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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近代图博业的开创（第2页）

学校图书馆也同时产生了。学校图书馆以京师大学堂图书馆为代表。京师大学堂图书馆的前身是该学堂藏书楼，创办于1898年11月。《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一章中指出：京师大学堂为各省表率，体制尤当崇宏，今设一大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济览而广天下风气。1902年，张百熙奏陈恢复京师大学堂，并于是年设立藏书楼，分别提取各省的官局书籍或购买民间旧本，时务新书，已译未译西书，归入藏书楼。京师大学堂图书馆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前身。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批私人图书馆，其中最著名的要算1904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创建的图书室（1909年定名为涵芬楼），即东方图书馆的前身。涵芬楼首批重要藏书是收入绍兴徐树兰熔经铸史斋50余橱藏书。后来，“凡遇国内各家藏书散出时，总是尽力搜罗；日本欧美各国每年所出新书，亦总是尽量购置”[14]。涵芬楼以收藏古籍善本著称，由于集中收购了几个藏书家流散的藏书，因而拥有许多精品。

近代图书馆与旧式藏书楼的根本区别，在于图书馆联系众多的读者，向读者开放，而藏书楼则采取封闭的体制，与社会隔绝。在此时，对社会公众开放已成为变革后的旧式藏书楼和新建图书馆的主要活动方式，也是社会公众对藏书机构的共同要求。在近代图书馆的产生过程中，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敲响了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封建藏书楼的丧钟，揭开了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新的篇章，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兴起开辟了道路。到20世纪初，以湖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为代表的新式图书馆的创建，标志着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最终确立。

二、近代博物馆的出现

博物馆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但具有近代性质，作为独立的文化教育机构意义上的博物馆，却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的展开而萌芽并产生的。保存和研究历史文化遗物，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商代起，王室官府和贵族已经开始重视对文物的搜集和保存。这一悠久历史是近代以来中国博物馆产生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中国博物馆的历史渊源。到19世纪中叶以后，这种历史渊源加上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博物馆的影响，就逐渐形成了中国近代博物馆产生的客观条件。

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西方的博物馆作为一种新事物被介绍进中国。1849年出版的徐继畲《瀛寰志略》中就提到普鲁士、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军功厂”和“古玩库”。此后，中国外交官员、洋务人员和留学生也都将西方各国的博物馆情况写进他们的游记和随笔中，用“画阁”、“古物楼”、“积宝院”、“博物院”等名目来描述外国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和文物模型。虽然这些人对博物馆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一般风物人情的角度来了解，还不是对博物馆的专门考察和研究，但这些介绍使中国人耳目一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博物馆这一新生事物的社会意义，促动了建立博物馆的社会要求的产生。

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建立了一批新式博物馆，作为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服务的文化教育宣传机构。1860年，上海徐家汇耶稣教会法籍修道院院长达维（A。A。David）在华北地区开始采集大批生物标本，1868年，神甫韩伯禄（P。Habde）和白耳（P。Belal）建立了一所博物院，开了外国人在中国建博物馆的先河。这座博物馆主要收藏中国植物标本和东南亚等地物产标本。这所博物院初名徐家汇博物院，西文名称为MuseumofNaturalHistory。1930年由于旧院舍不敷使用，便在震旦大学内另建新院舍，并更名为“震旦博物院”。1874年，英国亚洲文会的傅兰雅、伟烈亚力在上海创办了格致书院，内设考古、动植物、古生物、地质等研究组织，长期搜罗中国秦汉古物、甲骨、石器等文物，其中鸟类标本最多，具有博物馆的性质。1904年，法国人在天津法租界建立了华北博物馆，藏品主要是地质及矿产标本。同年，英国浸礼会教士在济南创建广智院，陈列品主要是动物、鸟类的标本和有关地理、人文风俗、科技模型、历史文物等物品。

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这些博物馆就其实质来讲是他们掠夺中国文物资源的工具，且大都不对社会公众开放。这样，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于政治上的要求，便萌生了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博物馆的想法，把创办博物馆作为“新政”的一项内容，与废科举、立学堂、广译书、派留学生、设报馆等主张一起提出来加以鼓吹。1895年强学会上海分会的章程中就明确提出要开设博物馆的主张，对古今中外自然科学类的标本物品“博览兼收，以为益智集思之助”。梁启超在其论学会的文章中提出“大陈各种仪器，开博物院，以助试验”。这些维新人士关于建立博物馆的主张，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1898年7月，清廷谕令总理衙门详定奖励章程，其中就具体规定了奖励民间举办博物馆的办法。

