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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第2页）

2．使外及出国游历官员

为了应付鸦片战争以后的变局，清政府不得不改变闭关时代的一些做法，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陆续派官员出国，或者充当驻外官员，或者游历考察，不断向国内传送世界各地的信息。1866年，总税务司赫德告假返回英国，建议总理衙门派同文馆学生随同赴泰西游历。清政府遂派前知县斌椿与同文馆学生凤仪、张德彝、彦慧等随赫德前往，先后考察了英、法、瑞典、俄国、普鲁士、比利时等国。这是清政府在晚清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批官方考察人员。斌椿此行写下《乘槎笔记》、《海国胜游草》（诗稿）、《天外归帆草》（诗稿）等作品，记载了游历中的所见所闻及观感。张德彝也写了《航海述奇》。1868年，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出了第一个外交使团，领队是受清政府聘用的美国人蒲安臣，成员有总理衙门官员志刚、孙家谷等。志刚写下《初使泰西记》，记述了这次出访经过。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清政府开始派出驻外使节。1876年郭嵩焘被任命为驻英公使，后又兼使法国。1877年清政府任命胡璇泽为驻新加坡领事，是为中国设置驻外领事之始。至清末，清政府先后向16个国家派出公使，向45个国家和地区派出领事[11]。为了了解域外大势，清政府在1877年12月发出一道上谕，命令出使各国大臣随时呈送日记，内称：“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事咨报。数年以后，各国事机，中国人员可以洞悉，不至漫无把握。况日记并无一定体裁，办理此等事件，自当尽心竭力，以期有益于国。”[12]根据这条谕旨的要求，许多驻外使领官员及出国随员都写出了风格不同的出国日记、游记及其他著作，如郭嵩焘（驻英法使臣）的《使西纪程》、曾纪泽（驻英、法、兼使俄使臣）的《出使英法日记》、何如璋（驻日使臣）的《使东述略》、李凤苞（驻德使臣）的《使德日记》、陈兰彬（驻美使臣）的《使美纪略》、薛福成（驻英、法、意、比使臣）的《出使四国日记》、蔡钧（驻日使臣）的《出使琐记》、刘锡鸿（驻英副使）的《英轺日记》、钱恂（驻荷兰使臣）的《中外交涉类要表》、崔国因（驻美、日、秘使臣）的《出使美日秘国日记》、黄遵宪（驻日使馆参赞）的《日本国志》、姚文栋（驻英使馆随员）的《云南勘界筹边记》等。

从斌椿、志刚以后，清政府陆续派出官员出国考察。1887年清政府通过考试选拔出傅云龙等12人分赴东西洋游历。傅云龙等被派往日本、美国、秘鲁、巴西等国，历时两年。在此期间，傅氏编纂了游历各国图经86卷，对各国情况作了系统介绍。再如，1905年清政府迫于国内各界立宪的要求，派载泽、戴鸿慈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载泽、李盛铎、尚其亨前往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戴鸿慈、端方前往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考察，得西书数百种，并辑成《列国政要》132卷、《欧美政治要义》18卷，呈请清政府作为实行君主立宪的依据。派如此众多的官员出国，是鸦片战争以前不曾有过的，也是晚清中外人员往来日趋频繁的一个证明。

3．出国留学生

留学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是晚清教育发生的重要变革，也是中外人员交往的重要体现。19世纪末以前，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数量不多，自费者更是寥若晨星。20世纪初，由于科举制度的衰败和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影响，许多青年学子争相负笈海外，形成了出国留学热潮。出国留学者既有去欧美的，也有去日本的，而赴日留学一度成为留学浪潮中的主流。留学生们除了学习各国的科技知识、人文学科，还创办报刊，翻译书籍，向国内人民介绍域外新知，成为近代中国输入外来文化的一支活跃的力量。

此外，还有大量因经济、政治等各种原因离开祖国，移居或避居海外的人员。据张振勋估计，到光绪后期，“濒海各省之民，散出外洋各埠者……统计不下五百余万”。[13]在这些出洋者当中，对西学东渐做出积极贡献的是使外及出国游历官员、出洋留学生及各种出洋的知识分子等。

