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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宋代佛教的命运（第1页）

第一节　宋代佛教的命运

一、佛教在宋代的沉浮

佛教虽是外来宗教，但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发展演变，到了宋朝已基本上中国化，儒、释、道互为渗透、互为影响，三者由过去的尖锐对立，互为排斥，变为和平发展，互相吸收。正是基于这种态势，北宋建立之初，对佛教就采取了扶植利用的政策。纵观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宋代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可以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扶植、限制——崇佛——排佛——扬佛。

北宋立国之初，宋太祖对佛教采取扶植利用的政策，他除经常参拜大相国寺、紫岩寺等名刹古寺外，还派遣大批僧侣出国西进求佛。乾德二年（964年），下诏命沙门王业等“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1]。另外，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官刻大藏经《开宝藏》即是从开宝四年（971年）起刻印的。此外，宋太祖不惜耗费巨资大兴寺院庙宇。开宝年间，重修同州龙兴舍利塔，耗费百万[2]，乾德二年（964年），重修杭州昭庆律寺，规模宏大，耗资财无数。[3]但宋太祖毕竟是从五代军阀割据的社会中走过来的，他还懂得一点“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民富”的道理，尽管他崇尚佛教，但同时对佛教也作出一些限制，或限制度僧数额，或对不法僧侣严加制裁，或“禁民铸铁为佛像、浮屠及人物之无用者”[4]。宋太祖之所以扬佛又抑佛，主要是考虑到佛教可以起到精神麻醉的作用，统治者可以利用佛教在思想上对广大人民进行统治。

宋太宗赵光义也是一位“崇尚释教”的帝王，他清楚“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所以他参拜寺院，创建译经院，派大员任译经使，网络域外僧人和宋僧翻译佛教经典。太宗优礼僧人，大营佛事，其前提条件是“公帑有羡财，国廪有余积”[5]。一旦寺院增多，僧人过速增长，给国家财政造成困难，他同样效法宋太祖的做法，对佛教加以限制，或限制寺院数额僧人数量，或严格出家规程，或追究有关官员的责任。

可是从真宗以后，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佛教在宋代发展到了顶峰，不仅几代帝王都沉湎佛事，而且对佛教的推崇也达到了极限。真宗好佛，每逢水旱、虫蝗灾害、风雨冰霜等，几乎都要亲临寺院“祈雨”，设道场祭祀。为了表示对佛教的支持，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他下令在京师及诸路设立戒坛72处。真宗后期，全国僧尼数额直线上升，据《宋会要辑稿·道释一》之十三、十四记载，到天禧五年（1021年）全国僧尼数额达到397615人，寺院增加到4万所左右。到了仁宗朝，由于仁宗好佛喜禅，导致僧尼数额仍高居不下。据《宋会要辑稿·道释二》记载：景祐元年（1034年），全国有僧385522人，尼48742人；庆历二年（1042年），全国有僧348108人，尼48417人。英宗、神宗、哲宗三朝仍然优礼佛教，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全国有僧227610人，尼34037人；熙宁十年（1077年），有僧202872人，尼29692人[6]。数目虽然比真宗、仁宗朝有所下降，但仍有僧尼20多万人。由于宋代统治者过于优礼佛教，导致农民弃农为僧，寺院大幅度增加，寺院田产空前膨胀，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诱发社会秩序的不安定，所以迫使宋政府对佛教不得不采取一些限制措施。

宋代对佛教的排斥始于宋徽宗上台之后，徽宗排佛并非因为其先辈崇佛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而完全是出于其个人的好恶。徽宗崇尚道教是非常有名的，所以他上台后，采取了扬道抑佛的政策。他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把许多寺院庙宇改为道观，而且僧尼都得道教化，对佛教僧尼限制相当严格。比如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八月下诏不许私下度牒。大观二年（1108年）八月，针对“权豪之家公然冒法”，对度牒“买不如价者”，作出了新的惩处办法[7]。徽宗崇道抑佛，限制了佛教的发展。徽宗的这一政策到钦宗时也未有所改变。徽钦二帝的崇道抑佛并未延续太久，金人的铁骑席卷中原大地后，繁华的东京开封被金兵扫**一空，徽钦二帝也被俘，最终客死金国，这就是“靖康之耻”。

