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进化哲学: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救亡图存、变法图存的维新运动。维新派在继承传统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尤其是吸收了西方进化论作为其变法维新的思想武器。
以康有为、严复、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派的进化观,受到了龚自珍、魏源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观的影响。他们不仅继承了龚自珍、魏源的变法的主张,而且进一步借鉴和吸收了西方的进化论,形成了自己的进化观,将龚自珍、魏源的“变易”思想发展到新阶段,构筑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并以此为基础,用进化论抨击传统天道观,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形成了一次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
一、康有为的“以元为本”论
在康有为的哲学体系里,“元”是最基本的、最高的范畴,是康有为哲学思想和学说的基石。在他看来,“道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理皆有阴阳,则气之有冷热,力之有拒吸,质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圆,光之有白黑,声之有清浊,体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八统物理焉。以诸天界、诸星界、地界、身界、魂界、血轮界统世界焉”[36]。可见,康有为强调“元”是根本的,它是宇宙的本原,万物的本体,而“阴阳”则是“元”这一本体的表现,明确指出了道是体、阴阳是用的关系。由此提出了“根元气之混仑,推太平之世”的思想,从而构成了他的世界观。
康有为像
康有为的世界观是在“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根据《周易》的“大哉乾元乃统天”和《春秋》的“元年春五正月”的“元”的概念,提出了“元”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源,是唯一的绝对本体的命题。他说:“易称大乾元乃统天,天地之本皆运于气。列子谓天地空中之细物,素问谓天为大气举之,何休谓元者气也,易讳谓太初为气之始,春秋纬太一,含元布精乃生阴阳,易太极生两仪,孔子之道运本于元,以统天地。”[37]康有为继承发展了汉代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和何休关于《周易》和《春秋》中“元”的思想,把“元”与“气”联系起来,指出“元者,气之始也,无形以始,有形以生,造起天地万物之始。元气、知气、精气,皆理之至,盖盈天下皆气而已”[38]。所谓“元”就是“气”,也就是“元气”“知气”“精气”“太极”或“太一”,在康有为看来这些概念都是一个意思,即它们都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源,天地万物是由“气”派生的,先有“元”的存在,而后才有天地万物。
康有为为了论证“元”是天地万物的起源和本质,还以“繁果”和“群鸡”为例加以具体说明,他说:“繁果之本于一族”,“群鸡之本于一卵”,而繁果、群鸡“核、卵之本,尚有本”,这个“本”就是“万物而贯于一”的“一”,所谓“一”就是“元”。同样,康有为讲的“合诸始而源其大”的“一”和“无臭无声、至精至奥”的“元”也是指的同一个意思[39],因此,世界万物统一于“一”,也就是万物统一于“元”,“一”即“元”,是天地万物的根本之根本,所以,“元”比果核之“本”和鸡卵之“本”更为根本,进一步说明了世界万物的起源问题。
康有为一方面认为“元”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另一方面也认为“元”是人类的根本。他指出:“元为万物之本,人与天同本,于元犹波涛与沤同起于海,人与天实同起也。然天地自元而分别为有形象之物矣。人之性命虽变化于天道,实不知几经百千万变化而来,其神气之本,由于元。溯其未分,则在天地之前矣。”[40]在这里,康有为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天人同源于“元”的思想。康有为在《中庸注》中说:“万物之生皆本于元气,人于元气中,但动物之一种耳”,把人看成是天地万物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天地万物与人同“元”、同“气”,从而说明了:“天地者,生之本,万物分天地之气出,人处万物之中,得天地之分焉”,“凡众生繁殖皆吾同气也,必根仁而爱之,使一民一物得其所焉”。康有为在天地与人同源的基础上,挖掘出其中的“仁”“爱”的内涵,为他的思想体系构筑起坚实的基础。
在康有为看来,“元”不仅是宇宙万物产生的本原,而且还是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源。他在《礼运注》中认为:“大一者,太极也,即元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易所谓乾元统天者也,天地阴阳、四时鬼神,皆元之分转变化、万物资始也”,“万物而统之元以立其一,又散元以为天地阴阳五行与人以之共十,而后万物生焉”[41]。这就是说,天地万物统归于“元”,由于“散元”而产生天地万物,即包括天地、阴阳、五行和人、鬼神,所有这些都是从“元”分转变化而来的。