由于“百日维新”的失败，维新派创建博物馆的主张未能变为现实。但经此变动，使博物馆在中国产生的社会条件趋于成熟。至1905年，终于出现了中国人自办的博物馆。

在康有为、梁启超之后，倡议创办博物馆呼声最高的是清末立宪派代表人物张謇。1903年，张謇赴日本考察实业和教育，在日期间，参观了日本的博物馆和博览会，深有感触，回国之后即大倡创立博物馆。1905年，他先后写了《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物馆议》、《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等文章，对创建博物馆的必要性、文物标本的蒐集、保管、陈列及建筑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意见，反映了当时国人关于创办博物馆事业的迫切要求。但张謇的呼吁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重视，于是，他便自己在家乡南通筹建博物馆。1905年，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个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终于建成了，张謇也就成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创始人。

南通博物苑由中馆、南馆、北馆三座主要建筑构成。中馆是苑内最早的建筑，屋顶有下台，上置观测仪器，每天预报天气。南馆是主要陈列馆，楼下陈列动物、植物、矿物标本，楼上陈列历史文物。张謇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文物、标本和鸟兽花木，既注重本地的，也兼采外地以至外国的。南通博物苑经过张謇十年苦心经营，到1914年，藏品达2970多号，共计2万余件。馆外有“药圃”和“花叙”，广植各种植物，并建有池塘养水禽及水族等，在形式上仍是以中国旧有园艺和苑囿以及旧物保管库为主，但也结合了西式博物馆的因素。

南通博物苑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综合性博物馆的开端，因为其在早期附属于南通师范，其主要任务是配合学校教学，故而南通博物苑也是中国较早的学校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的建立，在中国博物馆史上开风气之先，对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宣传先进自然科学和祖国优秀文化遗产方面起过积极作用。

南通博物苑促进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初步建立。1905年，学部侍郎严修在其家乡天津的城隍庙，开办了教育品陈列室，陈列理化仪器、博物标本等诸多展品，供人观览。1906年，北京成立师乐善园（俗称三贝子花园，后更名万牲园），并设农事试验场和自然标本陈列室，1908年开始对外开放。同年，在山东泰安也创设了教育博物馆，将从日本购得的多种教育用品一一陈列，任人观览。两江总督端方也在北京琉璃厂海王村创办了陶斋博物馆，展出个人收藏品。在南通博物苑创建前后也出现了一批反映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陈列馆（所），虽然它们在体制、内容等方面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但也构成了中国博物馆事业建立初期的一道风景线。主要单位有：1902年天津考工厂陈列馆，1906年改名为劝工陈列所，展品分本省、外省及国外参考三部分。1904年河南省城的劝工陈列所，凡旧有生产，新造各货均罗列其间。1905年直隶省的国货陈列馆和山东省立图书馆的金石保存所。1906年湖南省商品陈列馆，南京的江南商品陈列所。1907年至1909年，奉天、江西、江苏、贵州等地均设置了类似的陈列所（室）。

值得一提的是，1910年农工商部筹办南洋劝业会，内设教育、工艺、器械、武备、卫生、农业等专馆，展出名胜古迹模型、文物及从海外引进的新奇物品，设40个陈列馆，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这些商品陈列馆同南通博物苑等博物馆一起形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博物馆群体。作为中国近代博物馆事业的起始点，这些商品陈列馆和博物馆大都不公开或半公开，设备简陋，在文化、教育、宣传上所起的作用并不大。但是，以南通博物苑为代表的这批最早的博物馆的出现，使近代文化传播业增添了一种新工具和一道新途径，对中华民国成立后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起了奠基作用。

注释

[1]《汉口创设昭文新报馆》，《申报》，1873-06-21。

[2]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47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王韬：《上潘伟如中丞》，《弢园尺牍》，2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4]《论新增报馆》，《新报》，1882-05-20。

[5]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郑观应集》上册，347页。

[6]江标：《湘学报叙》，《湘学新报》第1册，1897-04-22。

[7]TheesePeroidcalPress，1800-1912，转引自《新闻学论集》（6），13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8]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7。

[9]《代派中国日报广告》，《民报》，第19期，1908-02-25。

[10]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33页。

[1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27页。

[13]［日］山口升：《欧米人在支那之文化事业》，转引自谢灼华主编：《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225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

[14]张元济：《在德国捐赠东方图书馆书籍赠受典礼上的讲话》，转引自陈建民：《智民之梦——张元济传》，20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