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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民间秘密宗教（第2页）

道民者，吃菜事魔，所谓奸民者也。自植党羽，千百为数，挟持祖袄教，聋瞽愚俗。或以修路建桥为名，或效诵经焚香为会，夜聚晓散，男女无别。所至各有渠魁相统，遇有争讼，合谋并力，厚啖胥吏，志在必胜。假兴名造，自丰囊囊，创置私庵，以为捕逃渊薮。智元伪民之魁，左道惑众，揆之以法，罪不胜诛。[88]

白云教活动区域主要在江浙一带，其道民或有发僧，非正常地由世袭的世俗宗教领袖所认可，“他们与普通成员在白云宗庙寓里共同生活”[89]。白云教在元代很盛，有道民十万，明时再次遭禁，以后就销声匿迹了。

（四）白衣道

在宋代以“白衣”为名称的民间宗教组织很多，有的称“白衣师”，有的称“白衣礼佛会”，还有的称“白衣道”。这些宗教组织是托于明教，或假于佛道，史载不详，无法探究。这些宗教群体或“假借天兵，号迎神会，千百成群，夜聚晓散，传习妖教”[90]，或“看经念佛，杂混男女”[91]，活动方式都比较隐蔽，因此均被官府以“吃菜事魔”之罪加以禁止。

二、盛炽的秘密宗教

宋代民间秘密宗教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流行很盛，活动区域极广，参加人数极多，这些都是前代所未有的。

宋代民间宗教活动区域几乎遍及赵宋王朝统治的各个角落，具体来说，各地情况略有不同，发展规模不太均衡。一般而言，北宋时秘密宗教多集中于京师附近的诸路、川陕和江南等地区，南宋时则集中于江浙福建等路。

从北宋中叶开始，京畿、河北一带民间传习“妖教”很盛，“僧徒谶戒、里俗经社之类，自州县坊市至于军营，外及乡村，无不向风而靡”[92]。这些民间宗教社团或“起妖祠以聚众”，或以诵佛为掩护，夜聚晓散，频繁活动。在南方，崇鬼尚巫，建祠立坛更盛，其或“假托吉祥，愚弄黎庶，剿绝性命，规取货财。皆于所居塑画魅魑，陈列幡帜，鸣击鼓角，谓之神坛”[93]。到了北宋末年，由于阶级矛盾、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各地民间宗教活动更加活跃，“烧香受戒，夜聚晓散”，“别有经文，互相传习”多如牛毛，有的地方“鼓惑众听，劫持州县”[94]。方腊起义后，“其徒处处相煽而起”[95]。

南宋时，秘密宗教活动更甚，从当时一些士人的笔记中可以窥其盛况。如范浚记载当时的情形时说：“江浙之人传习妖教旧矣，而比年犹盛，绵村带落，比屋有之”[96]；廖刚也有类似的记载：江浙一带吃菜事魔者很多，“倡自一夫，其徒至于千百为群，阴结死党”[97]。宋孝宗时，发展势头更猛，“非僧道而辄置庵寮，非亲戚而男女杂处，所在庙宇之盛，辄以社会为名”[98]。由于官府对秘密宗教防范很严，所以许多民间宗教把活动的范围从城市转移到乡村，或官府无力控制的穷山僻谷之中，许多深山老林成了民间宗教的活动场所。

积极参加民间秘密宗教并成为其忠实信徒的，一般来说多是些没有文化、生活极度贫穷的下层农民或小市民。宋代这种情况没有多大改观，下层农民是秘密宗教的主要来源，但阶层构成也有较大的突破，有所谓“奸豪”、“拳勇”、“横猾”和“游惰不逞之辈”，也有大量的官吏、士人和士兵。人员结构较之前代更为复杂。

