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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传统史学的成就（第2页）

在清代，经康、雍、乾三朝“文字狱”的摧残，建州史、南明史、当代史（指清代史）长期成为史学研究的禁区。过去曾因修史涉及敏感的南明历史触怒清朝统治者而酿成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大祸，直到嘉道年间，仍使士人心有余悸。如龚自珍诗中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诗句，正是这种避祸心态的写照。

鸦片战争前后，随着清王朝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逐步松弛，文网渐疏，当代史研究由此稍稍有人问津。这种动向最初表现在一些史家对当代史、特别是清人传记资料的系统搜集整理方面，主要著作有钱仪吉（1783—1850）的《碑传集》、李元度（1821—1887）的《国朝先正事略》、李桓（1827—1891）的《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等等。清人传记资料的大规模搜集整理，对突破其时当代史研究的“禁区”无疑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也应当看到，这些书在主导思想上并没有超出封建统治者许可的范围。而对晚清当代史研究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是以魏源撰写的《道光洋艘征抚记》等一批总结当代重大事件历史经验教训的史著。

《道光洋艘征抚记》（下简称《征抚记》）出自魏源手笔，是中国方面比较全面地记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著作。后来流传的关于鸦片战争的许多记述，差不多都受这本书的影响，故《征抚记》事实上是目前几乎所有《中国近代史》著作中叙述鸦片战争的基本史料依据。由于魏源亲自参加过这次战争，并与当时的重要当事人林则徐、裕谦、伊里布等人有过交往，使他对这次战争的发生、发展与和议交涉等详细过程，有着较全面较深刻的了解。再加上魏源的史识、史才，故其所写的《征抚记》成为记述鸦片战争史实的上乘之作。魏源对外国侵略者和清廷投降派的抗议和谴责，对中国人民抗英斗争失败的总结及其“师夷”“制夷”的战略思想，都贯穿在这部著作中，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因此，这部著作在晚清当代史乃至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当时记叙有关鸦片战争史的还有梁廷枏的《夷氛闻记》与夏燮（1800—1875）的《中西纪事》等著作。《夷氛闻记》成书于咸丰初年，记载中英通商由来、禁烟运动、鸦片战争中各重要战役经过，以及《南京条约》签订后广东等地人民继续坚持反侵略斗争的事迹，迄于1849年广州反英人入城斗争。《中西纪事》初稿成于1850年，最后改定稿成于1865年，作者前后用了16年的精力完成这部24卷的著作。该书为纪事本末体，叙述了1840年到1860年间两次鸦片战争的曲折过程，揭露了英、法、美、俄等殖民主义的侵略罪行，谴责琦善、奕山等人腐败无能屈膝求和，对人民英勇抗敌的无畏精神给予热情赞扬。

当然，也有一些著作没有正确地反映当时历史的状况，而带有种种偏见。如黄恩彤的《抚远纪略》也是记述鸦片战争的历史著作，但对林则徐的禁烟活动评价很低，认为战争爆发是由禁烟而起，说：“当日起衅之由，肇自禁烟，而成于绝市”，“于是英商之在澳者，一并驱逐出洋，而兵端自此起矣。”[9]显然歪曲了战争的性质。还有专门论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史著，如赘漫野叟撰于1860年的《庚申夷氛纪略》，根据自己耳闻目睹记载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北京的情况，对于侵略者的暴行，如火烧圆明园等都进行了揭露。但作者把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带来的灾难，竟说成是由林则徐等爱国者坚持抵抗造成的，对主战派、妥协派的是非褒贬，完全遵循官方的观点。这些都构成此书的不足之处。这一时期的史著，尽管观点不同，叙述角度不同，然而，私家撰写当代史已成风气，为晚清史学的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

此期的当代史著作中，除有反映中西关系方面的著作，还有一些反映国内重大事件的撰著，如记载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及其他农民起义经过的著作，有周世澄的《淮军平捻记》、陈庆年的《镇江剿平粤匪记》、李滨的《中兴别纪》等。颂扬“中兴之业”和“中兴名臣”的著作，有王闿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湘军记》等著作。上述著作都以清朝为正统，在政治倾向上是仇视太平天国的。

