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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科举制度新发展（第2页）

其一，每次科举取士的数额远远超过唐代。唐代进士每次只有三四十人，最多的只有七十人[34]。宋初，士人惧于五代惨祸，并不热衷于做官，加之考试甚严，每次录取进士少则几人，多者百多人，平均每次录取40余人。太宗时因州县缺官，开始大规模录取士人，加之国家一统，政局稳定，入试者很多，往往达一两万人。朝廷每次录取进士230余人。真宗朝后，进士录取人数大增，平均每次录取在450多人，到北宋末，达到680多人[35]。

其二，由于生产关系的变化，“取士不问家世”，因此参加考试的举子不再是世家大族，多为出身贫寒的中小地主或较富裕的农民，且不少出身工商杂户的子弟也可以参加科考，且几代为官者很少。“取士不问家世”，使许多出身孤寒的士人能与官宦子弟同场公平竞争，据有人统计《宋史》有传的1953人的材料来看，由布衣入仕者达55。12％[36]。像在宋代文化领域风云一时的人物范仲淹、孙复、胡瑗、李觏、蔡襄、邵雍、苏洵、苏轼、苏辙等其出身都比较贫寒，正是公平的竞争，才使他们脱颖而出。因此，他们在入仕或执政后，自觉地把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联系起来，在学术上体现出来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工商阶层在过去历来受到鄙视，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允许其中有“奇才异行者”参加科举考试，因而出现了“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37]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突出表明宋代社会的时代特征。

其三，为了杜绝官僚结党营私，防止主考官和考生结成“恩师”和“门生”的关系，宋初规定：“国家悬科取士，为官择人，既擢第于公朝，宁谢恩于私室？将惩薄俗，宜举明文。今后及第举人不得辄拜知举官。……如违，御史台弹奏。……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亦不得自称门生”[38]。这就避免了唐代“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的情况，使应试举人都是天子门生。宋代官员互为攻击，标榜自我，学术上标新立异，但在对国家、君主上却极为忠诚，实与科举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五，为防止考官和举子作弊，也有严格的措施。一是锁院。宋初贡举袭依唐代，知贡举官受命后，不立即入闱锁宿，有足够时间接受请托，营私舞弊。太宗淳化三年（992年），翰林承旨苏易简受命知贡举，直接进入贡院，以避请托，后来形成定规，凡一经任命的知贡举官员必须立即锁宿。真宗时重申此制，即使是各类发解官的考官也一样锁宿。二是别头试。真宗时，监察御史张士逊任考场巡铺官，因有亲戚应试，向主考官提出辞呈，以避嫌疑。真宗立即下诏：自今举子与试官有亲嫌者，移试别头[42]，遂称为“别头试”。三是封弥，又称“糊名”。淳化三年（992年），殿试礼部奏名合格进士，太宗采纳将作监丞陈靖的建议，实行“糊名考校”法，即糊住举子试卷前面的姓名、乡贯，也要糊住考官定的等第。在决定录取名单时，再行拆封，借以革除考官“容私之弊”[43]。不仅殿试糊名，省试糊名，州郡发解试也糊名，而且连开封府、国子监以及别头试都糊名。四是誊录。封弥制实行后，有些考官指使举子在试卷上作暗号，所以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又创设誊录院，派书吏将试卷抄成副本，考官评卷时只看副本，防止考官辨认笔记以及其他事先商定的密记。

其六，为笼络士人，宋代科举除扩大录取名额外，还有其他措施：一是设立特奏名制，即为照顾屡试不中的举人，而设立特奏名制，对其法外施恩。太祖开宝年间规定：凡举子参加十五次以上考试终场者，特赐本科“出身”。真宗时又赐特奏名五次以上应试者本科等“出身”，年老者授将作监主簿。到景祐元年（1034年）正式规定：“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六举年六十，尝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及尝预先朝御试，虽试文不合格，毋辄黜，皆以名闻，自此率以为常”[44]。二是废除释褐试。唐代进士及第后，不立即授官，尚须应吏部释褐试，而朝中无人的寒士，多不能中选。宋代取消释褐试，进士及第后，可直接授官，而且不需多年，就可“赫然显贵”[45]。

宋代的科举取士，较之唐代，日趋完善，成为宋以后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这一政策的实施，产生的社会作用是很大的，从政治上讲，打破士族门阀的垄断地位，取士面向社会各阶层，既加强了中央集权，又为统治阶级网罗了优秀的人才，有利于政治稳定。从思想文化上讲，这一政策影响更深，宋代文化之所以繁荣发达，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与士人阶层被重视分不开。从社会心态上讲，宋人重视气节、忠君爱国，也与科举改革有着莫大关系。

