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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风格多样的宋词（第1页）

第三节　风格多样的宋词

在中国文学史上，最能体现宋代文学成就的当数宋词。词是从唐代才兴起的一种文学形式，但在宋之前，词的发展基本上呈单一局面。五代词基本上形成两大风格，一是西蜀的“花间派”词风，二是南唐的词风。但到了宋代，词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天地，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一方面，晚唐五代词的“余波”继续蔓延，另一方面一些新式词腾空而起；一方面，小令词继续在发挥着它的“余热”，而另一方面慢词迅速占据词坛上风；一方面婉约派词人层出不穷，另一方面豪放派词风独领**；一方面反映士大夫艺术情趣的词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反映市民生活的词迭连涌起。尤其到了南宋，爱国词独占词坛，标志着宋词达到顶峰，但因时局的变化，又使宋词转入衰落。鸟瞰宋词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宋词已摆脱了五代时词坛单一的局面，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词作为特殊的文学样式，它是以文学的身份加入到宋代文化发展的行列中去的，因此词的发展必然与社会生活面貌和整个文化风貌相关联。宋代虽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封建王朝，但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在封建社会中是最高的，经济的发达，商品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社会各个领域的活跃，因此宋词的精神面貌与此息息相关，一是反映社会繁荣的“升平景象”，二是反映市民生活的熙攘景观。到了南宋，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宋词的风貌转向悲壮爱国。可见宋词的发展是整个宋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风格多变的宋词，几乎与每个杰出的词坛领袖相对应，一个人代表着一个群体，代表着一种词风，代表着一个时代。从文化发展的长河里寻觅，我们发现宋词的发展与这几个杰出人物分不开：一是五代婉约派词的继续和发展——晏殊、欧阳修、晏几道；二是慢词的兴盛——柳永；三是“新天下耳目”的豪放派词——苏轼；四是北宋后期词坛一览——秦观、贺铸、周邦彦；五是南宋前期的“伤感词”、“愤慨词”和“隐逸词”；六是辛弃疾的爱国词；七是姜夔、吴文英的“伤痕词”；八是“春去人间”的哀国词。

一、五代词风的延伸和发展

宋朝以武功平定了五代十国的割据政权，开创了一统天下的局面。政权的统一，也为文化的交融创造了良好的契机，五代文风对宋代的文风直接产生了影响。在文学领域，尤其在词坛，北宋前期的词人和词风受到花间派词风和南唐词风的影响，这种以浓艳香软，专写女人、相思，描写宫廷享乐的颓废、伤感的词风在北宋前期的词坛依然流行。究其原因，这与宋初一统局面的形成和统治者极力提倡粉饰太平的政策分不开。词作为文学形式之一种，自然不能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必然烙上时代的印记。

承继五代词风的北宋前期词坛领袖要首推晏殊。

晏殊（991—1055年）在宋代文人当中，可以算是一个幸运儿，一生基本上是风平浪静，一帆风顺。十四岁以神童入试，被皇帝宠爱赐进士出身，仁宗朝曾位居宰相。晏殊基本上生活在北宋盛世——仁宗朝，因此他的词自然而然反映盛世的景观。总体上看，晏词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富贵闲雅、雍容大方，体现了浓厚的“贵族”色彩。因他生活在太平盛世，又没有遭受什么挫折，所以在词的内容上必然为盛世讴歌，点缀太平。如《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词中不免流露出词人的一股淡淡的伤感，但细细体味其词境、词味，这里蕴藏着一种雍容富贵的“气派”和闲雅大方的“风度”。二是意境深远，情中有思。晏殊虽承继五代词风，流连光景，沉湎诗酒，轻歌曼舞，**，但他不同于一般留恋美景酒色的词人，在他的词中往往有一种忧郁和不安的情绪，深藏着思想内蕴。如《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宴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借描写艳情生活抒发“人生无常”的感叹。三是风格俊美，清新婉转。晏殊虽承习五代词风，但对他影响大的还是南唐冯延巳，刘熙载称：“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64]。如《清平乐》：“金风细细，叶叶梧桐坠。绿酒初尝人易醉，一枕小窗浓睡。紫薇朱槿花残，斜阳却照栏杆。双燕欲归时节，银屏昨夜微寒。”所以长期以来，人们评论晏词，多用“珠圆玉润”来形容其风格，是为公允。

