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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生活习俗的变迁（第1页）

第一节　生活习俗的变迁

生活习俗的范围甚广，大凡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葬嫁娶、社会交往等，都囊括其中。由于篇幅的限制，本节于生活习俗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择要而述。所论及的只限于衣食住行及器用等物质生活习俗的变迁。

一、长袍、马褂和洋装

晚清时期服饰文化变化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清代前期及传统服饰的改造扬弃；二是满汉服饰文化的相互影响和补充；三是吸收融合西方外来服饰文化的有关成分，发展完善传统服饰，使服饰文化的改进与社会的文明进步相一致。从总体上看，在清代后期，帝后的服饰变化不大，基本上承袭前期的法定内容，但文武百官乃至庶人百姓的服饰却都有程度不同的变革。这种变革在近代政治、军事中心的北京和经济、文化繁荣发达的南京、上海等地，表现得尤其突出和剧烈。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废除帝制以后，剪辫发、易服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更是一次服饰风尚的大变革。

晚清贵族夫人与各国驻华公使夫人合影

中国近代服饰文化的变革是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开放和进步相一致的。在近代，传统服饰的宽衣博带、长裙雅步都已显得落后，与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这种宽大的衣服妨碍劳作，早已有人提出要进行改良、变通。服饰上森严的等级区分，既不符合近代平等观念，压抑了普通民众对大众化服饰的追求，又因搞得十分烦琐而令人难以适从。满族服装则成为近代反清斗争攻击的目标之一，中国服饰的近代化势在必行。

中国人最早着洋服，大约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沿海殖民地半殖民地城市，如香港、广州在19世纪50年代即有少数人模仿洋人打扮。有很多姑娘天足上穿着欧式鞋，头上包着鲜艳的曼彻斯特头巾，一些为外国商人当买办的华人也偶有穿洋服者。这一时期的文人笔记以及《点石斋画报》对此都有反映，但从整体上看此期穿着洋装者为数极少。士大夫中尚无此种现象。连驻英公使郭嵩焘为避风寒临时披了洋人衣服，也被作为一条罪名遭到弹劾。直到19世纪末，剪辫易服呼声高涨，才有少数人带头穿起了洋服。维新派把“断发”、“易服”提高到强国的高度，发出了改良社会风俗的呼喊。但是，这一时期真正改变的并不是官民服饰而是军服、警服。改革的过程参照了西洋和日本制服，一改长衫裹腿，在外观上令人耳目一新。

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这一时期一些开明知识分子认为，既有西装的形式，就应讲求西装的精神。西装的精神在于发奋踔厉，雄武刚健，有独立气象，无奴隶性质。不仅如此，衣服装束与外国人相同了，则酬酢交往易相融洽，没有隔阂；来往考察事务，向外国人学习，没有猜忌凌辱之患。一句话，穿了西服，可振工艺，可善外交，可以强兵，可以强种。[1]这种说法几近“西装万能论”，不无偏颇之处，但同时也反映了国人在服饰追求上求新趋变的心理。在西服热中，20世纪初的在校学生特别是大城市某些中小学统一制作的新校服格外引人注目。甚至连边远地区的情况也有所改变，1903年胡汉民任教习所在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在岁时年节学生可以“披洋衣，揖孔孟。”[2]可见穿洋衣的人已不在少数。1906年胡适进读的上海中国公学，在装束上更反映一个多彩的时代。学生教员中间，有穿西服的，有着日本和服的，也有人依然长衫马褂，后垂发辫。

满族妇女穿洋服者在国内也已经出现。1903年，清朝驻法国巴黎的公使裕庚卸任回国，带着西洋妇女装束的夫人及两位女儿回到国内，并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3]其女德龄姐妹成为慈禧的御前女官，凡遇外事活动，她们总是身着洋服，在一片旗装的宫人中格外显眼。这在满族妇女尤其在贵族妇女中尽管是一个特例，但却反映出西方服饰潮流对满族社会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传统服装与西式服装并存融合的基础上，西装虽没有更大的普及，但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男子的大襟长衫、对襟唐装、折腰长裤和女子的斧口衫、大襟短衫等成了常服式样；在满装基础上加以改造的长袍马褂和旗袍又流行起来。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在不断地增加。