三、组织、法规与活动

宋代的民间宗教，都有自己独立的组织网络、活动场所和严格的教规，南宋时更为突出。

民间秘密宗教的内部组织系统，基本上承袭和借用了封建等级制度的做法。其首领称“王”或“公”，“其魁谓之魔王，为之佐者，谓之魔翁、魔母，各诱化人”[99]。如方腊领导明教起义时，自称“圣公”，“置偏裨将，以巾饰为别，自红巾而上凡六等”[100]。南宋淳祐年间，官府破获一起白莲教组织，其首领张大用、刘万六自称“尊长”，李六二自号“大公”，丁庆二“僭称主簿”。教内设有“谶堂”，“聚众罗拜，巍然高坐”；“假立官品，自上名号”；“布置官属，掌簿掌印”，而且还做御书，行官法，“出牒陛差，无异官府”[101]。

在下层，尤其在民间，同样有一套严密的组织系统，有的“每乡或村有一二桀黠，谓之魔头。尽录其乡村之人姓氏名字，相与谊盟，为事魔之党”[102]；有的“一乡一聚，各有魁宿”[103]；有的“各有主首，愿为徒侣之人，即输钱上簿，听其呼率”[104]；有的“号令之所以出，而言语之所以授，则有宗师”[105]。宗师有大小之别，大的宗师有信徒数千人，小的宗师有千余人，最小的也有数百人。每月的初一、十五，每个信徒要出资一定数额到魔翁处烧香，翁母将所得钱财定时交于魔王。可见一般的宗教都有较完备的组织系统，信徒由大小首领相统辖，信徒须交纳一定的钱财作为本教的活动经费。

民间宗教除组织系统外，教规也是必不可少的，它是约束每个成员的行动准则，是秘密宗教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民间宗教越是受到官府的压制，其教规也就越严密。宋代秘密宗教教规很多，有的宗教“初授法设誓甚重”，教徒“虽死于汤镬，终不敢言角（张角）字”[106]；有的教派首领权力很大，教徒“从其言甚于典章，畏其威重于官吏”[107]；有的宗教首领“御其徒如君之于臣，父之于子；而其徒之奉其宗师，凛然如天地神命之不可犯，较然如春夏秋冬之不可违也，虽使之蹈白刃赴汤火可也”[108]。绝对的权威，严厉的教规，宋代的秘密宗教得以“呼吸之间，千百响应”[109]。

每个秘密宗教都有自己固定的活动场所，各个教派称呼不一，大致有“祠”、“神坛”、“佛堂”、“斋堂”、“谶堂”、“道院”等。这些场所是各派进行宗教活动的地方，也可以说是各教活动的据点。

秘密宗教的联系不是松散型的，而是紧密型的，为了加强教徒间的联系，集会、举行宗教仪式是很重要的环节。如浙东的明教，“每年正月内，取历中密日，聚集侍者、听者、姑婆、斋妹等人，建设道场，鼓煽愚民男女，夜聚晓散”[110]。浙右的白云教“平居暇日，公为结集，曰烧香、曰燃灯、曰设斋、曰诵经，千百为群，倏聚忽散”[111]。可见，“夜聚晓散”是秘密宗教活动的主要方式。

民间秘密宗教之所以得以存在和发展壮大，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得力于宗教内部的一种凝聚力。这种凝聚力表现在教徒之间的团结、互助、友爱。

在经济生活上，教徒“一家有事，同党之人皆出力以相赈恤”[112]。不管你如何贫穷，一旦入教，就会“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虽不识，党人皆馆谷焉”[113]。这种经济上的互助精神，对于贫困农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下层农民之所以甘冒风险入教是有一定的经济原因的。此外，民间宗教的友爱精神还表现于政治上，如果教友被罪遭捕，教中同仁不惜出力出钱行贿地方官，以求获释；如果教友同他人发生争讼斗殴，教友也会“合谋并力，共出金钱，厚赂胥吏，必胜乃已”[114]。这种互助友爱精神，对无权无势的小农是一种精神鼓励，尽管官府法禁日严，但小农仍“争趣归之”。

