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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繁荣兴盛的书院教育（第1页）

第二节　繁荣、兴盛的书院教育

书院教育是宋代教育中一个颇具特色的方面。讲宋代教育，就不能不提及书院教育。本节将从发展渊源、基本状况等方面，对宋代书院教育作一个大概论述。

一、书院源流

书院之名最早见于唐代，而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则起源于唐末五代。当时社会十分动**，天下大乱，官学被摧毁，国家教育机构非毁即散，志学之士便纷纷率弟子投身山林，创立“精舍”，旷日讲学。这就是书院的来源。北宋初年，书院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且渗透了民间群体力量，官府人员也加入其中，教育机构、管理组织以及管理方法日益完善，出现了岳麓、睢阳、嵩阳、白鹿洞四大著名书院。南宋政权建立以后，随着理学的传播、发展，各派门人日多，而各派又都是专门之学，所持议论，多有抵牾。为了宣传师学，传播以儒学为母体的新儒学，各大门派便以书院为依托，广揽生徒，传经布道。这样不仅扩大了书院的影响，而且也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一批封建社会后期的重要思想家、教育家，如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也都纷纷加入了创立和游学书院的行列。仅朱熹一人先后创立或讲学的书院就有武夷精舍、竹林精舍、白鹿洞、岳麓等十余处。因此，南宋时期是书院发展的兴盛时期。两宋时期的书院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两朝，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北宋的书院教育

从五代到北宋初年，是私人讲学的书院逐步繁盛的时期，在南北各地均出现了不少著名的书院。这一时期，书院所以兴盛的缘由，一方面是由于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宿儒隐居山林，讲学传道，形成了良好的兴学教习之风。而另一方面，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教育的普及，官学的弊端丛生，私学则应时势发展而兴盛起来。朱熹在《石鼓书院记》中曾说：“予唯前代庠序之教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也讲：“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镐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教授，大率多至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白鹿洞尤为著，天下所谓四书院也。”朱熹、吕祖谦的这些记载，不仅分析了北宋初年书院兴盛的原因，而且也提到了一些在当时颇具名声和影响的书院。然而就上述书院乃至整个宋代书院从性质上讲，基本依归于官立和私立两种，上边提到的白鹿洞、岳麓等书院是官立书院，而像以下要提到的泰山书院、浮池书院等则为私立书院。

1．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在今湖南衡阳石鼓山回雁峰下，创建于唐元和年间（810年左右）。衡州李宽中刺史吕温来访时，在《全唐诗》中留下了一首吕温所写的《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李士真就遗址重建。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仁宗根据集贤校理刘沆的建议，赐书院匾额和学田。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部使者潘畴就旧址建屋数间，榜以故额；宋若水益广之，朱熹为之记。可见一直到南宋，石鼓书院经久不衰，名声颇著。

2．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位于今湖南长沙西岳麓山抱黄洞下。北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建讲堂五间，书斋五十二间，以待四方学者。真宗咸平二年（999年），潭州太守李允则将其规模扩大，王禹偁作记。咸平四年（1001年），李允则又请赐诸经释文义疏，史记、五篇、唐韵。益广其居，谭绮为之作记。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真宗召见周式，拜为国子主簿，使归教授，因旧名赐额，于是岳麓书院便名闻天下。岳麓书院发展起来后，被世人称道为“潇湘为洙泗，荆蛮为邹鲁”，赞扬它在传播儒家思想，变革社会风尚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到了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朱熹、张栻均曾在此留住，传经布道。

岳麓书院

3．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位于今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唐贞元年间（785—805年），洛阳人李渤和他的哥哥李涉隐居于此读书，尝蓄一白鹿自娱，人称白鹿先生。宝历中（825—827年），李渤任江州刺史，于其地建合榭，遂以白鹿名洞。南唐昇元中（937—942年），因洞建学馆，置田以给诸生，学者大集，以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当时称为白鹿国庠。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知江州周述言庐山白鹿洞学徒众多（约千余人），请赐《九经》书肆习之，诏国子监给本。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孙琛即故址建学馆十间。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又重修建白鹿洞，亲自制定《白鹿洞学规》，并来此讲学授业。这一时期是白鹿洞书院的鼎盛极致时期。