北宋的灭亡，给佛教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机会，一时间佛教发展大盛，僧尼猥多，寺院填溢，冗滥奸蠹，势力日甚。高宗南渡后，虽然仍拥有半壁江山，但国势日蹙，国用不足。针对这种情况，有人向高宗建议，“多卖度牒，以资国用”。但高宗以为：“一度牒所得不过一二百千，而一人为僧，则一夫不耕，其所失岂止一度牒之利。若住拨放，十数年之后其徒自少矣。”不予以采纳。高宗朝僧尼数额很大，大致有20万。这么庞大的僧尼数额自然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庞大的浮食阶层，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一个严重的障碍。为此宋高宗站在“以农事为先”的立场上，对佛教的发展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并以法律条文限制僧尼的恶性膨胀。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十二月，朝臣贺允中向高宗建议：“重行书填，欲遍下州县，遵依现行条限缴申。若州县寺观主首有违条限，依法断罪。主首仍还俗，许诸色人陈告，比依告获，私自披剃，或私度人为僧道条格支偿。如人吏将亡僧度牒私自披断及私度人若伪冒者，告偿依前项格法倍之。”[8]宋高宗采纳贺允中建议，这样，从法律上对各种伪冒者加以打击，能够适当限制僧尼度牒数上升，对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宋孝宗以后，一改宋高宗抑佛的政策，扬佛又开始抬头。宋孝宗之后的南宋诸帝大都崇奉佛教，仅杭州一地佛教寺院多达480所，比北宋神宗、哲宗年间的360所净增120多所。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五《城内外寺院》条载：“城内寺院，如自七宝山开宝仁王寺以下，大小寺院五十有七。倚郭尼寺，自妙净福全慈光地藏寺以下，三十有一。又两赤县大小梵宫，自景德灵隐禅寺、三天竺、演福上下、圆觉、净慈、光孝、报恩禅寺以下，寺院凡三百八十有五。更七县寺院，自余杭县径山能仁禅寺以下，一百八十有五。都城内外庵舍，自保宁庵之次，共一十有三。诸录官下僧庵，及白衣社会道场奉佛，不可胜纪。”仅从杭州一地，足可见佛教在南宋势力之大了。宋高宗以后诸帝及许多官员大都沉溺于佛事之中，“释教有裨于政治”的祖宗信条完全走了样，他们完全拜倒在如来、菩萨的脚下，崇尚佛教成为其政治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二、佛教宗派

宋代佛教宗派很多，最有影响的是禅宗和天台宗，此外尚有净土宗、律宗、贤首宗和慈恩宗。

（一）禅宗

禅宗又称佛心宗，它是以参研的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为其宗旨。禅宗在宋代主要有五家七宗。

曹洞宗为禅宗五家之一。入宋后此派的代表人物有警玄、义青、道楷、子淳、正觉等名僧。从北宋中期以后曹洞宗开始呈现隆盛之势。

玄门宗亦为禅宗五家之一。玄门宗产生于唐末五代，极盛于北宋，衰微于南宋。在宋代此派名僧有重显、义怀、宗本、法秀等，尤以契嵩为著名。玄门宗注重“推一其宗祖与天下学佛辈息诤释疑，使百世而知其学有所统”，主张佛学应传承世系、正名分、定宗谱，这与封建大一统的政治伦理要求相一致，故而一直受到最高统治者的庇护。

法眼宗亦为禅宗五家之一。此派创立较晚，始于南唐。入宋后，此派的重要人物有德昭、延寿。延寿再传子蒙、院律后遂告绝，前后不过百年。宋初极盛，宋中叶后遂告绝脉。

沩仰宗也是禅宗五家之一。入宋后代表人物有光穆、光涌等人。此宗的法脉在宋只存在半个世纪，其影响无法与其他四派相提并论，究其原因，大概此派宗旨不被统治者所提倡或不为人们所乐于接受有关。

临济宗也是禅宗五家之一。入宋后代表人物有延昭、省念、善昭、楚圆等人。楚圆下有黄龙慧南、杨岐方会两支，法席很兴盛，人们将其分为黄龙、杨岐二派。此二派与上述禅宗五家合称为五家七宗。

黄龙派的创始人为慧南，大致生活于太宗朝到神宗朝，因其在隆兴黄龙山弘扬一家之宗风，所以后世称其为黄龙派。慧南的弟子有83人，著名的有祖心、克文、常总等名僧。黄龙一派存在时间达160多年，南宋中叶以后衰败。此派门庭甚严，人们往往喻之为猛虎。

杨岐派的创始人为方会，因其在袁州杨岐山自创一派宗风，故后世尊其为杨岐派。杨岐派的基本观点奉临济宗为正宗，其提纲挈领又与玄门宗相似，故而方会的基本思想具有临济、玄门二宗的风格和内容。方会而下，杨岐派的代表人物有守端、法演、克勤等人。法演弟子清远传元聪，日本僧人俊芿师事之，再传之日本，成为杨岐宗在日本的开创者。克勤亦为法演弟子，最为著名，以得杨岐宗精髓，故法流最盛。克勤有弟子75人，最著名的有绍隆、宗杲二人，并形成了虎丘、大慧二派。绍隆是虎丘派的创始人，法嗣弟子只有昙华一人，昙华有法嗣八人，以咸圭为最知名。虎丘派自咸杰而下又分松源、破庵二派。宗杲为大慧派创始人，有弟子近百人。从德光而下此派又分为灵隐、北涧二派。大慧派不及虎丘派，此后临济宗的法系，大都出于虎丘派。

