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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史界革命（第2页）

他还试图以社会的物质生产及生活方式的变化来说明历史的发展，不仅在方法上是一种新的探索，在历史发展观上也是一种革新，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性质。

邓实在方法论上更注重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作宏观的把握中，去彰显进化论的历史观。他将人类历史已然的进化分为四期：太古时代、群争时代、君权时代、民权时代，并指出20世纪还将进入第五期的“世界主义”时代。这样他不仅指出了人类社会历史是进化的，而且这种进化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为不同的社会形态。强调中国社会将无可避免地要结束千年封闭的君主专制时代而走向民主共和、走向世界的历史进化轨迹，有力地彰显了进化论的历史观，同时也论证了现实的共和革命的合理性。

此外，刘师培也是主张用进化论历史观来研究历史的。他于1903年撰写的《中国民约精义》和《攘书》就是系统运用历史进化论的观点解释中国古代史的代表作品。

尽管用进化论历史观来解释历史在新派人物中较为普遍，但笔者认为，梁启超的进化论历史观最为典型，代表着“史界革命”的理论潮流。梁启超由于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学说，在19世纪末形成了他的早期进化论历史观，并成为他宣传维新变法、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最锐利的思想武器。20世纪初，在他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之际，又把进化论学说引进历史研究之中，坚持人类历史是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进化的观点，冲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不变论和“治乱相循”的历史循环论的束缚，指出历史的进化不是直线式的发展，而是“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46]由低级向高级曲折前进，但总的趋势是今天胜过昨天，将来超过现在，越变越进步。据此，他认为，旧史学那种“一治一乱，治乱相循”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吾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47]这就点出了他的进化史观与旧史观的根本区别。他确认历史是不断进化的，是有规律性可循的，而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明之幸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48]

梁启超进化史观的另一项内容即是将生物界进化法则运用于历史领域。他根据达尔文学说明确提出：“世界以竞争而进化，竞争之极，优者必胜，劣者必败。久而久之，其所谓优者，遂尽占世界之利权；其所谓劣者，遂不能自存于天壤。此天演之公例也。”[49]“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之进步立止。”[50]他把竞争看作世界进化的根本动力。在《新史学》中，则明确地将人类历史概括为人种竞争的历史。他说：“历史者何？叙述人种之发达与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51]“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52]竞争是历史进化的动力，竞争是历史发展的法则。他从人与人竞争的方式上把历史划分为“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53]等四个竞争阶段。又认为“一国者，团体之最大，而竞争之**也。”[54]而当时的世界正处于国与国间竞争的**阶段。他用竞争解释了历史发展的递进关系，在理论上回答了竞争、奋斗、自强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意义。

总之，梁启超运用资产阶级进化论观点，对历史及历史学的目的、任务所作的明确表达，对于封建史学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也代表着新史学理论建构中以进化论历史观作为历史研究指导思想的基本倾向。

（三）突破传统史学体例，扩大史学研究领域

封建史学著作的编纂体例，不外乎编年、典志、纪传和纪事本末体等几大类。“史界革命”的实践者夏曾佑在编撰《中国古代史》时，突破了旧史学编纂体例的框框，另辟新的途径，采用章节体编写中国通史。利用这种体裁系统地编纂中国历史，夏曾佑可以说是近代史家第一人，而这种章节体例正是在新历史条件下，为适应资产阶级新的史学内容和特点而出现的。夏曾佑编纂《中国古代史》的目的，是在于据往事以推未来，在于寻求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达到“文简于古人，而理寓于往籍”，“足以供社会之需要”。从中可以看出，作为近代资产阶级史学所要求记载的内容，和封建史学家所要求记载的内容是不完全相同的。

此外，新史学在内容上，要求突破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政治史为基干的狭隘格局，把记载和研究范围扩大到文化、产业、工艺、美术、学术、宗教、风俗、教育、交通等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方法上，充分吸收地理学、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经济学以及伦理学、心理学、物理学、社会学乃至生物、化学、数学等各种现代科学新成果和新方法，也是此期新史学的重要特征。其中梁启超提出的鉴别史料反证假说的实践主义方法、关于史料整理的归纳比较法，即“用统计学的法则，拿数目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迹”[55]的“统计研究法”；王国维提出的以地下的新材料与文献记载相互补正的“二重证据法”的历史考证方法，都是“新史学”方法论的重要内容。

