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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宋文化对亚洲文化的影响（第1页）

第二节　宋文化对亚洲文化的影响

宋代时期，中国文化在越南、朝鲜、日本等国得到广泛传播，对其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宋文化在越南的传播

越南古称交趾，又曰安南，位于中南亚半岛东部，东、南濒临北部湾和南海，北与中国广西、云南相接，西与老挝、柬埔寨为邻。宋文化在越南传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程朱理学的影响

据载，968—979年建立大瞿越南的丁部领曾把爵位卖给僧侣，使得僧侣能直接参政。之后的黎朝（980—1009年）又派僧侣到中国请经，直到宋赐封越南独立。随着程朱理学地位在中国的上升，儒家思想在越南的影响日益扩大。后李朝李圣宗时（1054—1072年），越南始修文庙，建国子监，塑周公、孔子像，并首次举办科举考试，从儒生中选拔治国贤良。

由于程朱理学继承并倡导先秦孔孟“民为邦本”、“仁者爱人”、“举贤任能”、“王道德治”以及忠君爱国、抑恶扬善等基本思想，并将之更理论化系统化，更适于国家稳定、家庭和睦的需要，因而程朱理学在越南的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都广泛地融于人们的观念之中。

1．史学方面　劝善惩恶的思想是中国史学家一贯的思想和实践，西汉司马迁编撰《史记》的原则是“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46]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提供了让统治者以资借鉴的大量正反史实，越南史书也充满了这种观点。越南史学家吴士连在黎圣宗洪德十年（1479年）所上《拟进大越史记全书表》中说：“必善恶具形褒贬，始足示于劝惩，必翰墨久役心神，方可观于著述。劝善惩恶，不亦明乎？”寓褒贬于史书、劝善惩恶有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它有助于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帮助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从而促使达到程朱等人所期望的君明臣贤、父慈子孝、尊卑有序、社会安定的理想标准。

2．文学方面　宋朝以前由于儒家思想尚未普及，贯穿儒家教义的文学只是上层人物的专利，其中大都是北上中国习学者，其中成绩卓著的是唐朝时的姜公辅。姜为爱州（越南清化省）人，唐德宗时“第进士，补校书郎，以制策异等授右拾遗，为翰林学士……德宗器之……乃擢公辅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47]与张九龄同朝为相。他的杰作《白云照春海赋》和《对直言极谏策》被录入《全唐文》。宋以后的儒家思想对越南文学影响有一大特色——从贵族的大雅之堂走向了民间，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充满了仁义忠信的思想。

后黎朝爱国知识分子阮廌（1380—1442年），字抑斋，曾跟随黎太祖起义，是义军的首脑之一。他认为“为将之道，以仁义为本”，“凡图大事以仁义为本”。因此，他撰写的一代雄文《平吴大诰》充满了“以大义而胜凶残，以至仁而易强暴”的必胜信念和爱国**。儒家主张养民、生民，反对征战，因为战争尤其是频繁的不义之战使生灵涂炭，因而揭露战争给人民带来痛苦的闺怨诗也是儒家文化的产物。邓陈琨的《征妇吟》是其中佼佼者，“愁上隘头，怨出闺门”——形象地刻画出妻子望穿秋水的身影，渗透了闺中少妇对战争的怨恨。

程朱理学固然给越南社会带来了稳定的秩序，但“灭人欲”的道德规范却也似条条枷锁套住越南的广大劳动妇女，从而引起强烈的抗争。“娘啊，孩儿要出嫁；孩子，娘的心思正和你一样。”近代黎贵淳的这首诗（用越南民族文字字喃创作），以一个少女和寡妇的内心剖白，控诉了虚伪的封建礼教。

受宋影响，越南在官品服饰方面也呈现出强烈的尊卑色彩。宋代官员服色有规定：一品到四品官服紫，五品、六品官服绯，七至九品官服绿。于是，越南陈朝末期就参照宋对其官服的颜色作了更严格的规定：一品穿紫，二品大红，三品桃红，四品着绿，五、六、七品穿碧色，八至九品着青色，无品爵的只穿白。[48]这种规定不只是形式，而是权力的象征，标志着封建等级制度已日趋完善，也表明了宋儒的纲常伦理规范体系在越南官吏制度中的广泛影响。

越南周围的一些国家都佛教氛围甚浓，而越南南部的部分地区即历史上的占婆王国，自四、五世纪也已全面印度化，尤其是唐以前佛教在越南曾多领**，但为什么最终儒学却繁荣昌盛呢？原因如下：

