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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第2页）

当然，就各省局部而言，区域性的差异则十分突出。

三、近代教育管理机构的设立与“留学热”的出现

近代中央教育行政组织的确立以1905年“学部”设立为标志，但学部创设经历了一个过程。1903年张之洞等在《学务纲要》中曾议设“总理学务大臣”，管理全国学务，这是学部创设的前奏。但中央设“总理学务大臣”的办法并未很好地实行。到1905年，清政府明令停止科举制，随着学校教育的发展，教育行政事务日益繁杂，故各省学政纷纷奏请中央设立学部。因此政务处也于这一年上奏请特设学部，“上师三代建学之深意，近访日本文部之成规，遴选通才，分研教育行政之法，总持一切，纲举目张，实于全国学务大有裨益。”[25]这一年底，清政府正式同意设学部，成为其中央机构的十一个行政部门之一。次年（1906）由学部奏定学部官制并归国子监，同时规定了学部的组织形式。至此，我国近代中央教育行政组织机构才正式有了较为完备的雏形。

学部成立后，在组织系统的建制上，一方面继承了传统部制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受到日本设置文部省的有关成规的影响。学部的组织系统可以说是“土洋”结合。其具体建制情形如下图：

有人对上述学部组织系统，作过这样的评论：“一曰重形式不重事业也。按学部之组织，尚书及左右侍郎俱为政务之官，管部则另设左右丞，较之现在之教育部，部长、次长各一人掌部务，则已多二员……学务极简，徒欲支撑门面，虚设官位，对于行政实不经济。一曰设教育研究所之可嘉也。从事教育行政者，因官样文章之纷扰，势必远离学术，学部中特设研究所，以促部员之进修，此非但自古之所未有，抑亦有胜于今日也。一曰职业教育之列入行政系统。我国兴学动机，本在御侮图强，故所设学堂，多之实用，职业教育之呼声，于时颇盛，故学部列有实业教育一司。虽为仿自东瀛，亦适应当时之需要也”。[26]这一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学部是中央教育管理机构，至于地方则有学务公所与劝学所。学部成立后，于1906年4月奏请各省“裁撤学政”，“改设提学司”，建学务公所，并拟就各省学务详细官制及办事权限章程，这标志着近代省级教育行政机构正式形成。

此外，学部还奏定《劝学所章程》，设劝学所为各厅、州、县之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归地方官监督。其任务是：“按定区域，劝办小学，以期逐渐推广普及教育”[27]。

从清末教育行政组织的形成情况看，中央教育行政组织机构建立之后，直至民国成立没有什么变化，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则处在变动之中，并受到中央学部与地方行政的过多干预，因而其功能在当时并未很好地发挥。

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办学堂，进行教育改革，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过，作为全国统一的教育宗旨，尚未颁布。

1901年9月14日，清廷上谕称：学堂中“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务使心术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学，庶几植基立本，成德达材，用副朕图治作人之至意。”[28]这道上谕已道出将“中体西用”作为办学方针。

1904年1月，《奏定学堂章程》阐述了办学宗旨：“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29]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学制的颁布，学部的建立，厘定教育宗旨日益迫切。1906年初，学部奏请将教育宗旨确定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清廷照准，并于3月25日予以公布。[30]

新的教育宗旨的前两端：忠君、尊孔，反映了“中学为体”；后三端：尚公、尚武、尚实，体现了“西学为用”。于此可知，清政府一方面要极力维护封建统治，另一方面难以完全保留封建旧学而不学习西方，故而只能按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运作。

当然，清廷厘定教育宗旨，增加了新的内涵，与过去相比应该说是一个进步。此外，它对全国学堂的统一管理也起了一些作用。

在厘定教育宗旨的同时，清政府推行教育改革，决定广派留学生，并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发布上谕，提倡游学。1901年9月16日，清廷上谕指出：“造就人才，实为当今急务。前据江南、湖北、四川等省选派学生，出洋游学，用意甚善。著各省督抚，一律仿照办理。务择心术端正，文理明通之士，前往学习，于一切专门艺学，认真肄业，实力讲求。”[31]次年10月5日，清廷又下令：“闻近来游学日本者，尚不乏人。泰西各国，或以道远费多，资送甚少，亟应广开风气。”各省地方当局应“选择明通端正之学生，筹给经费，派往西洋各国，讲求专门学业，务期成就真才，以备任使。”[32]类似的上谕还时有颁布。

第二，授以官职、功名作为鼓励。1903年9月，清廷向全国颁布了张之洞拟定的《奖定游学毕业生章程》。该章程规定：游学生毕业回国，分别奖励拔贡、举人、进士、翰林等各项出身；对于原有举贡等出身的人员，“各视所学程度给以相当官职”[33]。