在服式改革中值得称道的是中国男式礼服中山装的创制。中山装由孙中山首创，对于他设计时参考的基样有几种说法，有的说是根据日本的学生装，有的说是日本铁路工人服，有的说是一种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不管哪一种，都不是东方的传统服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装服式的影响。孙中山结合中国人的特点加以改造，使其显得庄重、实用，富有中国气派，很快得到流行。这点最能说明中国近代服装的中西合璧特点。

二、中西餐并行的饮食文化

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并在一定范围内引起反响，出现了中西餐并行的局面。

19世纪50—60年代，士大夫们对西方饮食更多地表现为隔膜和新奇。1866年（同治五年），初次游历泰西的青年学人张德彝刚登轮船，曾充满欣羡地记录了西餐食品和食法，但吃过以后却产生了反感。他在日记中写道：“盖英国饭馔，与中国迥异，味非素嗜，食难下咽。甜辣苦酸，调合成馔。牛羊肉皆切成大块，熟者黑而焦，生者腥而硬。鸡鸭不煮而烤，鱼虾味辣且酸，一嗅即吐。”[4]以至于同行的中国人一听到开饭的铃声“便大吐不止”。在张德彝的日记里，把巧克力译为“炒扣来”，称“其味酸苦”；红葡萄酒“味酸而涩，饮必和以白水方能下咽”；“面包系发面无硷，团块烧熟者，其味多酸”；而“必耳酒”（啤酒）“其色黄，味极苦”。这些评价都反映了中国人对西餐的最初印象。

19世纪70—80年代，情况有所改变，人们开始对“装饰之华丽，伺应之周到”的西菜馆有了兴趣。1876年（光绪二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5]到后来竟发展到“裙屐少年，往往异味争尝，津津乐道”[6]。到清末，食西餐成了有钱人的时尚。“光宣之交，满清贵族，群学时髦，相率奔走于六国饭店”，而中产阶级飨宴亲朋好友，也往往到“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7]。这时，张德彝式的议论便很少见到了，说明西餐已逐渐融入中国的饮食文化之中。

西式饮食在19世纪中叶以后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9世纪80—90年代，上海等地就出现了一些西餐馆。1881年，法租界里开设3家面包房，所用原料来自美国的旧金山。英国人则在上海经营奶牛牧场，每天生产1000公升鲜奶和200磅奶酪，用于供应租界区里的外国侨民。另外，从欧洲运来的蔬菜、奶制品使洋人继续保持着自己的饮食习惯。居住在上海的士绅葛元煦介绍说，“外国菜馆为西人宴会之所，开设外虹口等处，抛球打牌皆可随意为之。大餐必集数人先期预订，每人洋银三枚。便食随时，不拘人数，每人洋银一枚。酒价皆另给，大餐食品多取专味，以烧羊肉、各色点心为佳”。“外国酒店多在法租界。礼拜六午后、礼拜日西人沽饮，名目贵贱不一。或洋银三枚一瓶，或洋银一枚三瓶。店中如波斯藏，陈设晶莹，洋妇当炉，仿佛文君嗣响。”[8]“外大桥的礼查、法大马路的密采照、南京路口的汇中为早，全沪不下十余所，食品清洁、室无纤尘、又无喧哗嚣杂之声的这类餐馆。”[9]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叉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10]在名称上中国化了的西菜馆很多，如“一品香”、“一家春”、“海天香”、“一枝香”、“醉和春”，等等。由于吃西餐不必拘泥礼节，场地洁净，故官场、商场应酬多择西餐馆。

在晚清，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菜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11]。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像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等，以致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北京的西式食品店也很多。光、宣之际，即有醉琼林、裕珍园、得利面包房等30余家西式食品店，天津、上海、广州、汉口等城也有类似的情况。

