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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北方各少数民族对宋文化的吸纳（第1页）

第一节　北方各少数民族对宋文化的吸纳

北宋建立以后，虽完成了局部统一，但辽、夏、金与宋分立，所以其疆域远没有汉唐辽阔。而且社会生产关系落后，以游牧和狩猎为生的契丹（辽）、党项（夏）、女真（金）族军队屡屡南下骚扰、掠夺。

辽、夏、金的先后南下，给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力造成破坏，给那里的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同时，他们又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从而加速了这些北方少数民族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其间，辽、夏、金的某些文化成分也为汉族人民吸纳，但更多的是他们对中原地区文化的吸收。

一、辽、宋之间的文化交往

契丹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之一，早在4世纪，我国史书上就有关于契丹历史的记载。在唐太宗时，突厥衰落下去，契丹与唐朝的交往开始频繁，在与中原汉族人民接触中，受到中原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加速了自身的发展。唐末，由于中原地区封建割据，战乱不已，汉族军民为躲避战乱，成群结队移居到契丹人生活的地方，每次迁移多达几千人。汉人把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带到了北方，使契丹人民除了畜牧以外，又开始了农业生产，并逐渐学会了铸造铁器、栽种桑麻、纺纱织布、建筑城邑。到了916年，一个包括多民族的奴隶主政权——契丹政权，终于出现于我国北方，其创始人即历史上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阿保机以武力征服了邻近部族，又不断南下，俘获大批汉人，926年吞并了渤海政权，938年幽云十六州之地又归入契丹统治，940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到了南京，947年契丹政权改称为辽。在中原先进文明的影响下，辽不仅逐渐过渡到了封建社会，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打上了鲜明的宋代文化的烙印。

（一）双轨政治制度

辽朝统治地区包括今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自治区以及河北、山西的北部等地，就经济形态来说，既有先进的封建经济，也有奴隶主占有制经济，还有氏族制的残余；就生产方式来说，既有北面大漠的畜牧业，又有南面平原的农业；就人口成分来说，既有契丹族人，更有大量的中原汉族人。因此，辽太宗明智地采取有效的治理方针，即“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1]所谓官分南北，是设南面官北面官之意。[2]北面官多由契丹人担任，手持指挥棒，身带坚弓，掌兵机、群牧、选任武官之政；南面官由汉人充任，着汉服、文质彬彬，掌部族、丁赋、文官选拔之政。北面官的地位要高于南面官。南面官的最高行政机构为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下设六部，州设刺史，县置县令，与宋制大体相同，像参知政事、翰林学士、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等南面官都有。即使北面官也有类似官职，只不过称呼不同。正如《契丹国志》所云：“其惕稳，宗正寺也；夷离毕，参知政事也；林牙，翰林学士也；夷离中，刺史也，内外官多仿中国者。”[3]

辽之所以一开始就果断地采用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双轨政治制度，固然是由于多种经济形态、多种生产方式并存和契丹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杂居的现实所致，但也与隋唐以来契丹族与南方中原地区的联系始终没有中断、先进的汉文化和汉人知识分子不断对其施加重要影响密不可分。916年耶律阿保机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契丹部落联盟的选举制，仿照汉族封建王朝的体制，自称“天皇帝”，称其妻为“地皇后”，建立了皇权世袭制的大契丹政权，向封建制迈出了一大步。居住帐篷、逐水草不断迁徙的原始游牧生活很不适宜称王称帝，逐鹿中原建立霸业，于是，辽太祖在黄河沿岸建立了汉族式的皇都，而都城的建筑就是在汉族知识分子康默记等人主持下完成的。此外，还制定法律、建孔子庙、仿造汉字偏旁制造了契丹文字，传播汉族封建文化。这些举措都有助于辽朝双轨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实行。

实践证明，辽的双轨政治制度既有利于封建制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契丹民族的繁荣，还有利于契丹族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相互沟通安居乐业，使我国东北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为后来我国历史上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二）科举制度

辽代科举制度的实行不会早于辽太宗会同时期（938—947年），因为辽太祖创业伊始，南征北战，戎马倥偬，无暇顾及，辽太宗继位后干戈不休，基业未稳，这在客观形势上也不可能设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正如《契丹国志》所云：“太祖龙兴朔漠之区，倥偬干戈，未有科目。数世后，承平日久，始有开辟。”[4]辽太宗耶律德光会同初年（938年），时已大规模地获得汉地和汉民，既得汉地，用汉人治理为宜，而求汉人之道，就需要用汉人的取士制度——科举，所谓“太宗兼治中国……以汉制待汉人”[5]似应从此开始。不过太宗时的科举是试无定期，是笼络汉人的权宜之计，没有形成正式的规章制度。辽代科举制真正走上正轨并袭宋制还是在“数世后”。辽袭宋处表现在很多方面。