由于清政府的政策引导，再加以其他因素的影响，20世纪初，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成群结队，“好像唐僧取经一样，怀着圣洁而严肃的心情，静悄悄地离开了故乡，挂帆而去。”[34]留学生的走向，以东邻日本为最多，并形成赴日留学**。有男有女，或官费，或自费；有年长老翁，也有年幼少年；有夫妻同去，有母女同行，但绝大多数为青年知识分子。

关于留学生的人数，1900年以前仅161人，1901年274人，1902年574人，1903年1300人，1904年2400多人，1905年8000多人，1906年多达12000多人。[35]当时还有远赴欧美留学的，但多属官费，且人数无多。只是到了1909年，由于美国决定减收“庚子赔款”的影响，清廷决定每年派60名左右的学生赴美留学，人数才有增加。留美学生多学理工科，这与留日学生多习文科、军事科不同。

派遣留学生出国，对于教育制度的改革、重视西学社会风气的形成、大批人才的培养，起了重大作用，同时，它在客观上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清末教育改革的是与非

清末教育改革的作用、影响最突出的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废除科举，颁布新学制。兴学堂及留学，建立新的教育宗旨及教育管理机构，这一切都暗示着一个事实：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正在为近代教育制度所逐步取代。

第二，西学地位大幅度上升。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学堂虽然也开设了西学课程，但受到一定的限制。而至20世纪初的教育改革，课程中西学、新学的比重则大增。如四川法政学堂有学科20门，其中属于西学、新学范围的达18门；四川优级师范学堂课程有21门，全为西学、新学。[36]当时社会流行着一种“从新主义”，“新”乃西方式或近代化的代名词。英文modernism，今译作“现代主义”或“近代主义”在当时却译为“从新主义”[37]。由此可知西学地位之提高。

第三，在改良社会风俗方面的积极影响。由于文化落后，旧中国迷信盛行，而科学是解放人们的思想，破除迷信的最有力武器。它可以使人们明了一些自然现象产生的原因，并使其得到合理的解释。新学堂无疑成为宣传新的科学知识的基地。同时，这些新学堂的学生用所学的知识又无形地影响着其家属及周围的人们。另外，学堂的发展也迫切要求破除迷信。一些官员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声称：“学堂广设，科学日明，地球掩月而月食，月球掩日而日食，水汽上蒸而为云，遇冷下坠而为雨。学部审定教科书中诠发至明。五尺之童，靡不灼知其故。而救护日月之典，祈雨祷晴之事，官吏犹循成例举行，其子弟斥为怪诞不经。”[38]

第四，传统经学不可怀疑、不可议论的地位也受到动摇。清政府内部一些官员以教育崇实为理由，要求改革大学课程。其称：“大学堂设有经学科一门，国文学一门，所以保存国粹，用意至为深远。唯将来升入之生徒，皆由高等毕业而来，高等学科原有经学大义、中国文学两门。诸生由小学、中学递升高等，其于两种科学经数年之研究，当以深窥其意蕴。大学堂为国家储备任用人才，意在讲求政事，见诸实行，自宜注重实业。经学，国文两门，但应听其自习温习，毋用讲堂授课。”[39]在清末教育改革中，提出废除小学读经，并反对将经学独立为一科的不乏其人。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变革——中国将走出中世纪。中世纪的哲学，即经学必将为人所抛弃。人们需要更新的、能使中国走向富强的知识而不是固守国粹。富强成为人们最高的价值观念，是判断一切的标准。

在看到清末教育改革的成就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其时教育与社会之间的供与需，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其一，遑论其时不少地区的新式教育仍然呈现“雪花效应”，毫无起动举止，即使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如京师所在之地的直隶，学生人数仍不足社会人口的百分之二，故“教育普及”之说确实“难乎其言”。其二，就现实社会所反映的学校数和学生数而言，其中水分很大，有相当大一部分学堂仅是旧式教育机构的改头换面，所教所学仍然完全囿于传统的教学范围之中。其三，即使其时真正称得上新式教育的教学机构，其中教学内容受制于“中体西用”教育宗旨的束缚，故不适于现实社会进步的成分仍占有极大的比例。如其时小学阶段的“读经讲经”课程，即占全部课程的五分之二，加之师资队伍整体水平低下，专业知识储备不足，因此这种新式教育应打的折扣也很大。其四，这一时期教育供给的不足，还表现在中、高等教育发展的不足，尤其社会真正需要的新知人才的短缺。尽管“新政”令下之后，高等教育有过短暂时间的“普及”，这就是1901—1903年间各省省会多设有省立大学堂，然而这些大学堂大多名实难副，所以1903年清廷下令除保留京师、山西、北洋三所大学外，其他各省大学堂一律降格为高等学堂。即便如此，据1909年统计，全国官立高等学校的设置，包括三所大学堂在内也仅有主要属于中学高年级阶段的教育机构123校，学生22262人，而其中法科特种学校即占47所，学生达12282人，分别占整个高级学校数和学生数三分之一强和二分之一以上。[40]由此可见，其时高等教育不仅发展不足，而且还处于一种畸形发展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