总之，晚清时期由于中国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因素，对西学及西方文化的追求，成为中国社会的内在需要，这就使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有了新的历史背景，也决定了西学在中国传播的新态势。没有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也就不会出现近代报刊、学堂、译书机构。没有开放的局面，大规模的中外人员交往就是一句空话。这就是晚清时期西学传播出现新变化的根本原因。

（二）西学传播主体的转换

西学传播在晚清出现新态势的另一个标志，是传播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致来讲，以中日甲午战争后兴起的戊戌维新运动为界，在此以前，西学传播的主动权仍掌握在外国传教士手中，西学东渐尚未突破明末清初的旧格局；而在中日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迅速崛起，以积极的姿态向国人介绍域外新知，做思想启蒙的工作，从而使西学东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的半个多世纪中，外国传教士一直在译书中起着主导地位。中国译者均为治经史出身的旧式士人，而新一代的翻译人才正在酝酿形成的过程中，尚未独立担当此任。此期的西学翻译方式仍与明末清初一样，采取西人译，中国学者述，由中西译者合作完成。其做法为：由西方译者口译，中国译者笔述、润色。傅兰雅在介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状况时对此作过详细说明：“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人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有数要书，临刊时华士与西人核对；而平常书多不必对，皆赖华士改正。”[14]这种译书方式是中西文化早期接触的历史产物。从傅兰雅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西学输入，对译本的选择、内容的理解、西文中译等译书环节，都取决于外籍译者。所以此期出版的西书，多联署中西译者之名，西士在前，华士在后。如《代微积拾级》（英人伟烈亚力译，李善兰述）、《谈天》（伟烈亚力译，李善兰述）、《数学理》（英人傅兰雅译，赵元益述）、《化学鉴原》（傅兰雅译，徐寿述）、《声学》（傅兰雅译，徐建寅述）、《地学浅释》（美人玛高温译，华蘅芳述）、《绘地法原》（美人金楷理译，王德钧述）等。梁启超作于戊戌维新运动期间的《西学书目表》[15]所录书目绝大部分是出版于中日甲午战前的，亦能说明当时西学传播的状况。该书目表中除去所录的几种报刊外，均为刊行的西书。其作者情况如下：中西学者合译者123部，外国人译著者139部，中国学者译著者38部。可见，绝大多数译著成于外国人之手，而参与译书的中国学者大多不懂外文，主要从事译文的转述和润色工作，在翻译过程中只起辅助性作用。然而，这种状况仅是暂时的，中日甲午战争后，尤其在庚子事变之后，中国译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日甲午战争至清朝灭亡的十余年间，中国译界格外活跃，经过资产阶级政治运动洗礼的新型知识分子成为输入西学的主体。正如梁启超所说：“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按：1902年、1903年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16]西学传播主体的转换可以从此期出版的西书译著者的情况反映出来。在反映辛亥革命时期西学传播的《译书经眼录》[17]中，中国学者译著者415部，中外学者合译者33部，外国人翻译者35部。中国学者参与完成的译著远远超过同期外国人的译著。这一情况与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所反映的状况相比，来了一个大颠倒。由此可见，此期的西学东渐中国人已经掌握了传播西学、吸收外来文化的主动权，充当了输入西学的主体力量。在此以前，中国译者不唯数量稀少，而且在思想水平、翻译能力等方面都很有限。而此期的中国译者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很大提高。《译书经眼录》中提到的中国译者共有近300名，其身份有学生（包括留学生）、教师、编辑、记者、医生、科技工作者、职业政治家、政府官员等，遍及知识界各个阶层。如严复、林纾、马君武、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丁福保、范迪吉、杜亚泉、张相文、樊炳清、赵必振、戢翼翚、杨廷栋、麦鼎华、章宗祥等，就是其中的活跃人物。他们大都受过较系统的近代科学文化教育，具有新的知识结构和一定的外语水平，能够独立地从事翻译工作。其中不少人还是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参加者和同情者，在思想水平和文化素质方面都胜过其前辈。由于他们的努力，在较短的时间里向国人介绍了西方和日本在几百年、几十年中所形成的学术成就和文化积累，克服了从前西学输入的片面性和被动性，使西学东渐出现了新的形势。