总体上讲，晏殊的词是五代婉约词派的继续，其内容与五代词没有什么区别，他和南唐冯延巳的词一样，属于“酒席文学”，诚如时人所言：“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词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65]不过他的词不同于冯延巳，“太平盛世”的时代烙印很强。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他提倡古文，因而散文庄重而严肃。但他又是与晏殊同时代的词人，他的词有“雅”的一面，也有“俗”的一面，格调基本上是风流蕴藉。欧阳修虽是诗文革新的领袖，但在词的创作上由于受“青春才子有新词，红粉佳人重劝酒”的思想影响，因此其词的创作基本上停留在五代词风的水平上。他的词有的写**，有的写赏花醉酒、惜春思乡，与晏殊创作风格相似，故有“欧晏”之称。

欧阳修是正统的官僚士大夫，因此他那种“仁人君子”、“温柔敦厚”的性格反映到词中就有一种“温文尔雅”的感觉，词风和婉、细切、平和。如《踏莎行》：“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熏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出，欧阳修的词既承继了“花间”、南唐的词风，又有自己的本来面目，真可谓：“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66]。与晏殊一样，欧阳修的词同样反映了仁宗朝“富贵”、“升平”的时代特色，他的词既有伤感、哀怨的五代遗风，更多的还是表现在“治世”的时代特征上。欧阳修热衷于革新，但在身处逆境时，依然不忘对国家大政的关心，其心情舒畅，赞美大自然，自然是对“升平”时代的留恋。如《采桑子》第二歌咏西湖美景：“春深雨过西湖好，百卉争妍。蝶乱蜂喧，晴日催花暖欲然。兰桡画舸悠悠去，疑是神仙。返照波间，水阔风高飏管弦”。这种轻快、明媚、热闹的情调，既反映了新时代的景象，又一扫五代词坛忧伤的情绪。由此而发展下去，欧阳修词风的一大特色便涌入眼帘，这就是笔调清新疏淡，工致自然。如《采桑子》第八首：

天容水色西湖好，云物俱鲜。鸥鹭闲眠，应惯寻常听管弦。

风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琼田。谁羡骖鸾？人在舟中便是仙。

宋代市民文化非常浓厚，市民阶层的生活作风和艺术趣味自然也渗透到词人的作品中来，欧阳修在坚守“雅词”的同时，开始涉足于“俗词”。如《看花回》：

晓色初透东窗，醉魂方觉。恋恋绣衾半拥，动万感脉脉，春思无托。追想少年，何处青楼贪欢乐？当媚景，恨月愁花，算伊全忘凤帏约。

空泪滴，真珠暗落。又被谁，连宵留着？不晓高天甚意，既付与风流，却恁情薄。细把身心自解，只与猛拼却。又及至，见来了，怎生教人恶？

描写一位歌妓，怨恨薄情郎贪恋别的女性而彻夜不归，想与他拼命；恰在此时他回来了，破涕为笑，一肚子恼恨抛到九霄云外。这可以说是欧阳修词的世俗化。欧阳修丰富的阅历，使他接触和同情下层人民的生活，“与民同乐”是他的人生追求，因而他的一些词民歌风味特别浓，这是晏殊及别的文人所不及的。