（四）用史学为爱国救亡服务

“史界革命”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挖掘并进一步开拓了历史学的经世功能，用史学为爱国救亡服务。梁启超在论述历史学对西方社会进步的作用之重要性时说：

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56]

在近代西方发达国家，历史学是促进国民团结的“群治进化”的科学。然而在中国，传统史学尽管发达，史籍尽管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却未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57]，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就由于它不是群治进化之学而是帝王的家谱。因此，从爱国保种、救亡图存的需要出发，发动一场改造传统史学观念与史学功能的“史界革命”势在必行。这也正是史学在救亡图存运动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价值体现。

梁启超认为，一个国家只要重视史学，发挥历史的爱国主义教育作用，则人民就会团结起来，社会就能进步发展。因此，他提出，“国民教育之精神，莫急于本国历史”。[58]他对本国历史与发扬本国人民爱国精神之关系讲得具体而明确。

1903年，曾鲲化在其编纂的《中国历史》中论述历史的目的时也曾指出：“历史学者，为学界最闳富最远大最切要之学科，社会上之龟鉴，文明开化之原理，国民爱国心之主动力也”。也非常重视历史与爱国心的密切关系。他还讲到，历史学的任务应该“调查历代国民全国运动进化之大势，最录其原因结果之密切关系，以实国民发达史价值，而激发现在社会之国魂”。[59]所以，《浙江潮》在介绍曾鲲化的《中国历史》时也提出了“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源泉”[60]的观点。

夏曾佑是“史界革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与梁启超一样，也深明史学对现实有重大作用。他撰著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61]就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在该书的《序》中，他就表示，自己研究古代史是为了寻找拯救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他认为学习历史可以增进人的智慧，而智慧“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62]。他正是为了当时维新变法的政治需要，才潜心于历史研究的。他在《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一文中认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即在于变法没有以历史为根据。他强调，变法必须抓住本国的历史特点，否则，“立不合于历史之政治”，则其统治下的人民“不能一日安”，政治本身“亦无有不归于澌灭”。他认为，“凡其能行之而不废，循焉而有效者”，都必须“推本于历史”。总之，夏曾佑是满怀爱国热情，从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需要出发，来研究历史，编著《中国古代史》的。

章太炎是史学革命的积极拥护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论述史学的重要意义。他强调历史学可以激发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主张，是在20世纪初具有代表性的主张。他认为，史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民族的兴衰存亡。1902年，他发愤要著百卷中国通史，以宣扬民族主义，解救国难民危。1906年，他提倡“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63]章太炎所说的“国粹”即指广义的历史：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他认为历史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构成要素，历史毁则其国必亡，所以当外敌入侵之际，欲作复兴之计，唯有提倡读史，以史籍所载之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为之灌溉，民族精神、爱国精神才会蔚然兴起。[64]他主张通过习史“通史致用”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他说：“史之发人志趣，益人神智，其用实倍于经，非独多识往事而已。”[65]中国历史悠久，古代文明发达，通过历史教育，可以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同时也“知国家强与弱的原因，战争胜败的远因近因，民族盛衰的变迁。”[66]从而寻求正确的振兴中国、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因此，“若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67]在章太炎那里，“爱国”是爱整个中国，例如他说：“昔人读史，注意一代之兴亡，今日情势有异，目光亦须变换，当注意全国之兴亡。”[68]这里所用的“全国”显然不是一姓朝廷而是众民之国，即民族国家。总之，把史学与激发国民的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强调“通史致用”为救亡图存服务，这是章太炎历史观的一大特色。

20世纪初的一些进步刊物，如《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觉民》《晋乘》以及《竞业旬报》等，也都异口同声地宣传历史与爱国心的密切关系，呼吁大家都要重视历史，以激发中国人民爱国的思想和感情，并要求以实际行动来拯救祖国，振兴中华。由此可见，“史界革命”提出的用历史学为爱国救亡服务的宗旨，已成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共识。

三、近代新史学的成就

“史界革命”的新成就主要体现在外国史研究、新式历史教科书的编撰等方面。

（一）外国史研究的成果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清王朝的反动腐朽统治不仅没能有效地阻止列强的侵略，反而更加深了民族的危机。因此，日渐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要求变法图强、要求革命的呼声，已经汇聚成时代潮流。在史学界代表着这一时代潮流的新史学家们在外国史研究上侧重于亡国史、变法史、立宪史和革命史的研究和介绍。其学术成就不仅代表着“史界革命”在外国史研究方面所体现的高度，而且还更多地反映着救亡图存、变法求强的时代特征。