二、制举

制举也称制科、贤良科、大科等。宋代的制举已不像唐代那样被人视为“杂色”之科，随着科举的改革，范围的扩大以及在社会中所产生的影响，制科也已成为体现皇帝对臣下恩宠的“大科”了。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准兵部尚书张昭之请，制科内设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等科目，并规定现任官员或普通百姓均可以自荐应考，应试者“对御试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46]。所以，当时的宋朝人多在诗文中赞扬此科之“公正”，称此科为“贤良科”。

宋代最初的制举考试是应考人直接接受皇帝的考试。宋仁宗以后，则选派考官先在秘阁（宋代收藏古今图书典籍的地方）举行预试，通过者才可以参加皇帝的御试。所以，史料中也有把制举考试称为“阁试”的，把阁试合格通过者称为“过阁”。在制举中，当时的朝廷规定：官员考取后可以升官，百姓考取后可以得官，而且这些官职都不设置在边远偏僻的地方。这些优厚的待遇也表明了宋代制举优于贡举，为众科之最，所以宋代称它为“大科”。宋代举行的制举考试并不很多。据统计，南北两宋共计不超过22次。其几次主要的制举情况是：

开宝八年（975年），宋太祖诏地方官荐举孝悌力田，奇才异行和文武干才，虽当时被推荐应举者740人，但经考试，均不合格。

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根据盛度的建议，制举设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住边寄，详明吏理达于从政六科。但后经人提议，以“国泰民安”为由，不再设此科。

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准夏竦之请，恢复制举，并增设为十科，新科为高蹈丘阛，沉沦草泽，茂才异等，书判拔萃。

熙宁七年（1074年），朝廷以“进士已罢辞赋，所试事业，即与制举无异”[47]为辞，再罢制举。

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再次恢复制举。但在绍圣元年（1094年）九月，又以“制科试策，对时政得失，进士策亦可言”[48]为由，第三次废除制举。

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正月，又一次恢复制举，但此次只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一科，且应试甚少，“自复制科七十年，但李仲信一人而已”[49]。

宋代的制举，共分为五个等级。第一、第二等级不授人；而事实上只有第三等级以上才颁授，因此第三等级便是最高一档，相当于进士科的第一名；第四等级相当于进士第三名，都赐制科出身；第五等级相当于进士科第四名，赐进士出身。制举由于录取名额少，要求严格，待遇优厚，因而考取也相当困难，其地位也高于进士科，其中选中者极少，而选中者在数年之后，即可为高官。据统计，南北两宋共有40人中制科，其中富弼一人高至官为宰相，此外，位至高官的还有夏竦、吴育、张方平、田况、苏轼、苏辙、余靖、范百禄等人。

三、童子举、武举、“三舍法”

宋代童子举沿袭唐代旧制，设童子科或称神童试。凡15岁以下，能通经做诗赋的童子，可由州官推荐，均可参加应举。太祖时，贾黄中6岁中童子举；太宗时，杨亿11岁中童子举；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14岁的晏殊和12岁的姜盖参加童子举，晏殊被赐进士出身并授秘书省正字，姜盖赐学究出身。然真宗以后，童子举时兴时废。到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废除童子举后，再无恢复。

武举在北南两宋时期都曾实行。武举也分省试、殿试。一般先是试骑射，然后再试笔试策问，最后以对策的成绩来评定录取资格，以骑射弓马的成绩决定等级高低。

在宋代，与科举相配，曾在一个时期内实行过“三舍法”取士。北宋初年，京城开封府设置国子监，为贵族官僚子弟之专用，当时规定国子监的毕业学生可以直接参加科举的省试。但由于学生太少，不久便扩大生源，允许一些学业优异的普通士人，在本乡官员的保举下，入监学习。宋神宗时，王安石实行变法，强调办学校对选官取士有重要意义，于是便把国子监的学生分为外舍生、内舍生、上舍生三个等级。如果成绩优异，外舍生可升为内舍生，内舍生可升为上舍生。如果考至上舍上等，即可以直接授官；若考至上舍中等，则可以直接参加科举的殿试；若考为上舍下等的，可直接参加科举的省试。这时候三舍法取士便与科举考试同时并行了。

宋哲宗时，又诏令各地方州县学校也实行三舍法。各州每年以其上舍生一人，内舍生二人贡入太学；州之上舍生补入国子监的内舍，州之内舍生补入太学的外舍。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停办科举，专设三舍法。这种情况延续了二十年，至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又恢复了旧的科举制度，并且规定三舍法只限于国子监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