4．应天府（睢阳）书院　应天府书院位于今河南商丘县故城西北隅，原为五代末年戚同文（睢阳先生）隐居讲学之处，所以人称睢阳书院。生徒常在100余人。宋著名学者范仲淹即出其门下。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应天府民曹诚在同文旧址，建学舍一百五十间，聚书一千五百余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应天府奏上其事，诏赐院额曰应天府书院，命同文孙舜宾主持，仍令本府慕职官提举，以曹诚为府助教。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以书院为学府，给学田十顷。庆历三年（1043年），又改学府为南京国子监。

5．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位于今河南登封县太室山麓，原名嵩阳寺。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年）始建。五代后周时设为太乙书院。宋至道三年（997年）改为太室书院。藏九经于其中。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敕西京重修，更名为嵩阳书院。宰相王曾奏置山长，给良田十顷。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颐曾在此讲学布道。

6．茅山书院　茅山书院位于现今江苏金坛县三茅山后。宋仁宗时处士侯遗所建，教授生徒，并供给饮食，达十余年之久。北宋天圣二年（1024年），王随知江宁府，奏请仁宗于三茅斋粮庄田内拨给三顷，供书院日常的开销。王随死后，书院遂遭废弃，居空徒散。南宋理宗淳祐中（1241—1252年），知县孙子秀因故址而新之，以待四方游学之士。后来为崇禧观所占用。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徙建于金坛县南五里之雇龙山麓。

三、南宋书院的兴盛

南宋时期，书院教育同样呈现出繁盛的状况。据《续文献通考》卷五十所载，理宗时，苏州、丹阳、徽州、建阳、绍兴、益州、桂州、合州、丹徒、兴化、金华、宁波、崇安、全州等地均有书院。这种情况，多是由于当时地方州县学日趋凋落，加以理学盛行，理学家到处聚徒讲学所致，这从客观上又为进一步推动书院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就两宋书院发展状况的比较来看，据《文献通考》记载：“北宋诸儒，多讲学于私家。南宋诸儒，多讲学于书院，故南宋时书院最盛。”现择其一例，便可说明此况。

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三月到任，十月即令军学教授杨大法和星子县令王仲杰主持复兴白鹿洞书院。此年三月竣工。书院修复后，聘请杨日新为书院堂长，并置建昌东源庄田，作为赡养学生及其他开支所需。淳熙八年（1181年），又奏请朝廷赐给监本《九经注疏》。朱熹为了建置书院规范，又亲自制订白鹿洞学规，教导生徒，质疑问难。此学规，在我国文化教育的发展史上是一份重要的珍遗文献，现转录于下：

白鹿洞书院教条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世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　行笃敬　惩忿窒欲　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世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今之为学者，则既仅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会不复施于此堂，而持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例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心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17]

朱熹的书院教条鲜明地表明了他反对“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的腐败风气，主张树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学风。淳熙八年（1181年）春，朱熹又邀请陆九渊来白鹿洞书院讲《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陆九渊在讲授中也反复强**育士子不要追求“官资案卑，禄廪厚薄”，唯利是图的“小人”，而要做一个“专志守义”，“供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的“君子”。这就是理学家所要培养的目标。

朱熹的白鹿洞学规，对当时及后代教育思想的影响甚大。如叶武子调彬州官学教授，“一以白鹿洞学规为诸生准绳”[18]；刘爚“迁国司业，请刊行所注《学》、《庸》、《论》、《孟》，以备劝讲，及白鹿洞规示大学”[19]。这是在当时。后世元、明、清三代的书院，也都奉白鹿洞学规为圭臬。

白鹿洞书院的修复，为南宋书院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据《续文献通考》记载，南宋时代的许多时期均设书院，如宁宗开禧年间（1205—1207年），在衡山设有南岳书院，“掌教有官，育才有田，略仿四书院之制”；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年），在涪州设有北岩书院；理宗年间（1225—1264年），设有应天明道书院，苏州鹤山书院，丹阳丹阳书院，太平天门书院，徽州紫阳书院，建阳考亭书院、庐峰书院，崇安武夷书院，金华丽泽书院，宁波甬东书院，衢州柯山书院，绍兴稽山书院，黄州河东书院，丹徒濂溪书院，道州濂溪书院，兴州涵江书院，桂州宜城书院，全州清湘书院；度宗朝（1265—1274年），设有淳安石峡书院、衢州清献书院等。以上书院中许多都与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酿就书院热潮有关。

但就南宋时期整体书院的辑录来看，上述诸书院仅仅为当时书院中的一部分，除此以外，据1934年出版的盛郎西先生所著《中国书院制度》的书中辑载，至少尚存有以下书院：

泰山

泰山书院

无锡

东林书院

建宁

建安书院

曲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