（二）天台宗

天台宗是禅宗之外又一个比较活跃的佛教宗派，几与禅宗抗鼎。在宋代，天台宗虽无新的思想内容出现，但因其出现了几个有影响的佛学大师，且佛学经典比较完备，故而在宋代显得比较活跃。

宋代天台宗的开山祖为羲寂、义通。羲寂的法传弟子有百余人，外国有10人，义通是其高足，澄彧、宝翔次之。义通本是高丽人，后到中国游学，师事羲寂，被后世尊为宝云大师。义通主持教观20余年，升堂受业者不可胜计。天台宗除此二人外，还有两位高僧很有影响，这就是知礼、遵式。他们被尊为天台宗的“二神足”，为天台宗的“中兴”起到了重要作用。

知礼，宋真宗赐号为“法智大师”，天台宗中人称其为“四明尊者”。其领徒有30余人，入室弟子480多人，升堂者千余人，手度立诚者70余人。知礼研习佛教颇深，是天台宗“继往开来”的一代大师，在天台宗地位相当重要。志磐在《佛祖统纪》中曾有评价：“四明法智，以上圣之才，当中兴之运，东征西伐，再请教诲，功业之盛，可得而思？……自荆溪而来，九世二百年矣，弘法传道何世无之，备众体而集大成，辟异端而隆正统者，唯法智一师耳。”此外知礼著有《续遗记》、《光明文句记》等佛学典籍。

遵式曾师事知礼，与王钦若等人交游颇多，后被赐为“慈云大师”。遵式法系不如知礼繁盛，其佛学理论造诣没有知礼深，只留下一些如《金光明忏仪》、《大弥陀忏仪》等文章，但遵式“幼善词翰，有诗人之风”，著有诗集《采遗》。遵式的弟子知名的有文冒、智介秀出、智者讳日等人。

大致从宋太宗淳化年间开始，天台宗内部发生了一起长达80年的论争，这就是“山家”与“山外”之争。在宋真宗景德年间以前，智者大师所撰的《金光明经玄义》，有广、略两种版本并行于世。悟恩撰写《发挥记》，解释略本，言广本为后人擅增，“以四失评之”。其弟子奉先清源、灵光洪敏，共构难词，辅成师说。钱塘宝山善信法师，奉书敦请法智评之。“（知礼）坚让不免，故有《扶宗释难》之作，专救广本”。而庆昭和孤山智圆，皆奉先之门生，“既顶清门，亦撰《辨讹》，驳《释难》之非，救《发挥》之得，如是反复，各至有五，绵历七年。……自兹二家观法不同，各开户牖，枝派永异”[9]。

从这场争论的情形可以看出，天台宗的“山家”、“山外”之争是由悟恩所写的《发挥记》而引起的。“山家”一派以知礼为代表，“山外”一派则以悟恩再传弟子庆昭、智圆为代表。“山外”之名号起于法智统一后，凡与法智观点相异者一概视为“山外”。在天台宗内部，知礼一派自视为正统，对天台宗教义持异议或反对观点的教派，自然成了知礼一派的“邪说”、“叛徒”和“异端”。知礼一派深受统治者恩宠，“山家”之正统也由此而来。“山家”、“山外”之争不仅仅表现在天台宗教派内部之争，还表现在统治者如何扶植正统宗教为其政治服务，以压制其他与正统宗教持有异议的不同教派的存在。

（三）其他佛教宗派

除禅宗和天台宗外，在宋代佛教教派中，还有其他教派与禅宗和天台宗并行存在，主要有净土宗、律宗、贤首宗、慈恩宗。

净土宗专门从事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的法门，后人称其为净土宗，也有人称其为莲宗。在宋代净土宗的代表人物有延寿、省常、宗赜。

律宗是以研习和传持戒律为主的一个宗派，因其所依据的是五部律中的《四分律》，所以又称其为四分律宗。宋代律宗的代表人物是允堪、元照等人。

贤首宗又称华严宗，因此宗发挥“法界缘起”的旨趣，也有人称其为法界宗。贤首宗经唐武宗灭佛曾一度衰微，入宋后经长水子璿以及其弟子净源的努力，才得以发展。贤首宗在宋代的代表人物除子璿、净源外，还有本嵩、法秀、宝印、袒觉、惟白等人，这几个人都是先学华严，后习禅宗，有的是将华严和禅宗教义相融合。专习华严经的北宋有道亭、观复、师会、希迪四大家，南宋有义和、鲜演、戒环、祖觉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