1．年限　宋代科举之初为间岁贡举，“英宗即位，议者以间岁贡士法不便，乃诏礼部三岁一贡举。”[6]即从宋英宗（1064年）才开始改为隔三年一试。而辽代科举走上正轨后即沿宋制，也是“限制以三岁，有乡、府、省三试之设……三岁一试进士”[7]，这实际上是指辽兴宗（1031年）以后，因辽圣宗时（982—1031年）尚为每年一次。

2．科目　《契丹国志》谈考试科目时说：“程文分两科，曰诗赋、曰经义，魁各分焉。”意即诗赋、经义两科分别考试，各有本科的状元，又说：“圣宗时（982—1031年），止以词赋、法律取士。”[8]辽罢试法律而改试明经完全因宋的缘故，《宋史·选举志》载：“（熙宁）四年（1071年），乃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这一建议是由王安石提出。此时，辽圣宗已死去近40年，宋“罢试律义”，辽也去“法律”，资料所限虽不知具体改换时间，但圣宗之后其考试科目采取宋制，则毫无疑问。

3．贡院　在礼部设置贡院，掌握贡举之事，是宋朝的制度。《宋史》载：“设判部一人……兼领贡院，掌受诸州解发进士诸科名籍及其家保状、文卷、考验户籍、举数、年齿而藏之。”[9]辽也仿效之。辽景宗保宁八年（976年）12月“诏南京复礼部贡院”则是袭宋制明显的佐证。[10]

辽代的科举是为了笼络汉人地主阶级，扩充其统治集团，加强并巩固契丹贵族的统治。一般而言，契丹人应举，则治其罪，这是为了保持契丹人骑马驰骋的尚武旧习，借以维护其永远的统治地位。虽则如此，在客观上辽代的科举制度却选拔出了不少杰出人才，不仅扩大了辽的统治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辽的统治，也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在《辽史》中有传或有附传的举进士的汉人中，曾任枢密使、南北府宰相、左右丞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等高级官员的即有13人，除张孝杰党附奸臣耶律乙辛，“久在相位，贪黩无厌”，“陷害忠良”，被列入《辽史·奸臣传》外，其他多为名臣贤相。如张俭“在相位二十余年，裨益为多”；如杨佶“居相位，以进贤为己任，事总大纲，责成百司，人人乐为之用”。[11]而未被《辽史》立传的进士出身的名臣能吏、文人学士更是不乏其人。

另一方面，辽推行科举制度，对社会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学而优则仕，辽朝境内各族上层人物积极读书赋诗，求仕进，契丹很多贵族也习汉文读经卷。

（三）史学

汉以后至宋，史学又一次空前繁荣，在统治者的倡导下，宋代撰修了大量的当代史、断代史、通史、地方志及类书等，诸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等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辽朝的统治者也十分重视本朝历史的修纂，从辽太祖立国时起，随着契丹文字的创立，注意修史工作。到了辽太宗时期，修史制度才渐趋完备。然而辽朝史学的大发展则在景宗即位（969年）以后。契丹社会已基本完成了封建化，统治者为加强统治，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实行科举，大量翻译汉文典籍，特别注重吸收宋王朝的统治经验，因而宋朝重修国史的做法必然为之所借鉴，加上印刷业的发展，更为其史籍的大量修纂及印刷提供了便利，所以景宗、圣宗之后的辽朝中后期，史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史学领域内，无论在修史机构、制度，还是在内容方面，确切地说，都是辽仿宋制。主要表现于四个方面：

1．机构设置　辽仿宋而设国史院，辽在国史院中设有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撰修、修国史、同修国史等官职，其名称和职能多与宋相似。如监修国史一职，宋以宰相监领，辽则由枢密使（类似宰相）监领，其职能是监督撰修本朝历史，故名监修国史。真正撰修国史的主要史官为修国史一职。

起居院也为宋初所置，掌修起居注，辽也随之效尤，但改称起居舍人院，隶于门下省。起居舍人院下设有起居舍人、起居郎、修起居注、知起居注等史官。

2．内容种类　宋代官修的当代史有起居注、时政记、日历、会要、实录、国史等，辽朝修纂当代史的门类则主要是起居注、日历和实录。

宋设有日历所主撰日历。辽有无此机构虽未见记载，但却有修撰日历的史官的资料。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三月圣宗曾诏谕“修日历官，毋书细事”。[13]

实录为编年体史书，另有附传，专记某一皇帝统治时期的史事，从圣宗起辽朝就有，而且是其史学著作中的主要内容。如邢抱朴与室昉同修的历朝实录共20卷，曾得到圣宗嘉奖，这部实录包括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五朝，在圣宗统和九年（991年）成书，所以又叫《统和实录》。