与西餐相应的是，西方的饮料食品在清末开始流行。1853年，英国人在上海开设的老德记药房就已经生产冰激凌、汽水了。19世纪60年代初英人埃凡在上海开设埃凡洋行，生产啤酒。1901年俄德哈尔滨啤酒公司和1904年青岛英德麦酒（啤酒）厂的设立，是中国内地大规模酿造啤酒的开端。而1915年创办的北京双合盛啤酒厂，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啤酒厂。南洋华侨张振勋1894年在烟台创设的张裕酿酒公司是中国人采用西法酿造葡萄酒的尝试，获得了成功。晚清时期输入中国的西式酒类品种比较丰富，如葡萄酒、香槟酒、啤酒、雪利酒、威士忌等西式酒类先后输入进来，最初的叫法也五花八门，如啤酒被译成“比尔酒”、“必耳酒”，白兰地译成“卜蓝地酒”，香槟被译成“商班酒”等。最早接触西方饮食文化的人差不多在自己的笔记、日记里对此都有所提及。

在晚清以“洋”为排场的时尚中，带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渐受到中国人的欢迎，丰富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不仅外国饮料、食品充斥一些地方的市场，而且使烟酒、糖果、罐头等食品业成了热门行业，发展迅速，从而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

三、大屋顶建筑与西式洋房

中国传统居家建筑包括皇家建筑和民居建筑两大部分。两者具有明显的等级差别。皇家建筑（宫殿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中国的许多建筑特点都是在宫殿建筑中才得以充分体现。不过这部分建筑从理论到法式都严守中国造园盖殿的传统风格，没有多少新变化。在民居方面，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这类民居在一些城市中受西方建筑风格的影响，无论在式样还是建筑材料上都有很大变化，然而散落在广大乡间集镇以及偏远地区的县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居建筑都无大的变化。

修建于晚清的建筑

西式房屋建筑作为西方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体现着西方社会文明和城市近代化的程度，高楼大厦是它与低矮式建筑的明显区别。如厦门鼓浪屿的欧式建筑群，上海淮海路一带四坡顶法国文艺复兴式建筑，英租界里希腊式、意大利王宫式的花园洋房，汉口、哈尔滨、青岛等地方外国人修建的风格不一的幢幢外国洋房，形成了和中国千百年建筑传统迥然不同的风韵。西方近代住宅的优点是节约地皮，玻璃门窗通风与采光条件好，安装自来水与煤气管道，生活比较方便。而中国的城市民居，一般都比较矮小，不太注意采光和通风。《汉口日报》1905年6月10日有一篇论卫生的文章将中西住屋作了一番比较：中国路政不修，阛阓嚣隘，行其道则尘沙蔽空，入其室则黑暗世界；而西人洋楼高矗，窗闼洞开，足以收纳空气，“比之华民住屋，真有天堂地狱之分”。中国房屋可以说都是“庙宇式”的。所谓庙宇式不仅指其外观像庙宇，而且还包含有在居室设计上神事较人事更重要，为死者计过于为生者计的弊端，即先要把祖先神龛安置在正屋中央，两旁尚须安设许多神祇的龛位，适合供奉香火和祭祀。此外还得合于做红白喜事，往往把堂屋做得很大，以便能够安放下若干桌酒席或者布置灵堂。总之，把居住的安适方便摆在不太重要的位置，这与中国人的宗法观念、家族制度都是有关的。此外，中国在民居建筑上与西方的差别还表现在中国有广阔的土地，在都市化程度低下的情况下，无须向高空发展来节省地皮。那时建筑材料、建筑技术都还难以造出高层楼房。封建统治者给住宅也立下了许多规矩，如紫禁城周围的民间住宅不准超过皇宫的高度，而且规定庶人屋舍不得过三间等等。可见在居室建筑上也蕴含丰富的文化和社会内容。可以说，中西文化在建筑上的差异既有民族差异也有时代差异，更有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因此，中国居室建筑方面的近代化，既有技术方面的进步如砖石钢骨混凝土混合结构的传入，更有封建宗法观念及等级观念的松弛。

