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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古文运动与散文名家（第2页）

政论文如此，其记叙文、抒情散文更是突出欧阳修的散文创作精华。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可以说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诗。文章写滁州山间朝暮变化，四时优美的景色以及滁人和自己在山间的游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层次分明，语言流畅，表现了欧阳修摆脱约束，从容委婉的情致。文章不仅表现欧阳修在逆境时仍能保持心胸宽阔的为人之节，更突出了他“乐民之乐”的坦**心境。《秋声赋》是欧阳修即兴而作，有感而发的抒情散文。他通过形象的比喻，把秋夜的各种声音描绘出来。这声音仿佛倾耳可闻，显示出了深秋月夜的肃穆森严。如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这段文字其本身具有诗情画意的美感，也与后文所抒发的人生感慨和谐而一致。从内容上讲这篇散文是讲养生之道[32]，但在艺术上是有独创风格的，使赋体进一步散文化，可以说是另辟新体。

欧阳修的散文，自谓习自韩愈，他对韩愈的推崇是很高的，苏轼称他为今之韩愈[33]。但二人的散文风格是不尽相同的。韩愈的散文如江河之波涛汹涌，欧阳修的散文则似湖光蔚蓝，潋滟澄净；韩愈散文滔滔雄辩，欧阳修散文娓娓动听；韩愈散文沉着痛快，欧阳修散文含蓄婉转。欧阳修继承韩愈文从字顺的散文精神，避免了韩文尚奇好异、艰涩怪僻的缺点。叙事简括有法，议论徐徐有致，其章法变化曲折，语句轻快圆润。这些艺术成就使欧阳修成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宗师。

欧阳修与其他散文名家一起活动、相互唱和，促成了北宋古文运动**的到来。稍前于欧阳修的散文名家有尹洙，与欧阳修同时代的散文家有范仲淹、宋祁、司马光等。范仲淹散文代表作是《岳阳楼记》，写洞庭湖的美景抒发内心的忧国之情，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现了作者在逆境之时仍不忘国家大事的宽阔胸襟和远大的政治抱负。司马光既是著名的政治家，又是史学家，还是文学家，《资治通鉴》许多地方文学色彩甚浓，如《李愬雪夜入蔡州》等都是写得相当成功的散文。

稍后于欧阳修的散文名家有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人。

曾巩和王安石并列“唐宋八大家”之中，但两人比起欧阳修尚有差距，尤其是曾巩。

曾巩（1019—1083年）的文学主张和散文风格颇似欧阳修，是古文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宋史·曾巩传》中云：“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也就是说，曾巩的散文是介于欧阳修、王安石之间的一个重要人物，在当时其文名仅次于欧阳修。他的散文雍容平和，稳重委婉，严谨周详，尤其是他的记叙文写得最好。其作品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古雅”、“平正”、“明晰”，许多作品可以算得上散文中的佳品。但作品内容儒学正统气味较浓，缺乏现实性和新鲜感，所以其成就是不及王安石的。

《临川先生文集》

在北宋中期的古文运动中，以写散文而抒发远大政治理想的散文家是王安石，他是继欧阳修之后对古文运动作出不少成就的一代文人，所以在此时期的古文运动中有欧王并称。

王安石的一生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终极目标，所以其他一切活动包括学术和文学创作均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他是北宋古文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他反对西昆派“以其文词染当时”，指出“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庞，无文章黻黻之序。”[34]他提出了“文贵致用”的主张。在《上人书》中说：

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35]

他的中心思想是“适用”，他的散文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的。

王安石的散文多以政论性为主，这些散文，多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如《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通过分析北宋百余年的政治状况，指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希望宋神宗在政治上有建树，表现了他关心时局和刚毅果断的风格；《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益穷困，而风俗日益衰坏。四方有志之士缌缌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提出“法度”之后，又提出“人才”，说：“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使天下之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足焉。”在这篇万言书中，王安石把道理说得淋漓尽致。再如《答司马谏议书》，针对司马光攻击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大罪状，一一加以批驳，认为当时时弊在于“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为善”，所以必须行变法。这篇文章理直气壮，坚强有力，但又不盛气凌人。

王安石的政论文如此，其记叙文则具有议叙结合、寓意深远的特点。如《游褒禅山记》，虽名为游记，但不以记游为主，重点还是由记叙而夹带议论，以“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来说明学人要具有不流俗、不畏难的精神，探求“险远”之处，才有“非常之观”，不仅表现了作者勇于向上进取的精神，也说明其散文用笔曲折，寓意深远。

从欧阳修到曾巩再到王安石，北宋的古文运动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其古文成就不仅为后世所效法，也为苏轼汇古文运动之精神，成为北宋古文集大成者奠定了基础。

