当附属图书馆一所”，这是中国官方文件中首次出现“图书馆”一词。

20世纪的前10年，是新式图书馆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我国首部图书馆法《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也于1909年12月由学部奏请拟定，对设立图书馆的目的、藏书范围、职责、管理制度、图书管理与流通等都作了规定。

各省公共图书馆的创建真正奠定了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基础。1904年，长沙知识界创办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1906年湖南巡抚庞鸿书拟定章程，拨给经费，委派官员，创设湖南图书馆，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公共图书馆。此后湖北、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陕西、云南等省也相继建立了省级公共图书馆，它们均在一定程度上向社会开放。京师图书馆也在李瑞棻、罗振玉和张之洞的奏请下于1909年开始筹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