总的来说，作为朝廷重臣和文坛领袖的欧阳修，其词风虽承继五代遗风，但他的词有多重变化，有“雅”的一面，也有“俗”的一面；有小令，也有慢词；既保持士大夫文人“富贵”的艺术风貌，又吸收一些民间野俚。他对宋词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北宋前期的令词创作中，晏殊是一代大家，但其子晏几道并不逊于其父，可以说是令词的“圣手”，他把令词的创作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致达到了“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67]的境地。晏几道是晏殊的第七子，人称“小晏”。他一生仕途不顺，虽出身高贵，也有过一段风流佳话，但后来穷困潦倒。尽管生活窘迫，可他性情孤傲，不肯趋炎附势。但此人把感情看得很重，在男女婚恋上，表现得异常痴情、深情。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晏几道的词非常复杂，热情与伤感交织在一起，富贵与悲凉混杂在一块，使他的词充满了“伤心”的色彩。晏几道的词令人“伤心”，主要通过抒情上的两个特点来达到此目的，一是以追忆的手法向读者敞开自己内心的创伤。如《临江仙》：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从追忆开始，又以追忆了结，讲述了他与小苹难忘的爱情故事，读起来令人感到无法控制的抑郁怅恍。对于重逢，本来是欢喜的场面，但在晏几道的笔下，那短暂的重逢是异乎寻常的痛苦。如《鹧鸪天》：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晏几道的词的另一特点是“情射于物”。如《蝶恋花》：

碧草池塘春又晚，小叶风娇，尚学娥妆浅。双燕来时还念远，珠帘绣户杨花满。

绿柱频移弦易断，细看秦筝，正似人情短。一步啼乌心绪乱，红颜暗与流年换。

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晏几道的词如同他一样，伤愁悲凄，每一首词都向人们展示了一幕爱情悲剧。

二、开辟宋词新天地的柳永慢词

差不多和欧阳修在词里流连湖光山色、表现洒脱情怀的同时，柳永则更多地从都市生活中摄取题材，表现他对市民生活中的真切感受，成为宋代词人创作的一种新景象，对后来通俗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柳永，字耆卿，初名三变，崇安（今福建崇安）人。他出生于一个儒学仕宦的家庭里，但少年并不得志，年近半百才中了个进士。官场上的不得志却使柳永在情场上成为一个“宠儿”。他少年就进京赶考，大量时间往返于青楼妓馆，为许多歌伎填词作曲。“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品经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68]正是其“风流”和“才情”赢得了青楼女子的“青睐”，他也在官场失意之时在情场中找到了得意。但不检点的生活，又导致了宦途的悲剧，因他的《鹤冲天》词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之句，仁宗一怒之下，削去他的进士第，并下诏：“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69]一句话改变了柳永的人生命运。无可奈何，只好以“奉旨填词柳三变”自诩，在汴京、苏州、杭州等都市过着流浪生活，这也为他的词创作准备了充足的养料。柳永生活的时代正是宋代社会两大生活圈交汇的结合部，尤其在都市生活中，一是贵族生活圈，一是市民生活圈。柳永出身于士大夫阶层，属于贵族生活圈，但他长期流连于青楼坊曲，屈居社会下层，所以又陷入了市民生活圈。因此在他的作品风格上，既热衷于官场的功名利禄，但在失意之后，又对市民阶层的**的“世俗”生活充满憧憬。因此他的词与一般正统文人不同，表现了少有的“世俗之美”。

柳永的词与他生活的经历分不开，因此他的词的内容和风格也有一些变化。柳永词的最大贡献在于把宋词的“贵族化”倾向转移到世俗化方面，写市井的**、才子佳人是他最突出的内容。总的来说，柳词的思想内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写“承平气象”。陈振孙在点评柳词时认为：“柳词格固不高，而音律谐婉，语意妥帖。承平气象，形容曲尽。”[70]因柳永生活在真宗后期和仁宗朝，统治阶级为了渲染“盛世”景象，不惜耗大量的赀财搞“天书下降”、封禅、献符瑞等活动，士大夫也不甘落后，“争奏符瑞，献赞颂”。政坛和文坛上出现了一片歌功颂德、讴歌“太平盛世”的气象。柳永的词也反映了这一状况，如《玉楼春》：

星闱上笏金章贵，重委外台疏近侍。百常天阁旧通班，九岁国储新上计。

太仓日富中邦最，宣室夜思前席对。归心怡悦酒肠宽，不泛千钟应不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