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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书法与篆刻（第1页）

第三节　书法与篆刻

在中国书法、篆刻史上，晚清时期的书法与篆刻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它书体、印风多变，不同的流派交相辉映，且人才辈出。诸多书法家、篆刻家在其书法、篆刻实践和理论研究等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书学体系和篆刻风尚，开拓了书法、篆刻继承与创新的新局面。

一、书法

晚清时期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此期书界碑学大盛，主导书坛，同时又兼容帖学，广博精取。其书体各异，面貌独特，风采夺目。诸多书法名家不拘前人陈法，勇于创新，从而推动了晚清书法再起**，使中国书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一）晚清书坛格局的形成

晚清书坛在经历了清初帖学居于主位，碑学初兴，到中期的碑、帖二分天下之后，形成了以碑学为主导，兼容帖学的发展格局。

清初伊始，书坛出现了既扎根帖学又写碑铭的书家，它与明末清初古文字学、金石学渐兴不无关系。到了嘉庆年间，金石考据学兴盛，客观上推动了书法的革新，促进了碑派的初兴。在长期的书法实践中，为尚碑书风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嘉庆以后，由于大量出土的北魏碑刻的诱发，改变了一些书家的审美趣味。加之阮元、包世臣在理论上的倡导，碑学开始兴盛。阮元在《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中，首先提出了书分南北两派的观点，接着又用“帖”、“碑”说明南北两派的本源和审美倾向。在阮元的论述中，明显有“扬碑抑帖”倾向。继阮元之后，又有包世臣提倡碑学，推波助澜。他比阮元更进一步，将碑刻书法尊为正宗，以致“尊碑抑帖”。

进入咸丰朝，碑派开始居于主导地位。到了光绪，尊碑之风大盛，既有书法实践方面的承续，又有理论方面的先导，其代表人物是康有为。他在1888年所著的《广艺舟双楫》中，提出了一套更为完整的碑学理论。此书从两个方面为碑学确立了在清末书坛的主流地位：—是系统地形成了碑学理论，从理论上阐明了尊碑对挽救当时书坛风尚的作用；二是充实了碑学的涵盖范围，把过去碑学仅指的北魏碑，扩展到整个魏、晋、南北朝碑版，并广泛吸收了新的金石学成果，使其碑学理论更趋完备。至此，碑派书法完成了在实践和理论方面的变革和创新，从而进入了全盛阶段。

在形成了以碑派居为主导地位的同时，还有一批兼容碑帖的书家，活跃于清末书坛。他们把碑和帖融为一体，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像何绍基书法初宗颜真卿，得其精髓，后又精研北碑，并吸收了先秦、汉魏碑版的气质和用笔，形成了凝重、奇峭、雅而含蓄的书法风格。其原因就在于他“碑”中有“帖”。晚清时期的书家，虽然主观上尊碑抑帖，但在书法实践中往往碑帖兼顾。像沈曾植，当时他正处在碑学昌盛的时代，他的书法不仅从碑学中汲取了大量养分，而且还涉猎章草，融会碑帖。因此，他的书法在晚清极具代表性。这样的发展格局，促使了清末书坛在继唐、宋之后，再次形成高峰。

（二）晚清碑学崛起的原因

尚碑之风从乾隆、嘉庆时期的初兴，到晚清时期地位真正确立，其原因归结起来大致有二。

一是由于清代中期以来学者畏慑于文字狱，大都转向考据。书家也多沉浸于碑、碣、墓志、石幢、造像、瓦当、钟鼎、甲骨、简牍、秦玺、汉印等大量的考古发现中。这些珍贵文物的发现和出土，使书坛为之震惊。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即激发了他们从中汲取古代书法营养的兴趣，并赋予了它们以新的生命力，为书学发展开启了新契机。到了晚清强烈的政治因素又直接渗入到碑学之中。康有为就曾把鼓吹碑学，融进了自己要求变法维新的政治理想中，他说：“书学与治法，势变略同。”[4]他所攻击的帖学和萎靡的书风，实际上是当时腐朽没落的封建传统意识。因此，前者在考据中间接地发掘了碑学书法的价值，后者则把书法的变革与社会变革融为一体。以此，在相互影响中促进了碑学的形成和书法的发展。