1．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　程朱理学把家庭人际关系、国家君臣之间的道德伦理同如何为国遴选人才、建立完善的官僚政治体系纳入一个严密的网络之中，中国的社会基础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这一制度要求君臣有义、父子有情、夫妻有别、长幼有序，要求人人必须以君主和父亲家长为核心，尊嫡敬长尽忠尽孝。程朱认为这种伦理纲常是宇宙的本原，即所谓的“理”，“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49]这“理”，“不为尧存，不为桀亡”。[50]它存在人性之中，但又常被“人欲”所掩盖。因此要想维系国家秩序和家庭安定，就必须“存天理，灭人欲”，[51]就必须用儒家“仁义礼智信”去教化人民，而教化的途径只有靠通过科举选拔出的优秀儒生来教化人民，并由这些儒家学者建立起一套尊卑有序的官僚管理体制，才能达到君明臣贤、上下亲善、纲常永固。对此，越南统治者如获至宝，全面吸收。如前所说，宋之先佛教占优，尽管11世纪初开始修文庙、开科举，但僧侣仍出入宫廷无禁，在各个村社，权力仍多操纵在僧侣之手，十分不利于形成尊卑有序的封建王朝的一统天下。为此，13世纪初陈朝一方面重建国子监，大比取士，举办太学生考试，成立国学院，同时还开设了不少私塾，邀请名宿大儒讲解四书五经，积极宣扬儒家道德规范；一方面还对佛教僧侣大加挞伐，既将僧侣逐出了朝堂，又下令凡年龄不足50岁的僧尼一律还俗，并让体健的僧人从军打仗。经此重创，僧侣一蹶不振，与上层截然分离，而儒学声威日隆。

2．教化与仿效　中国历代统治者在与邻邦交往时，大都要充分表现出天子的威仪和中华文化的风采，自宋以后，更时时不忘以程朱理学的仁义道德来教化四夷。

3．汉文字的传入　汉字约于公元前2世纪传入越南，是越南使用的第一种文字，也是越南沐浴中华文明的重要媒介。公元前111年，汉并越南设三郡，建立了稳固的汉政权，汉字书写制度遂得以推行。其间，锡光和任延两位太守“建立学校”，传播汉字，“导之礼义”，功不可没。[52]东汉末至东晋十六国时期，中原大乱，内地汉族人民及封建士大夫纷纷南逃交州（越南）避难，唐时，一批中国学者诗人南下，如王福畴（王勃之父）、杜审言、沈佺期等，他们都促进了汉字的推广。而汉字的输入必然导致汉文化特别是儒学的传扬。隋唐在安南所推行的科举制度与内地相同，同时又开办学校，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因此，至唐汉文字同汉文化一道得到了普及。12世纪中叶前越南归中国所属，汉字是官方文字，越南独立后仍借用汉字，再往后越南有了民族文字字喃，则与汉字并行，但无论是官方文告还是科举考试都使用汉字，重要的史学、文学、医学专著也全用汉字书写。例如，11世纪李朝发布的《迁都诏》和《刑书》就用汉字书写，13世纪陈朝的《国朝通礼》、《刑律》、《课虚集》[53]以及黎文休的《大越史记》、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全书》、张登桂的《大南实录》等著作也皆用汉字写成。1971年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出版的《越南历史》（第1集）后附主要参考资料146种，其中用汉文书写的多达126种。[54]这说明汉文字对传播汉文化及越南发展本国文化所起的作用。

（二）宋代其他文明的传播

两宋时期是中越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重要阶段，除程朱理学之外还有许多方面的中国文化也在越南传播。

1．书籍传播佛学　越南黎文老说：“本国自古以来，每货中国书籍……以明道理。”[55]越南很重视从中国进书，多次向宋政府请求赠书和购书，一般来说，宋王朝对其要求都给予了满足。赠与购的图书中除儒家经典外还有大量的佛经。宋朝统治者是儒佛道都提倡，但对越南最有影响的是儒学，其次是佛教。个中原因与宋政府赐书内容不无关系。据不完全统计，自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首次向越南赠雕板所印的《大藏经》起，至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赠《大藏经》止，前后80年间越南就从宋廷得到了《大藏经》四次，《道藏经》一次，以及九经等中国书籍。[56]由此也可略见越南在13世纪前为什么儒学尚未占优势之端倪。

