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一 汉宋学的调整与衰落（第1页）

第一节　汉宋学的调整与衰落

一、程朱理学的“复兴”

嘉道年间，是清代学术的转换时期。冷落了近百年之久的程朱理学再度引起人们的重视，开始从发展的低谷走向复兴，而曾经红极一时的汉学则不断受到人们指责，走上衰败的道路。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是由各种社会因素所决定的。

自乾隆朝后期，清王朝统治危机开始暴露出来，到嘉道年间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整个国家出现了千疮百孔、江河日下的衰败景象。有人把当时的中国社会比作一位病入膏肓、四肢麻痹的垂危之人，称：“方今良法美意，事事有名无实。譬之于人，五官犹是，手足犹是，而关窍不灵，运动皆滞。是以当极盛之时，而不及四期，已败坏至此。”[1]为了寻找解决国家社会危机的办法，有识之士积极进行思想上的反省。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用传统儒家“德治教化”的观点及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自然得出了国家出现危机的原因在于“道德废，人心坏，风俗漓”的结论，而道德、人心、风俗的败坏又在于“正学不昌”，即乾嘉汉学排斥了程朱理学。学者潘德舆说：“程朱二子之学，今之宗之罕矣。其宗之者率七八十年以前之人，近则目为迂疏空滞而薄之，人心风俗之患不可不察也。……而七八十年来，学者崇汉唐之解经与百家之杂说，转视二子不足道，无怪其制行之日趋于功利邪癖，而不自知也。”[2]在他们看来：“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则必恃学术。”[3]所谓“恃学术”指的就是依靠程朱理学。正如陕西理学家李元春所说：“独宋程朱诸子，倡明正学而得其精。通世顾横诋之亦大可惑矣。”[4]在他看来，在各种学术中只有程朱理学独得圣贤之学的精蕴，才具有充当“正人心，厉风俗，兴教化”的资格。

关于调整学术的呼唤，不仅出现在民间，而且反映在社会上层。嘉道两朝的统治者一改过去推崇考据学的旧调，开始强调提倡程朱理学的重要作用。嘉庆曾命令侍臣在经筵进讲之时，增加讲授程朱理学的内容，以作提倡“正学”的示范。他训诫皇子“唯当讲明正学，以涵养德性，通达事理为务”[5]。所谓“正学”便是程朱理学的代名词。道光不仅号召士人学子多读程朱之书，而且还把清初理学名臣汤斌从祀文庙，以示对理学的奖掖。统治者的倡导对于当时学术风气的转换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学术自身发展状况来看，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原来风行于学坛的考据学已成强弩之末，它所具有的琐碎、褊狭、拙于思辨、漠视现实等缺陷和弊端积重难返，引起众多学者的不满，失去了往日那种对士子的吸引力。由于考据学作为乾嘉时代主流学派的地位发生动摇，再加上文字狱**过后出现的略微松动的政治局面，学术界开始活跃起来，原来被压抑或者受到排斥的学派开始萌动、复活，以充实主流学派衰退后的学术领域。这些开始萌动、复活的学派主要有今文经学、陆王心学、诸子学及程朱理学。就当时情况而言，在学术基础、社会影响、实力和政治地位等方面，程朱理学占有很大优势。明清时期，程朱理学已经渗透到文化教育的各个领域。由于科举考试题目主要从《四书》中挑选，所论内容也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则，这就迫使人们必须从初学阶段起诵读程朱的著述，接受其说。另外，程朱理学还占据着书院的教育阵地，像湖南岳麓书院等学府，一直保持着讲习理学的学术传统，即使在考据学最风行的年代，这种治学传统也未改变。由于这些原因，在全国不少地方都有一些讲求理学的学者，固守着自己的学术阵地，如福建的阴承方、孟超然；江苏的王懋竑、任瑷、朱泽沄；直隶的王植；陕西的孙景烈、刘绍攽；湖南的罗典；贵州的陈法等。他们不愿随波逐流，以宏扬程朱理学为己任，与汉学分庭抗礼。

还要看到，乾嘉时代的汉学家并不全都对程朱理学采取水火不相容的敌视态度。戴震、章学诚等固然激烈排宋，而惠栋、江永等人则主张兴汉学而不废宋学，这就在学术营垒中给宋学留下了一定的斡旋空间。

嘉道年间，程朱理学出现了“复兴”的迹象，在全国一些地区出现了区域性的理学群体，突出的地区有3个，即关中地区、皖南地区和湖湘地区。

关中地区原是宋代理学四大流派之一的关学的发源地。讲求理学的风气在关中学者群中代代相传。嘉道时，关中倡导理学的代表人物有李元春、路德等人。李元春治学恪守程朱家法，以诚敬为本，兼顾本末、体用。他注重分辨学术上的是非，尊崇朱子之学为正学，鄙薄华而不实的辞章八股为俗学。他带出众多弟子，能传其学者有贺瑞麟、杨树椿等人，都是同光时期关中倡导理学的后劲人物。

理学在安徽地区的发展主要借助了桐城派的声势。桐城派虽然是一个文学派别，但恪守孔孟程朱的“道统”。反对汉学对宋学的排斥。其代表人物姚鼐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种学术一体多用，并行不悖。姚鼐的弟子方东树、姚莹、梅曾亮、管同等，都是活跃在道光、咸丰时期力倡理学的著名学者。尤其是方东树写的《汉学商兑》，全面而尖刻地抨击汉学，为程朱理学的振兴鸣锣开道，使延绵于清代学界多年的汉宋之争出现了新变化，开始了宋学对汉学的反击，改变了宋学在汉宋对峙中的守势地位。

湖南地区是晚清理学发展最活跃的一个区域。以岳麓书院为首的湖湘书院讲堂，大都比较重视传习理学，并从中培养出一批崇儒卫道的文人学士。湖南理学士人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义理与经世相结合。岳麓书院山长罗典就教诸生明习时务，嘉道年间的能臣严如熤就出于其门下。贺长龄在魏源的协助下编成《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强调恪守孔孟程朱之学和学以致用的原则，体现了“义理经济”合一的精神。这部书在湖南士人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时间，“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6]值得注意的是，湖南理学具有全国性的影响。湘籍理学大师唐鉴曾在1841年任太常寺卿，一些向慕理学的京官从其就读。其中著名者有倭仁、吴廷栋、曾国藩、吕贤基、何桂珍、窦垿、邵懿辰等人，在北京的官僚士大夫中形成一个颇具影响的理学群体。这些人在后来几乎都成为咸同时期理学“中兴”的骨干人物。唐鉴在京师的讲学活动为理学“中兴”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曾国藩像

直隶：李鸿藻、王用诰；

河南：刘廷诏、苏源生、李棠阶、王检心；

陕西：贺瑞麟、杨树椿、柏景伟；

山西：薛于瑛；

安徽：吴廷栋、夏炘、夏炯、苏惇元、方宗诚、方潜、杨德亨、何慎珍；

江苏：刘熙载、成孺、廖寿丰；

浙江：宗稷辰、邵懿辰、高钧儒、朱一新；

江西：吴嘉宾、刘绎、龙文彬；

山东：游百川；

福建：陈庆镛、林启；

四川：范泰衡、余焕文；

湖北：洪汝奎、万斛泉、宋鼎、冯礼藩、黄嗣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