1．亡国史的研究和介绍

从中华民族的现实需要出发，通过总结一些国家亡国的历史教训来激发国人危机意识的这种“亡国史鉴”工作，应该说从维新变法时期起就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进行了。1898年梁启超在为汤觉顿译《俄土战纪》所作的叙中，分析了土耳其衰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内政腐败和外交不慎，并指出，“其与今日中国之情实何相类也。”为此，他呼吁应把这类外国史著“悬诸国门，以为我四万万人告也”，[69]以启发国人的忧患意识。康有为在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曾向光绪帝进呈了《波兰分灭记》[70]一书。该书凡7卷，分为10章，叙述了波兰因政治腐败，从一个欧洲大国，渐至衰弱，终被强国瓜分灭亡的历史。提醒人们牢记前车之鉴，勿蹈波兰亡国覆辙。梁启超到日本后，在《新民丛报》上继续撰写大量有关亡国史方面的文章，如《朝鲜亡国史略》《越南亡国史》《朝鲜灭亡之原因》等，激发国人的危机意识。从1900年以后，革命党人也开展了“亡国史鉴”方面的撰述宣传工作。因此，这类著作是当时有关外国史研究著作中数量较多的一类。据粗略统计，1900年至1911年间出版的亡国史译著（包括杂志所刊）当在50种以上。[71]其中流传较广的有殷鉴社编的《近世亡国史》、薛蛰龙（公侠）译的《波兰衰亡史》、章起渭译的《埃及近世史》（商务印书馆1903年本，日人柴四郎著）等。一些周边国家的亡国史尤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关于印度，出版有夏清馥编译《印度灭亡战史》（上海群谊社1903年本）、程树德译《印度史》（闽学会1903年本，日人北村三郎著）、汪郁年译《印度蚕食战史》（载1901—1902年《游学译编》，日人涩江保著）、钱瑞香《印度灭亡史》（载1903年《童子世界》）等多种；关于朝鲜，有李芝圃译《朝鲜亡国史》、毛乃庸译《朝鲜近世史》（上海教育世界出版社1903年本）等；关于越南有《越南亡国惨话》（载《第一晋话报》1905年第6期）、《安南亡国后之痛史》（载《东方杂志》1910年第8期）和梁启超的《越南亡国史》等。总之，20世纪初，亡国史编译和研究一时趋盛，从根本上说，是这一时期极度严重的民族危机激起的。这种直接为政治服务的史学具有较浓厚的宣传色彩，在开阔历史视野，了解世界，增强爱国心方面具有较明显作用，同时也成为近代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其影响是深远的。

2．变法史、立宪史的研究和介绍

有关外国变法及立宪史的研究和介绍主要由维新派人士来进行。资产阶级维新派通过介绍国外立宪运动的成功经验来为自己的维新变法理论提供依据。康有为为了阐扬维新主张，刻意考求了各国变法史实，编写了好几部外国史著作，于戊戌变法期间进呈光绪帝。其中就有《俄国彼得变政记》和《日本变政考》两部。希望通过向光绪介绍各国变法史，来大力推行变法。

1901年以后，维新派在编译研究国外立宪史方面又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有佩弦生译的《欧美各国立宪史论》《英国制度沿革史》（广智书局1902年译印本），麦孟华译《英国宪政史》（广智书局1903年本，日人松平康国著），罗普译述《日本维新三十年史》《日本国会纪原》（译书汇编社1903年译印本，日人细川广世著）《普国变法中兴记》（载《京话报》1901年第6期）《俄国立宪史论》（载《宪政杂志》1906年第1期），等等。从中可以看出，维新派对立宪史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英、日、德等君主立宪国，尤以英、日为盛。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跋》中所说中国变法“但采鉴日本，一切已足”一句最能说明学习日本的重要性。维新派通过这些著作极力宣传立宪致强，专制必亡的观点，同时为促使清廷早日立宪，他们还在外国史研究中列举种种史实，力陈因循守旧的危害，反复阐述立宪的好处，认为立宪则“举一国之君臣上下齐而纳之规律之中，虽有暴君污吏，亦皆缚于规条，怵然不敢犯天下之不韪。其或强暴枭桀，悍然滥用其特权矣，然受其害者犹得起而抵抗，据宪法而力与之争，故匹夫穷民皆有所恃以自固，法治国与人治国其利害之悬绝如此。”且“立法自制，公此政权，则欧美革命之惊波或不横流于亚陆，而国家庶可永固。”[72]可见他们研究各国变法立宪史的用意，是为中国的政治变革提供具体方略。