三、北宋古文运动的殿军——苏轼

欧阳修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宗师，但将北宋古文运动推向高峰的则是苏轼。

苏轼像

北宋中叶是宋代文化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各种学术流派纷纷出现，这其中就有苏轼的蜀学。苏轼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既有儒家思想又有佛老思想，总体上看是援佛老入儒，这与宋代理学援佛老入儒，援儒入佛老的文化发展之路是一脉相承的。他平生最倾慕的是贾谊、陆贽，在政治上从儒家思想出发，攻击老庄为异端，但又吸收老庄的“无为而治”思想；他喜欢同高僧来往，生活上他认为“游于物之外”，则“吾安往而不乐”[36]，并以安然的态度待之，“听其所为”，“莫与之争”[37]。这些思想更多地与佛老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戒律相吻合。因此，他在政治生涯中虽屡遭挫折，但并没有因此而消沉。政治上不得意，反而促使他在文学创作上硕果累累，建树颇多。

当苏轼活跃于文坛的时候，宋初以来独步文坛的西昆体文风经古文运动的冲击已**然无存，新的散文风格已主宰文坛，但后来又出现艰涩的“太学体”。欧阳修在嘉祐二年（1057年）主试礼部考试时，对此文体进行了扫**，苏轼因不学“太学体”而被欧阳修赏识，以礼部考试第二名，殿试第一名，同弟弟苏辙同科进士及第。他对当时的文风颇有看法，在《谢欧阳内翰书》中说：“天下之事，难于改为。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38]他说反对“浮巧轻媚”的“西昆体”，又反对“刓裂诡异”的“太学体”。

苏轼的文学主张大致与欧阳修相似，他主张文章要有意有言，“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天下之至言也”。“战国之际，其言语文章，虽不能尽通于圣人，而皆卓然近于可用，出于其意所谓诚然者”[39]。他所说的“意”即思想，是指天下的事理。其次，苏轼主张文以致用的观点，在《凫绎先生诗集叙》中引用苏洵的话说：“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古，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者，先生无一言焉”。其三，他主张文贵自然。在《答谢师民书》中说文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在文与道的关系上，苏轼主张文与道俱，这与欧阳修的主张是一脉相通的。欧阳修而后，古文已定为一尊，文道关系基本上都受到散文家的重视，但在强调文重于道或道重于文上，此后的古文家有不同见解。王安石提倡为文必须为现实服务，即“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同时强调道应在文之先。根据王安石的这一理论，在其执政时，实施了重经义、策论而罢诗赋“声病对偶之文”的科举改革。王安石的着眼点贵在“适用”，兼顾“辞”与“理”，这引起了北宋古文运动的一次争论。二程理学家重道而轻文，说注意文章的表现形式是“玩物丧志”，“作文害道”。[40]苏轼更反对王安石的这种做法，他与二程走向另一极端，在《答张文潜书》中攻击王安石之文“好使人同己”而造成一时“文学之衰”。在苏轼看来，欧阳修之所以伟大，在于其能文，而不是其道。在北宋古文运动中，以“文”传“道”，是王禹偁等人提出的，欧阳修提出“我所谓文，必与道俱”，可说是文道兼重。但到了王安石那里则成为道先文后，而苏轼以欧阳修的继承人自居，攻击王安石的道先文后主张，提出了文先道后的理论。他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41]，显然是把“文”放在“道”之前，故而才有“夫学以明礼，是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学，气以达其文”，把“文”看得如此之重。苏轼重文有两点，一则“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42]；二则是“某平生无快意事，唯作文章”[43]。在这种观点支配下，苏轼尤重文学的艺术价值，“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可以说是这一主张的高度概括。此外他还强调文章的美感与兴会，他在《江行唱和集序》中说：“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

苏轼的散文笔力纵横，挥洒自如，从不同的内容出发，自由奔放，摆脱了种种束缚。其文章才情奔放，气势澎湃，能收能放，舒卷自如。他的许多作品婉转含蓄、轻灵流丽，他把北宋古文运动推到了更高的境地，其文学成就也就最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散文风格。

苏轼的文章，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政治论文，二是散文或带有文学性的散文。

苏轼的政治论文有《策略》、《策别》、《策断》等篇，从儒家思想出发，广引史事加以论证。其文多设譬喻，滔滔不绝，文笔纵横，深受《战国策》的影响。历史论文有《平王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等。这些历史论文是政治论文的一种，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写作上随机生发，翻空出奇，对后人影响甚大。苏轼的政治论文精神实质上同贾谊、陆贽一脉相承。