二、西学传播的主要内容

晚清西学东渐的新态势还表现在输入内容方面。由于西学传播途径的拓宽，传播主体的转换，再加上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国人对西学需求的日益迫切，这就使西学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量涌入中国，成为晚清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大景观。此期输入的西学，不仅有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而且还包括哲学及社会科学，可谓全方位的引进。大致说来，从鸦片战争至中日甲午战争的半个多世纪，输入的西学主要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形成了晚清西学东渐的第一个**。从戊戌维新运动至清朝垮台，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登上政治斗争舞台，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受到国人关注，并大量输入，从而出现了西学传播的第二个**。

（一）西方科技知识的传播

早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的数学、医学就被介绍进来。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译的《几何原本》后9卷、《代微积拾级》等书，英国传教医师合信编写的《全体新论》《西医略论》等书，分别介绍了这两门学科的基本知识。此外，对天文学、物理学也有零星的介绍。不过，总的来看，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西学介绍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从60年代的洋务运动兴起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引进学科的门类大大增多。在基础学科方面包括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医学等，涉及当时西方自然科学的绝大部分领域。应用科学的引进也很齐全，诸如冶炼、造船、化工、开采、纺织、驾驶、军械、制造等，都先后传入中国。这些内容成为晚清西学东渐第一个**的重要特征。以下对输入的一些主要自然科学作概要的介绍。

1．数学

西方数学是传入中国较早的一门科学。早在明末清初，西方数学的一些知识，如欧几里得几何学、算术笔算法、对数和三角学，就通过《几何原本》（希腊欧几里得著，利玛窦译、徐光启述）、《同文算指》（利玛窦、李之藻合作编译）、《三角算法》（穆尼阁、薛凤祚编译）等译著传入中国，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晚清时期，西方数学的输入在明末清初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不仅介绍了初等数学，而且还介绍了高等数学。主要译著有：

《几何原本》后9卷，1857年出版。《几何原本》为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所著，共15卷。前6卷由利玛窦与徐光启在明末译出。后9卷由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和李善兰合作据英译本译出。《几何原本》是论述平面几何基本原理的经典著作。经过200余年的漫长岁月，这部古希腊的数学名著至此才完整地传进中国。该书初版曾毁于咸同年间的战火。1865年在曾国藩的资助下，李善兰将前后两部并归一处，重新出版。

李善兰像

《代微积拾级》，原著者是美国数学家罗密士（EliasLoomis，1811—1889），原书名为《解析几何与微积分初步》，共18卷，1850年出版。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译本于1859年出版。该书依次介绍了代数、几何、微分学、积分学，从初等数学到高等数学都有涉及，是晚清输入中国的第一部高等数学的译著，对中国近代数学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微积溯源》，原著名《微积分》（Fluxions），英国华里司辑，载于《大英百科全书》第8版。由傅兰雅、华蘅芳合译，凡8卷，1874年江南制造局出版。前4卷讲微分术，后4卷讲积分术，内容不仅比《代微积拾级》更全面、系统，可补其未备，而且对前者编译中的错误作了修正。时人在评价这两部书时指出：“前伟烈氏译《代微积拾级》，但具微分之梗概，又甚觉难读，例又未备，此书（按：指《微积溯源》）足以明其所晦，补其未备。”[18]

《决疑数学》，译自伽罗威写的《概率论》，原著载于《大英百科全书》第8版。傅兰雅、华蘅芳合译，共10卷，译成后于1880年出版。这是第一本传入中国的概率论著作。但该书在“总引”中称，原著为英人棣么甘所作。有人曾以译书与棣么甘原著校对，内容不相符合。