3．秉笔直书的风格　秉笔直书是我国古代修史的优良传统，辽继承这一传统。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有司奏道：兴宗“猎秋山，熊虎伤死数十人，韩家奴书于册，帝见命去之。韩家奴既出，复书。他日，帝见之曰：‘史笔当如是。’”[14]由此可见在史官坚持直笔揭皇帝短时，皇帝有时也无可奈何。

4．正统地位之争　辽自称是炎帝之后，是统一的要求。辽朝统一了我国北方广大地区，宋、辽以及后来金的发展为元朝大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宋朝统治者尤其是一部分史学家，在传统的大汉族主义和正统观念的支配下，仍视辽为“四夷”之邦，如欧阳修所修撰的《新五代史》就把辽列为“四夷附录”。对此蔑视的做法，辽朝君臣上下极为不满，辽史学家刘辉在向道宗奏请时说：“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15]于是开始与宋人争夺正统地位。《辽史·世表》序说：“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

辽朝修编的本朝历史，认定自己的祖先出于炎帝之后，这既说明了辽对中华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认同，又是我们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

辽的正统之争因宋“四夷”观而起，却一直延续到金元两代。

（四）城市建筑

契丹族在大量俘获汉人为其进行农业和手工业劳动之后，那种毡帐之类的居住条件肯定不能适应汉人的生产和生活，无论是从对汉人的方便管理还是从契丹人自身社会和经济形态的改变上说都需要筑城建房。从辽初至辽末，其建筑风格方式就融有中原特色，愈往后，这一特色就愈明显。以下以辽上京和中京为例加以说明。

上京的兴建始于辽太祖神册三年（918年），分南北两城，周遭27里，北城谓之皇城，高3丈，有城楼及4个城门；南城谓之汉城，高2丈，无城楼，有6个城门。上京兴建是先有皇城后又增筑汉城，其皇城城郭走向坐西向东，这完全符合草原游牧民族搭设毡帐坐西朝东的风俗。但到了天显元年（926年）增建汉城并在皇城中筑起大殿时，则依照中原的营建制度，建筑物的走向改为坐北向南，还在皇城中新辟了朝南的承天门为正门[16]。改变了旧日风俗。尽管依汉制改变了建筑走向，借以表明契丹皇帝也是汉族和中原地区的最高统治者，但其城市布局没有中轴线，也不东西对称，大不同于中原都城。

中京建于辽代中期即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此时宋辽两国订立了“澶渊之盟”，结为兄弟之邦，两国来往十分频繁，因此宋都城汴京的建筑风格对辽中京的兴建影响很大。汴京城为三重城，即外城、内城和大内，中京也是三重城，中京都采取南北向，自外城正中的朱夏门直达大内的阊阖门之间为一条直线形成中央大道，形成了中轴线，大道两侧对称布局，尤其是朱夏门至阳德门间的宽阔大街和排水沟，更完全仿照汴京城的朱雀门大街而建。当然城中也有适合契丹习俗的布局。但就整体而言，从上京到中京的兴建风格的变化，完全能说明契丹人民对中原文化吸纳不断加深的趋向。

（五）宗教、雕塑与绘画

儒学在宋朝被二程、朱熹等人发展到了极端，成为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但佛、道二教也极为流行，原因之一是统治者大力提倡的结果。宋太宗一方面在五台山、峨眉山、天台山等地大建佛寺，一方面又在东京兴国寺设译经院，大量翻译佛经；而宋真宗还亲自为佛经作注，又撰《崇释论》大谈佛儒是“迹异而道同”。与此同时，太宗、真宗等皇帝又在开封、苏州等地遍建道观，太宗还亲自召见华山道士陈抟。这样一来就儒家而言，出现了许多出家受戒的佛门弟子，连王安石、二程、三苏、朱熹等也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就佛教而言，一方面读禅说理，一方面又糅儒入佛；而道家的一些代表人物在其著述中更明显地反映出三教合一的观点。

晋祠圣母殿侍女像

宋朝儒释道并存的做法对辽影响很大，辽太祖曾建孔子庙，命皇太子春秋设奠，又建了佛寺、道观；辽圣宗、兴宗、道宗对佛教尤其偏爱。当时，建寺院、筑佛塔、刻印佛经，朝野上下佛说盛行。民间百姓家甚至把甘做菩萨奴仆的心情反映在为孩子取名上，像文殊奴、观音奴之类并不鲜见。而辽代的文学创作内容更多表现宗教故事，很受民间欢迎。可以说辽统治者基本上模仿了中原统治者对儒佛道兼收并蓄的态度，而儒佛尤为统治者所提倡。出土辽墓中的画像《孝子图》、山西应县辽代木塔内发现的辽版佛经《妙法莲花经》卷等都充分说明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