苏轼真正的散文或带有文学性的散文尚不在政论文方面，主要是他所写的书札、杂记、杂说、小赋等。这些成果大都夹叙夹议，随笔挥洒，既表现了他本人的胸怀，又表现了他对人生的追求。苏轼写亭台记，多以描写、叙述和议论相错杂，布局结构随内容需要而有变化，无一雷同。如《超然亭记》开头一段是游于物内和物外的议论，给人一种飘忽超然的意会，而后叙事；《放鹤亭记》议论居中，突出提出与主题不相干的“酒”，与国君好鹤相对比，以说明“南面之乐”与“隐居之乐”不能等换的道理；《凌虚台记》写这个建筑物的起源、命名等，而后得出“废兴成毁”的道理；《喜雨亭记》在写作手法上，突出“喜”、“雨”、“亭”三层意思，从而流露出作者对人民生活的关心；《石钟山记》通过对石钟山的亲自考察，既描写石钟山的景色之美，又说明凡事不能单凭主观臆断，要亲身体验，耳闻目睹。

苏轼的书札信笔拈来，状物抒情，叙事议论，极富神趣。如《答李端叔书》写被贬谪居的心情，“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给人以亲切自然的感觉；《传神记》叙僧人惟真画曾鲁公像，眉后加三纹使其形象逼真，以说明细节的重要性；《筼筜谷偃竹记》既写二人相交的友谊，又道出绘画的道理；《记承天寺夜游》寥寥84个字，道出作者谪居的心情以及承天寺的夜景，使人仿佛进入了诗一般的意境。

苏轼的赋更具特点，他秉承欧阳修的手法用散文作赋，文字神奇，可以说是散文诗。他的《赤壁赋》可以和欧阳修的《秋声赋》相提并论，堪称为宋代散文诗的双璧。《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都是作者谪居黄州时的心情表露，从内容色彩上讲显露出作者面对现实生活的苦闷，寄希望于从清风明月中找到出路，虚无缥缈的成分比较浓。尤其是《后赤壁赋》通过主客对话的表现形式，其实是作者内心世界的独白，使赋的传统手法更加灵活运用，巧妙地表达了作者感情的波折、挣扎和解脱的过程。从写景的角度来看，两赋虽一样风月，两种境界。前赋写深秋风月，“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后赋写冬天的景致，“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和“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用墨不多，境界迥异，显示出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才能。

三苏祠

与苏轼同时并在散文创作风格上影响至深的还有其父苏洵和其弟苏辙，合称“三苏”。苏洵的散文以议论为长，其特点是纵横捭阖，颇能反映其爱国思想；苏辙的议论文虽不及父兄，但记叙文却颇有特色，纡徐曲折，饶有情致。苏轼评点其弟文章风格时言：“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44]

四、古文运动后的宋代散文

苏轼将北宋古文运动推到了最高点，此后宋代散文的创作基本上沿着这条线发展下去，但终难有超越苏轼的。北宋后期在文学上见长的有六君子，即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李廌。真正在散文方面有成就的是张耒、晁补之。南宋初期，因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山河破碎，使此一时期的散文带有明显的爱国**，如宗泽的《乞毋割地与金人疏》、岳飞的《五岳祠盟记》、李纲的《议国是》等。脍炙人口的当数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主张杀秦桧等投降派，“义不与桧等共戴天”，“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

南宋中期，虽宋金交好，但爱国思想依然激**在文学家的思想中，陆游、辛弃疾等具有代表性。陆游虽为诗人，但散文成就同样很高，他的散文多集中在政论、史论、书记、序、跋中，这些散文贯穿着他的爱国情感，结构严谨，语言精练。辛弃疾虽为一代词人，散文亦为其所长。其名作《美芹十论》、《九议》等，不仅有高超的见识，也表现了他坚实、开阔的文笔。

乾淳之际，伴随着思想界的斗争发展，散文创作出现新局面。陈亮是进步的思想家，同朱熹有过王霸义利之争。他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在散文上主张“大凡论不必作好语言，意与理胜则文字自然超众”。[45]主张从实际出发，因而其散文平质朴实。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叶适主张“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46]，文章创作要与国家兴衰相联系，所以他的散文在南宋卓然为一大宗。朱熹的散文创作虽不及理学成就高，但内容充实，长于说理；写景叙事，自成一格。

南宋被元所亡，文天祥、陆秀夫等创作的散文正气凛然，光彩照人。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充满着对元人的仇恨和对南宋朝廷的忠贞。此文历记抗元的艰难，体现了作者忠贞之心、悲愤之情，让人读后顿觉是血泪文墨，光照千秋。陆秀夫的《拟景炎皇帝遗诏》、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等，表现了抗敌决心和亡国的悲痛，均是感人肺腑的爱国篇章。

宋代散文，从柳开、王禹偁对西昆体的批判以及提倡新文体，到欧阳修、苏轼把古文运动推向**并取得最后的胜利，从而形成了宋代散文的创新精神，这就是内容充实，结构巧妙，语言流畅，风格多样，借景生情。影响所及，为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最高峰，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成为极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明清以后的散文基本上是沿着这条线走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