在当代史的撰写中还应提到王先谦编纂的《东华录》。王先谦（1842—1917）于19世纪80年代编辑的《东华录》是为清朝保存“信史”，但他的政治立场保守，反对维新变法，所著内容宣扬清代“列圣图治鸿模”，反对任何不利于清朝统治的变法和革命。王氏的《东华录》可以说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当代经世史学著作。

二、晚清时期的官修史书

（一）《实录》的修纂

晚清时期官方修纂的《实录》有1852年（咸丰二年）敕纂由文庆领衔修成的《宣宗实录》181卷，1862年（同治元年）敕纂由贾桢、周祖培领衔修成的《文宗实录》356卷，1876年（光绪二年）敕纂由宝鋆监修完成的《穆宗实录》374卷。《实录》修纂的根据是御制诗文集、硃批奏折、《起居注》《内记注》、军机档案、丝纶簿、外纪档及《国史》《方略》《三通》《会典》官纂诸书。因此《实录》涉及清朝的主要档案和史书。《实录》记载的范围包括各种礼仪典制、各种封授及内外文武奖励起用、休致、降革、官制改裁、刑名律例更增、府州县卫改设分裁及其立学定额、每岁户口田地税粮茶盐铸钱之数、天象变化、科举考试及中额名数、外藩遣使、土司、旌表节烈、诸臣条奏、有关文教武功、民生国政，等等，几乎包括了以皇帝为中心的清朝所有重大历史事件。

《实录》是清朝一切官修史书不可违背的根据，是一部以皇帝为中心的编年体的历史资料汇编。它的宗旨是张扬已故帝王的所谓“盛德大业”，皇帝的荒**、残暴等事实当然就被掩盖了，不可能“据事直书”。但是皇帝不镇压人民反抗，就谈不上他的“大业”，要张扬“大业”就不能不铺陈如何加强统治进行残酷镇压的事迹。这样，人民群众的斗争也会从反面曲折地反映出来。又因为实录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清王朝各方面的活动，它比只反映一个方面、一个时期或某个人物的历史资料要全面些。如鸦片战争时期，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比较系统地记述了鸦片问题的争论，禁烟、战争及缔约、交涉的过程，但对该时期其他方面的情况记载较略，而《宣宗实录》却反映了同一时期各方面的情况。如1842年初湖北钟人杰的起义给清政府以很大震动，为着确保反动统治，清政府不惜把原准备调到海防前线的清军，调到湖北去镇压人民反抗。清王朝的对内对外政策从《实录》的记载中就很容易看出来。因而，《实录》是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很重要的一部资料汇编，尽管它有观点反动的不足。

（二）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的编辑

19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对外事务的扩大，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需要编纂中外关系的史料或史著。咸丰初年清政府下令编纂《筹办夷务始末》。1856年（咸丰六年）由文庆领衔修成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80卷，1865年（同治四年）由贾桢领衔修成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80卷，1880年（光绪六年）由宝鋆领衔修成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100卷。《筹办夷务始末》主要内容为谕旨、奏折、外国文书和少量引用外国新闻报纸的记载（主要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外国报纸），谕旨占有相当的比重。这是一部研究19世纪中期以来中外关系史很有价值的史料汇编，从中可以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以及清朝统治者方面采取的各种对策。当然，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编纂的目的与以往旧史相同，仅作为帝王资鉴之用，因此有很多错误观点，这些都应该在运用该书时加以鉴别。不过，该书与后来编辑的《清季外交史料》《中日交涉史料》《中法越南交涉史料》等书构成的一套系统完整的晚清外交史参考资料，对于研究者来说有着相当高的参考价值。