（三）晚清碑派诸家的书法面貌

晚清碑派书体风格丰富多彩，有直取北碑书风的，也有刻意追求金石气息的；有以篆、隶为创作对象的，也有以碑法入行书或兼容帖派风格的。总之，名家辈出，流派纷呈，构成了晚清时期强大的碑派阵容。

这一时期崇尚汉隶、北碑书风的有何绍基、赵之谦、康有为诸家。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蝯叟，湖南道州人，官至翰林院编修。其于经学、说文、诗文、书画无一不精，才学广博。他幼年学书从晋、唐入帖，于《黄庭经》、《小字麻姑山仙坛记》用力至深。后宗法颜真卿，得其精髓。晚年多作篆隶。他非常重视北碑的笔法，一生根柢于此，自题张黑女志诗说：“肄书搜尽北朝碑，楷法原从隶法遗。”认为魏碑笔法源于汉隶，主张应从汉碑中汲取营养。他复研北碑、篆、隶、行草，并融会贯通。他的书法用笔，早年秀润畅达，中年渐趋老成，其笔意纵逸超迈，晚年用笔颤动，有金石笔趣。他在晚清碑学一系中，行书成就最大，同时，在金文、大篆书法领域，也多有成就。

赵之谦篆书照

康有为的书法意态宽博，风神潇洒。早年由帖入手，学欧、赵两家。后专事北碑研究，广学六朝碑版，遍临名碑，见解独特。其笔法尤得益于北魏摩崖刻石《石门铭》、《张黑女墓志》、《龙门造像》、《云峰石刻》等，并吸取了伊秉绶、张裕钊诸家之长自成一体，形成了用笔迟送涩进，长撇大捺，圆浑苍厚的魏碑行楷风格。

这一时期以缪篆、金文入篆的有吴大澂、吴昌硕诸家。

吴大澂的篆书手迹

吴大澂（1835—1902），字清卿，号恒轩、愙斋，江苏吴县人，同治进士。他少年时代爱写篆书，尤喜古籀文字。青年时代开始收藏青铜器。曾得到《微子鼎》，并摹拓铭文。同时期各地古器物出土甚丰，著名的《毛公鼎》、《大盂鼎》就于此时期问世。而且，《散氏盘》的精拓本也广为流传。因此，他不遗余力精心临摹这些钟鼎文字。奠定了雄厚的金文基础。中年所作篆书均以石鼓、金文笔意入篆，于神、韵、度、势无不俱妙，形成了古朴、敦厚，富有青铜气息的书法风格，并为世人所推重。

吴昌硕不仅是清代画坛花鸟画之一代巨匠，而且还是著名书法家、篆刻家。他的书法四体皆工，其中尤以篆书最负盛名。少年时期吴昌硕习书不辍，以写颜真卿兼及《三公山碑》为多。青年以后从师杨岘、俞樾钻研古文字、训诂、金石学。与苏州名鉴藏家、书画家交往甚密，并获见大量历代名迹，眼界广开。这一时期他的书法深受杨沂孙、吴大澂影响，30多岁后专攻石鼓，60岁左右个人风格逐渐鲜明。他的行书出入钟繇、颜真卿、王铎，并掺入篆书风韵，自创一格。他的隶书宗汉碑，又受邓石如、吴熙载影响。他的篆书以石鼓最精，兼融《秦权铭》、《瑯玡刻石》、《散氏盘》、《毛公鼎》等特点，气度恢宏，风格古茂奇拙，另辟新境。不仅震撼了当时书画界，名满海内外，而且影响至今。

这一时期尤重汉、魏墓志，并为书法传播作出突出贡献的还有杨守敬。

杨守敬（1839—1914），字惺吾，晚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同治举人。为清末著名地理学家和金石学家。其书兼工篆、隶、行、楷，其中以隶、行、楷最佳。他的隶书取法较广，尤见北魏笔法，而行楷虽从欧字出手，但体势仍见北碑。他曾对汉、魏墓志有较深研究，并得其精神。1880年他以驻日钦使随员身份赴日4年，曾先后带去汉、魏、六朝、隋、唐碑帖1。3万余册。在日本致力于汉、魏墓志和六朝碑版书法的传授。把碑学思想传至日本书坛，并对日本书法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有日本“近代书法之父”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