那么,“元”又是怎样分转变化的呢?康有为认为,“一元”产生“二元”,即“一必有两”,而“一元”就是“太极”,“太极”可分两仪,故“元有阴阳,故气有冷热,力有动静,势有吸拒,质有凝流,形有方圆,数有奇偶,电有干湿,光有黑白,声有清浊,体有凸凹焉”。在康有为看来,“一元”分为“二元”,可以解释天地万物的分转变化和天地万物的分转变化又有着统一的基础,这既阐述了“一元”和“二元”的相互关系,又论证了物质世界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由此表明康有为对传统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康有为的哲学体系里,阐发了天人同源于“元”的思想,实际上,又赋予了“元”的人格意志。在他的心目中,“元”或“元气”又是属于精神的范畴,而不是物质的范畴。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康有为把“元”归结于“仁”,把它看成是具有伦理道德属性的“善”的抽象,这样,“元”又成为主观精神的自我表现。他在《中庸注》中指出:“仁从二从人,相偶之义也,元从二从儿,儿古人字,是亦仁也。……故言仁者,不可不知元,而其功用可极于元”,并且,“仁从二人,人道相偶,有吸引之意,即爱力也,实电力也,人具此爱力,故仁即人也。苟无此爱力,即不得为人矣”;“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之,故谓人性皆善”,所以,“仁”是“万化之海,为一切根,为一切源。……人道之仁爱,人道之文明,人道之进化,至于太平大同,皆从此出”[42]。这就是说,“仁”作为万事万物的“根”和“源”,使其“以元为本”变化成了“以仁为本”。对于这一转换变化,康有为在《中庸注》中解释说:“仁者,在天为生生之理,在人为博爱之德”,故“天”就是“仁”,“天复育万物,既化而生之,又养而成之,人取仁于天而仁也”。这就是说,人的“仁”是取自于天,天、人之间依靠“仁”来沟通,人一旦得到天的“仁”,就可以达到“物我一体”“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就是“物即己,而己即物,天即人,而人即天。凡我知之所及,即我仁之所及,即我性道之所及,其知无界,其仁无界,其性亦无界”,“盖仁与智皆吾性之德,则己与物皆性之体,物我一体无彼此之界,天人同气无内外之分”,故“以元元为己,以天天为身,以万物为体”。在这里,康有为把“元”变成了“我”,既然“元”是世界的本原,那么,“我”也就变成了世界的本原,“山河大地皆吾遍观,翠竹黄花皆我英华,遍满虚空,浑沦合宙”。这同孟子所谓的“万物皆备于我”、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阳明的“心外无物”的主观唯物主义思想如出一辙。
总之,在康有为看来,“元”是一种有意志的精神实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自然观;而一旦给它赋予“元”以“仁”的属性,把“仁”也看作宇宙万物的本原时,他的“以元为本”的客观唯心主义就走向了“以仁为本”的主观唯心主义。康有为这种“乾元统天”和“以仁为本”的唯心论给谭嗣同的《仁学》以深刻影响,康有为“以元为本”思想中提出的“元”是发展变化的观点,为其维新变法提供了哲学上的理论依据,对于推动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康有为在讲“以元为本”之时,反复强调物质的变化发展,宣扬“变”是自然界的规律,他不止一次地引用《易经》中的话,来论述天下万物的变化性,强调“变”是天下万物共有的特性。但是,康有为所讲的“变”与传统哲学思想里所说的“变器不变道”的观点完全不同,他认为万物不仅变“器”,而且也变“道”,如他说:“盖变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昼而无夜,有寒而无暑,天以善变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壮老,形体颜色气貌无一不变,无刻不变。”[43]从这种“变”的观点出发,康有为看到了新生事物战胜腐朽事物的必然性,指出“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44]。他用这种新胜旧的进化观点去观察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直接否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及崇古、复古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世界观。
康有为在对“以元为本”思想的阐述中,还初步认识到事物的变化发展源于其内部所包含的矛盾斗争。他用“阴阳”这一传统哲学思想常用的概念,表达了许多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矛盾发展运动并矛盾的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想。他说:“若就一物而言,一必有两”,“知物必有两,故以阴阳括天下之物理,未有能出其外者”,而“生物之始,一形一滋,阴阳并时而着”[45]。这里面显然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因素。
康有为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构筑了他独特的“公羊三世说”的历史进化论。他对今文经学中的“公羊三世说”重新作了解释,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比附为君主制时代、君主立宪制时代和民主制时代,它们循序渐进,形成世界历史进化发展的必然过程。他说:“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并说这三种政治制度的更替,“特施行有序,始于麤粝而后致精华”[46]。由此论证了社会政治制度的进化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理论上支持、阐发了用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取代封建君主专制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为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
二、严复与《天演论》
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系统地介绍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思想家。1895年他开始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介绍达尔文进化论。《天演论》的出版轰动了中国思想界,风行海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严复介绍《天演论》不是停留于生物进化的领域,而是把进化论提到哲学的高度,为国人提供了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严复的哲学思想是在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思想的养料,在接受西方19世纪自然科学、尤其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纵观严复的哲学体系,始终贯穿着进化论的唯物主义观点。