2．天文学

鸦片战争以前，西方天文学知识，包括哥白尼的日心说已经传入中国，但影响不大。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得到较为全面的介绍。主要译著有《谈天》（伟烈亚力、李善兰合译，墨海书馆印行出版）、《天文启蒙》（林乐知、郑昌棪译述，江南制造局出版）、《天文须知》（傅兰雅译，格致须知本）、《测候丛谈》（金楷理、华蘅芳译述，江南制造局本）、《西国天学源流》（伟烈亚力、王韬合译，墨海书馆印行）等。其中介绍西方天文学知识较为系统全面的是《谈天》。《谈天》，原名《天文学纲要》，是英国著名天文学家侯失勒的著作。所译原书1851年版。译著于1859年在上海出版，以后，徐建寅又对其作了补充，把到1871年止的最新天文学成果作了反映，由江南制造局出版。《谈天》介绍的内容主要有：万有引力定律、光行差、太阳黑子理论、行星摄动理论、彗星轨道理论等方面，对恒星系，如双星、变星、星团、星云等天象亦有涉及。这样，从哥白尼到牛顿、刻卜勒等人的天文学理论学说，较为系统地引进中国，对晚清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3．地理地质学

鸦片战争以后，国人迫切要求了解世界大势，介绍外国地理的译著不断告世。这些著作既有中国人编译的，也有外国人翻译撰著的。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主持编译成《四洲志》，魏源又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增补了大量外国有关资料，编写出《海国图志》，是为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开端。此后，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张穆的《蒙古游牧记》等，都从不同角度介绍了世界地理知识，对国人了解外情起到很大作用。外国人编译的地理学著作亦为数不少，如英国传教士慕维廉写的《地理全志》和《大英国志》，卜舫济写的《地理初桄》、戴德江写的《地理略说》、傅兰雅译编的《地理须知》、《地表须知》、《海道图说》（与王德均合译）、《测地绘图》（与徐寿合译）等著作，不仅介绍了世界地理形势，而且还介绍了近代地理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如慕维廉的《地理全志》介绍的地理知识涉及地球形势概论、水陆分界论、洲岛论、山原论、平原论、海洋论等。在地质学方面，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和华蘅芳合译的《地学浅释》最有名气。该书译自英国地质学家赖尔的名著《地质学原理》。1830年赖尔写成此书后，多次再版，风行学界，影响颇大。恩格斯曾评价说：“最初把理性带进地质学的是赖尔，因为他以地球的缓慢的变化这样一些渐进的作用，取代了由于造物主的一时兴起而引起的突然变革。”[19]《地学浅释》译成后于1873年出版，共38卷，配有大量绘制精细的插图。其主要内容有：岩石的四大类，水成岩中的生物遗迹，有机遗体在水下沉积物中的埋藏，新旧岩石的差别，不同化石种类确定不同岩层的形成时期，物种的灭亡，人类的起源与地理分布，自然界与生物界变化的一致性等，均贯穿着自然进化思想。这部著作的引进对后来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4．物理学

18、19世纪，西方物理学取得较大的发展，力学、电学、光学、声学、热学等分支学科无论在基础理论的研究，还是在实际应用方面，都呈现出一派兴盛的局面。相对而言，中国在物理学方面则处于落后状态。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物理学，包括上述提到的各门分支学科先后输入中国，备受国内学人的重视。

力学最初译称“重学”，主要译著有：《重学》（艾约瑟与李善兰合译，1859年刊行）、《重学图说》（傅兰雅译，1885年刊行）、《力学须知》（傅兰雅译，1889年刊行）、《重学器》（傅兰雅译，1890年刊行）、《力学入门》（丁韪良译）、《力学测算》（丁韪良译）等。其中李善兰等合译的《重学》较有影响。原书为英国物理学家胡威立（1795—1866）所著，系统叙述了西方近代力学的基本内容。译著只节选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包括刚体力学、流体力学、静力学、动力学、运动学等方面。牛顿力学三大定律亦在其中，并首次通过此译著介绍到中国来。这部译著被学术界认为“深切著明，实为善本”[20]，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