利用宗教加强对人们的思想控制，是统治者的一贯伎俩，宋代统治者崇佛敬道也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但对于正统宗教的异端——秘密宗教，统治者的态度截然相反。这主要是民间秘密宗教冲击和危害了封建伦理道德的秩序，不利于统治者对人们思想的整齐划一；再者一些秘密宗教“百十为群，张旗鸣锣，或执器刃，横行郊野间”[115]；或“结集既众，乘乱而起”[116]，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运行，因而统治者对民间宗教不是明令取缔，就是残酷镇压，以高压的手段限制秘密宗教的传播。

宋代禁止民间宗教的活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颁布法律，严禁秘密宗教的活动；二是镇压或以残酷的手段加以惩罚。北宋初曾依五代旧律严禁秘密宗教活动，其规定：“或僧尼不辨，或男女混居，合党连群，夜聚明散。托宣传于法会，潜纵恣于**风……关连徒党，并决重杖处死。”[117]法令虽严，但并未完全震慑住秘密宗教的活动，相反由于土地兼并的日益加剧，阶级矛盾的日渐激化，秘密宗教的活动反而愈演愈烈。统治者更是变本加厉，立法更严。如方腊起义被镇压后，宋代明文规定严禁吃菜事魔，“诸吃菜事魔，或夜聚明散、传习妖教者，绞；从者，配三千里；妇女千里编管。托幻术者减一等，皆配千里，妇女五百里编管；情涉不顺者，绞。以上不以赦降原减，情理重者奏裁。非法习妖教，流三千里，诉人告捕，至死者财产备赏，有余没官。其本非徒侣而诳诱，不曾传授他人者，各减二等”[118]。为了禁止秘密宗教的活动，宋代统治者还发明了许多办法加以瓦解、离间秘密宗教组织。如重告扑之赏，严徒党之坐。“能反告者，赏钱五万，以犯者家财充”[119]。为禁止“燃顶、炼臂、刺血、断指夷人之法”，“赍赏钱三千贯文”[120]，令民告奸。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以至于“奸人乘便，构造疑似，以干赏利。或挟仇怨，更相攀引”[121]。搞得人不自安，民情惴怨。

宋代法禁虽严，但由于阶级压迫甚重，农民起义接连不断。但对以“妖教”惑众举事，反抗官府的，宋代惩罚尤重，往往不惜派重兵镇压。在军事镇压过程中，除对首犯处以严刑外，对于所染及的农民和教徒也残酷镇压，横加屠杀。如在镇压方腊起义过程中，“用兵十五万，斩贼十五万”、“所杀平民不下二百万”[122]。刘光世在镇压王念经起义时，光饶信一带就有“二十万人无辜就死”[123]。这一点连官府要员王居正也承认：“自方腊平至今十余年间，不幸而死者，不知几千万矣”[124]。王居正所言可能有些夸大，但统治者对民间宗教屠杀极残酷，可以说并非言过其实。

既然如此，民间宗教何以方兴未艾，屡禁不止呢？南宋初起居舍人王居正认为：“事魔者不食肉，而一家有事同党之人皆出力以相赈恤，盖不食肉则费省，故易足；同党则相亲，相亲故相恤，而事易济。”[125]也有人认为是法禁太严，“每有告者，株连既广，又当籍没，全家流放，与死为等，必协心同力，以拒官吏，州县惮之，率不敢按，反致增多”[126]。平心而论，这些士大夫的认识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未揭示真正的原因。农民之所以利用民间宗教传经布道，其中固然有教友间团结友爱互助的亲情成分在内，但根本上还是宋代社会阶级压迫、阶级剥削、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一种反映。由于官府横征暴敛，地主阶级大肆兼并土地，农民日趋贫困化，起义暴动，铤而走险，固然是最佳的一种方式，参加秘密宗教，从中寻求到一种精神依托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应该说，这才是宋代民间秘密宗教广为流行的原因所在。对于中世纪的民间秘密宗教，要作具体分析。由于众多的秘密宗教的庞杂性，这些宗教派别的作用也很不相同，因此，对它们的评价也就应当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