3．革命史和独立史的研究和介绍

20世纪初，一些进步知识分子还编译出版了不少介绍外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作，如《泰西革命史鉴》《美国独立史》《美国独立战史》《美国独立史别裁》《法兰西革命史》《意大利独立史》《意大利建国史》《荷兰独立史》《希腊独立史》《俄国革命战史》，等等。当时知识分子对外国独立史和革命史的编译和介绍，主要是为了从中寻找“救吾国之妙药”，如《浙江潮》在介绍青年会编译的《法国革命史》时指出：此书“欲鼓吹民族主义，以棒喝我国民，改订再三，始行出版。其中叙法国革命流血之事，慷慨激昂，奕奕欲生，正可为吾国前途之龟鉴云云。购而读之不觉起舞，真救吾国之妙药，只吾国之主动机关也。爱国志士不可不各手一编，以自策励。”[73]如果说亡国史的研究体现了爱国人士在严重民族危机刺激下产生的急切救国愿望，立宪史的研究和介绍反映了维新派企图通过改良方式挽救民族危亡的愿望的话，那么，革命史和独立史的研究和介绍则反映了革命派欲通过革命手段，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强烈愿望。

（二）新式历史教科书的编撰

新式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也是“史界革命”所取得的重要成就。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学校的兴起，学校教育的迅速发展，编写新的历史教科书已成为社会的普遍需要。1902年，文明书局推出丁宝书《中国历史》2册、陈懋治《中国历史》2册、秦瑞玠《西洋历史》2册和《东洋历史》1册、吴启祥译《万国通史教科书》2册。继后，商务印书馆出版庄俞《历史》4册、姚祖晋《历史》4册、姚祖义《最新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2册等。在众多的教科书中较有影响的当推曾鲲化的《中国历史》、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中国历史》是曾鲲化留日期间，参考东西洋名著及中国史籍编成的一部历史教科书。上卷于1903年由东新译社编辑出版，署名横阳翼天氏。内容广涉各时代教育、艺术、政治、外交、武备、地理、宗教、风俗、实业、财政、交通、美术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尤致力于探讨人群进化之大势和盛衰隆替之原因。是书出版后，受到新学界欢迎。有人在《浙江潮》上撰文称其“体裁新辟，材料丰多，而又以民族主义为其宗旨，诚我国历史界开创之大作，而普通学教科书中稀有之善本也。”[74]夏曾佑所撰《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其一生中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史学著作，凡三册。该书贯以今文经学和历史进化论观点，将中国古代历史分为上古（自远古时代至周末）、中古（自秦至唐）、近古（自宋至清）三大时期和传疑、化成、极盛、中衰、复盛、退化、更化等七个小时期。书仅成隋以前部分，只能算半部通史，但因颇多创新，显示了与封建正史完全不同的面貌，故在当时享有一定声誉。1933年，商务印书馆复将其改题《中国古代史》重排出版，列入大学丛书。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全书迄西周末，3册，1905—1906年间由国学保存会出版。此书比较注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对古代田制、农器、商业、财政、工艺、宫室、衣服、饮食等经济发展过程，都列有专题论述。尤注重从古代礼俗及典章制度中考察社会变化状态。

综观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不仅数量日渐增多，而且种类繁富，除了一般的中外通史著作，亦出现了乡土历史、兵法史和时务掌故教科书等。从编纂形式来看，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大多采用章节体，或以接近章节体的以课为题的编写形式。它突破了封建传统史学体裁独占史苑的局面，推动中国历史编纂学向前跃进一大步。近代章节体日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以帝王为中心的封建旧史学的没落和资产阶级史学兴起后治史风气转换的趋势。此外，这一时期的教科书还表现出以历史教学救国的编纂思想。例如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序谓：

这段论述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思想。总之，试图利用宣传历史与爱国心的密切关系，以唤起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是这一时期教科书的编纂宗旨之一。清末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不仅促进了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在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化进程中起过重要作用，而且以史教救国迅即成为清末社会各阶层“教育救国”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起了救亡图存的舆论先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