（三）官修《方略》

清代的《方略》是统治阶级在大规模用兵之后（包括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反抗），设置方略馆，委派朝廷重臣组织编纂的长编史事记载。《方略》编写采取纪事本末体裁，以年月为卷次，以有关上谕和奏章为主要内容，实际上是记载历史事件始末的史料汇编。其中所收上谕、奏折均为紧要者，并作一定的删节。《方略》较《实录》更详尽，基本上保存原来的内容。清帝批件和臣下奏折，大都完整保存，比以后出版的史料有着较大的真实性。在清代档案未能大量整理公布的情况下，《方略》实际上具有档案的性质。

清朝修《方略》始于康熙朝。自是时至光绪朝，统治阶级共修《方略》21种。以下分朝列举：

康熙朝修成2种：《钦定平定三逆方略》60卷，《钦定平定朔漠方略》48卷；

乾隆朝修成10种（内有7种称《纪略》）：《钦定平定准噶尔方略》172卷、《钦定平定金川方略》32卷、《临清纪略》16卷、《钦定平定两金川方略》152卷、《兰州纪略》20卷、《五峰堡纪略》20卷、《台湾纪略》70卷、《安南纪略》32卷，《廓尔喀纪略》54卷、《巴布勒纪略》26卷；

嘉庆朝修成3种：《钦定平定苗匪纪略》52卷、《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408卷、《钦定平定教匪纪略》42卷；

道光朝修成1种：《钦定平定回疆剿平逆裔方略》86卷；

同治朝修成2种：《钦定剿平粤匪方略》420卷、《钦定平定捻匪方略》320卷；

光绪朝修成3种：《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320卷、《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50卷、《钦定平定贵州苗匪纪略》40卷。

在以上21种中，修成于晚清时期的有5种，成书于同治、光绪两朝。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收录了清政府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和击溃阿古柏政权等战事的官方谕奏公文。《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记载了清朝在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镇压云南回民起义的过程。《钦定平定贵州苗匪纪略》则汇集了有关镇压贵州苗族等民族起义的大量官方资料。

（四）《圣训》及政书的编修

清朝在修《实录》的同时还纂修《圣训》。清朝后半期完成的《圣训》有1857年（咸丰六年）敕修的《宣宗成皇帝圣训》130卷、1866年（同治五年）敕修的《文宗显皇帝圣训》110卷、1879年（光绪五年）敕编的《穆宗皇帝圣训》160卷。内收入各朝上谕要旨，内容较《实录》尤为简略。唯以其分类纂辑，检查较便。

清朝政书及官制则例，代有修纂，而以《大清会典》为巨制。《大清会典》始自康熙年间敕修，其后雍正、乾隆、嘉庆代行续修。嘉庆朝敕修者断自1813年（嘉庆十八年）。至光绪中叶，已60余年，其间清朝政治各方面制度变化很大。1885年李鸿章奏准于1886年开馆纂修。主要反映1813年至1887年74年间的变化。这部《会典》直至1899年才完成，因而下限延伸至1896年。计成《会典》100卷，《会典事例》1220卷，《图》270卷。这部书是记载清朝后期典章制度的书籍，是我们了解清朝统治制度发展演变的一部系统的资料书。这一时期关于官制朝规的书籍，有1873年潘祖荫等奉敕撰修的《户部则例》100卷，1853年步军统领衙门奉敕撰修的《金吾事例》10卷，1884年福锟奉敕修撰的《内务府则例》4卷，1888年世铎奉敕撰修的《宗人府则例》20卷，1891年松森奉敕撰修的《理藩院则例》64卷等。此外，关于考试制度方面，有1888年敕撰的《科场条例》60卷，关于漕运方面，有1896年敕撰的《户部漕运全书》96卷等。

上述各书都是清王朝的官修史书，各书都以对历代皇帝的歌功颂德为基调，为唯心主义和唯神主义历史观所支配，把一系列有关的历史资料汇集在一起，体现了封建官修史书的特点。从研究近代史的角度看，这些书只是刊布的当代史资料，具有史料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