严复像
严复译述《天演论》是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日趋深化的一种反映,是为启迪民族精神、奋起救亡图存而作。严复介绍了进化论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两个基本观点,认为“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47],从而提出了“合群”的主张。严复还认为,事物都是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人与动物不同之处就是“能群”和“善群”,由此提出了“与天争胜”“自强保种”的观点。可见,在严复的心目中,进化论中“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思想与中国所面临的亡国灭种民族危机中救亡图存、自强保种是如此的相契合,从而根据进化论提出了“合群”“自强”的思想。进化论就这样被严复融入了他的哲学体系中。
严复结合斯宾塞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了进化论的发展观。他说:“达尔文者,英之讲动植之学者也。……著一书曰《物种探源》(今译《物种起源》),自书出,欧美二洲几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裴变。论者谓达氏之学,其一新耳目,更革心思,甚于奈端氏之格致天算,殆非虚言”,其《物种起源》中一篇名“物竞”,一篇名“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这就是所谓“以天演之学言生物之道者也”[48]。接着他又介绍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说,斯宾塞之进化论“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而于一国盛衰强弱之故,民德醇漓和散之由,则尤三致意焉”[49]。同时还介绍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说:“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50]严复借助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斯宾塞庸俗进化论及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着重阐发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观点。他说:“劣者之种遂灭,而优者之种以传,既传焉则复于优者之中再争,而尤优者狄传焉,递胜不已,则灭者日多,而留者日进,乃始有人。人者,今日有官中之至优者也,然他日则不可知矣。达氏之说今日学问政事之家咸奉以为宗,盖争存天择之理,其说不可易矣。”[51]严复由此引发出中国在生存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应该顺应和运用进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变法图存。他还举土生土长的生物为例,说明不能因为“土”就说它最宜生存,并指出外来新种也可能较之土种更宜生存;他又以澳洲无针蜂因有针蜂引入而灭种的例子,来说明土种不一定最宜生存。而外来新种也不一定不宜生存,并感叹说:“嗟乎!岂惟动植而已,使必土著最宜,则彼美洲之红人、澳洲之黑种,何以自交通以来岁有耗减?”[52]严复以进化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来警醒、激发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救亡图存,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严复译《天演论》手稿
严复是真正了解西方进化论的人,但他主要不是从生物科学的角度,而是从世界观的高度介绍和阐发“天演之学”的。因此,严复首先就着重指出进化论给人类带来的世界观的变化。他说:“西人有言:十八期民智大进步,以知地为行星,而非居中恒静,与天为配之大物,如古所云云者。十九期民智大进步,以知人道,为生类中天演之一境,而非笃生特造,中天地为三才,如古所云云者。”18世纪由于哥白尼学说否定了地心说,破除了天地相配的旧说,促使民智大进;19世纪由于有了达尔文进化学说,知道人是生物进化的一个阶段,否定了“天地人三才”的旧说,又促使民智大进步。此两种学说刚出来时,“为世人所大骇”,但因证据确凿,其攻击者“乃知如如之说,其不可撼如此也”[53]。这样,“古者以人类为首出庶物,肖天而生,与万物绝异。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而教宗抟土之说,必不可信”[54]。就是说,在西方有了进化论,基督教上帝创造人的说法被推翻了;在中国把人看作是“肖天而生”、人性出于“天命”的旧说,也将因进化论的传播而被推翻。
由此可见,严复已经认识到了科学的进步引起了世界观的改变,而世界观的改变必然要导致社会政治观的改变。他说:“天演者,时进之义也……得此以与向之平等自由者合,故五洲人事一切皆主于谋新,而率旧之思少矣。呜呼!世变之成,虽曰天运,岂非学术也哉!”[55]这就说明了进化论和自由平等之学说结合,致使世界政治、思想发生大变化,形成了弃旧谋新的世界潮流。可见严复介绍进化论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学术思想和世界观的变革来促进“世变”,使中国走上维新自强的道路。
严复介绍和倡导的进化论,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的。他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世界是物质的,“天地元始,造化真宰,万物本体是已”[56];“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57]整个宇宙之内,只有物质和物质的运动,虽然物体种类繁多,千差万别,但归根结底都是客观存在的实体。在这里,严复根据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把物质解释为具有不同种类和不同形态而具有共同本质的东西,人类的社会运动也应包括在生物运动之内,与生物运动遵循着同样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