在近代，一方面受西俗的影响，一方面由于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阛阓多仿西式”的风尚。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兴起，与传统的四合院并存，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上海除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在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新式民居——里弄房屋。从这种居室建筑布局来看，里弄房屋每个居住单位仍按中国传统的设计：主房居中，左右对称两个厢房，房前设置天井。而它的外观则完全是外来的建筑风格，楼房式样，一楼一底，单调平直。里弄是南京路一带沿街市房。受上海的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与楼式建筑相适应，与西式建筑相配套的设施如自来水等也被引进。中国城市居民饮水向来汲于江河或井水，后来西侨将自来水引入中国，华人亦积极仿效。以广州为例，过去由于“井泉不洁”，且“取水艰难”，时虞瘟疫与火灾。自1907年8月16日自来水正式开水使用，当月食水用户有600家，至年终达7500家。“各户报装食水者，一洗从前藏纳垢污之苦，更免传染疾病之虞，并由公司组织模范消防队，闻警驰救，灵捷逾于常时，绅民称便。”[12]西式居室建筑的引进也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晚清时期，钢铁、水泥、机制砖瓦、玻璃陶瓷、建筑五金都成了极有前途的行业。同时，注重建筑的装饰也是晚清公共建筑与民居的重要特点。晚清不少建筑施以砖雕、石刻、木装修、油漆饰面、水磨石、马赛克、石膏花饰、金属饰件等，为城市建筑增添了色彩，晚清民居也就是在这些方面一变而从新了。

四、多元化的交通通信

晚清时期，中国的交通、通信方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受到西方先进的交通、通信方式传入的推动和影响。以下作具体阐述。

（一）近代公路的修筑与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引进

在机械化的交通工具出现以前，中国城乡的道路以土面路和碎石面路为主，交通工具以畜力车、人力车为主。旧时北京街面尘土弥漫，行路艰难。有人这样形容：“晴天三尺土，下雨一街泥。尘土卷地起，奇臭阴沟来。行路难，难于上青天。”[13]作为国家首善之地的北京，其道路的落后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

近代化的道路首先在开放的通商口岸出现。1862年（同治元年），上海修了第一条近代碎石子马路——静安寺路，以后一条又一条马路相继修成。1865年，上海的主要道路干线安装了煤气灯照明，并以中华省会大镇之名分识道里，其街路甚宽广，可容三四辆马车并驰，地上用碎石铺平，虽久雨无泥淖之患。天津租界的马路始建于1861年，华界的马路则是1883年开始兴建的。1904年，北京城内东华门大街修筑第一条碎石马路，近代道路始见于北京。此后几年里，报刊报道各地修路的消息非常多，晚清城市道路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

1910年上海的南京路

随着公路的修建，新的交通工具逐渐多了起来，与牛马车等旧式交通工具同时并存。19世纪60年代末传入中国的东洋人力车，很快在一些城市出现，成为颇受欢迎的代步工具。在清末的北京、上海等城市，东洋人力车已经大量使用。与此同时，上海街头出现脚踏车。1876年葛元煦在《沪游杂记》里记有这种脚踏车，并议论说：“快若马车，然非习练两三月不能纯熟。究竟费力，近不多见。”[14]可见自行车在当时尚属奢侈稀有之物，是趋时慕新的人才骑用的。机动车的传入时间稍晚。1901年，第一批汽车出现在上海；1906年，比利时商人在天津铺设有轨电车；1908年，上海的有轨电车开通，1914年才出现无轨电车。

（二）铁路与火车、轮船的传入

中国有铁路及火车始于1865年。这年，一个叫杜兰德的英国商人，在北京宣武门外修了一条一里多长的观赏铁路，试行小火车以开阔人们的眼界。此后，修铁路之议沸沸扬扬，反对之声亦甚嚣尘上。1874年，英国人在上海修筑淞沪铁路，运行不久因发生火车轧死人事件，致使民情汹汹。清政府花了28万两白银赎回该段铁路，拆毁并抛入吴淞湾了事。19世纪80年代，修铁路的呼声再次高涨。李鸿章在开平煤矿唐山至胥各庄一线率先修了一条运煤的专用铁路，同一时间，刘铭传在台湾修了从基隆到新竹的铁路，于是一南一北两条铁路，便成为洋务运动在发展近代交通方面做出的主要“政绩”。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铁路建设的一个**。不过多数铁路是列强以资本输出的形式兴建的。到1909年，吴淞、京奉、东清、京汉、胶济、粤汉、正太、滇越、安奉、沪宁、潮汕、京绥、沪杭甬、津浦、吉长等20多条铁路干线被各列强夺取。他们不但取得筑路权、管理经营权、借款优先权、合办权，还取得沿线开矿、伐林、征收捐税等铁路修筑营运以外的权利。迄1911年，中国修成铁路9618。1里，其中被列强控制的就达8952。48里，占铁路全长的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