2．医药学　中国医学传入越南很早，但越南中医学到了10世纪后才有较大的发展，原因之一是，宋时随着两国文化经济交流的增多，传入越南的中草药也随之增多。当时中越两国之间买卖药品十分容易，如宋末元军南下，为了国家安全，越南陈圣宗派遣陶世光到龙州（广西龙州）打探元人情况，就是借助“买药”之名的。[57]越南王朝也常用中国医生治病，如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李圣宗心神恍惚，日趋加重，国内无人能治，还是中国陕西长安僧人明空用精神疗法给治好的，因而受到尊重，被封为国师。

3．音乐与戏剧　中国的音乐与戏剧很早就到过越南，两宋间中国艺人到越南演出的机会有增无减，如杂剧演员廖守忠到越南演出后就受到了黎朝开明王龙铤的欣赏。由于越南朝野上下对中国音乐戏剧的喜爱和中国艺术家多次去越南献艺，因此，有些在中国已失传的曲子却在越南意外地保存下来，如杖曲鼓“黄帝炎”，是宋人在越南发现的。[58]

以上所谈仅属宋代文化的精神文明层，而物质或物化了的文明成果流入越南并促使其发展进步的事例也不少，诸如纸墨笔砚、丝织工艺、漆器、钱币等。以丝织工艺为例，北宋时丝织生产地就遍布全国，除两浙和四川两中心外，河北东路、东京东路、淮南南路、江南东路以及整个沿海地带都比较发达。妇女们在织机上“交臂营作，争为纤巧”，[59]“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60]织锦工艺则于此时传入越南，越南丝织女很快掌握了这一工艺。史云：李朝太宗二年（1040年）二月，“诏尽发内府所藏宋锦，颁赐群臣。初，帝教宫女织锦绣，至是织成。……乃诏悉出宋锦……示不服御宋锦衣也。”[61]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宋丝织业的影响。

物化了的文明成果的传入一是靠两国政府间的贸易交换即所谓的“贡”、“赐”，二是私商经营的一般贸易。据《宋史》、《宋会要》记载：交趾（越南北方）和占城（越南南方）向宋派出的朝贡使团分别达50次左右，其贡品主要是香料、药材、犀、象、象牙、犀角、玳瑁等，而宋回赐的主要是金银、铜器、钱币及丝织品等。私人巨商输入中国的与政府贡品大同小异，带回越南的还有纸、笔、草席、凉伞、绢扇、漆器、书籍。两国间各种层次的交往，对越南物质文明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丰富了宋文化。

二、宋文化对朝鲜的影响

朝鲜位于亚洲东部朝鲜半岛上，北同中国相邻，西邻黄海，东滨日本海，东北与俄罗斯接壤，东南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自先秦始，中国文化对朝鲜就有诸多影响，两宋开始，这种影响日益扩大，在朝鲜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体现出来。

（一）释、道与儒学

918年高丽统一朝鲜，高丽王朝（918—1392年）一方面崇尚佛教，一方面重视儒学，同时还欣赏道教。

1．佛教　高丽王朝视佛教为国教，即所谓“安身立命”之教，因此，立国伊始就广建寺塔，建立了一系列崇佛尊佛制度，如从名僧中选国师，聘为王室顾问，在太学中增设佛科，考试优异的僧侣授之以法阶；为使佛教兴隆，又采取了向北宋请经，派僧侣入宋求法、迎宋僧入朝传法等措施。

入宋请经。佛经是佛教之经典，汉文的佛教经典总称之为《大藏经》。宋以前，《大藏经》多为佛徒手抄传诵，因而未能广泛流布。北宋初年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宋于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在成都印刷《大藏经》，由于当时活字印刷尚未出现，而此经多达6620余卷，光刻板就达13万块，因此，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刚印刷完毕，高丽马上遣名僧如可赴宋（989年）请赐《大藏经》。991年高丽再次派人赴宋，宋又赠送《大藏经》一部。1022年高丽又遣使携带礼物再求佛经一部，宋真宗深受感动，又赐给第3部《大藏经》。几次请经，为佛教在朝鲜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入宋求法。北宋期间，朝鲜曾派多名僧侣赴宋求法，如谛观、圆应、义天、寿介等，其中以义天对朝鲜佛教的发展建树最大。他学过华严经、天台宗、唯识宗、习律宗等，学成回国后于1097年在京都创建国清寺，正式成立朝鲜佛教的天台宗，与历史久远的曹溪宗并立于国中。

迎宋僧传法。北宋名僧惠珍、省聪被请入朝鲜专为其在佛寺设坛讲法传经，大受欢迎，并受到高丽国王的召见。宋高僧的入朝布道也为佛教在朝鲜的传扬发挥了推波助澜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