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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行会时尚（第1页）

第四节　行会时尚

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空前活跃，唐代以来的坊市制被大大突破，具体表现在：一是店铺和居民住宅区不再相互划定范围，而是混杂在一起；二是城市交易时间几乎通宵达旦；三是从业人员很多，几乎各行各业都有。城市经济的发展，促使不同行业的店户结成一定的业缘组织，也就是行会组织，因其带有浓郁的民间色彩，也可视为民间行会组织。宋代的行会组织，有称行的，“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大小，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虽医卜亦有职”；有称为团者，有称为作，等等。这些团、行、作等，大多为商业行会组织，行会组织的首领称为“团首”和“行首”。因行会组织是迫于官府科索而自愿组织起来，所以在一些方面颇能体现行会组织的一些特点：

一是有其特定的语言和服饰。在都市中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很多，人们在结成行会组织时，就形成了一定的规矩，为了区别于其他行会组织，在语言和服饰上都有自己特定的内容，不能逾越。在语言上各行都有特定的语言，这些语言类似后世帮会组织的暗语，只有本行会的成员能够听懂，其他人听不懂，这大概是出于保护同行业的利益而被迫采取的一种隐秘手段。在服饰上更是有严格规定，“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101]

二是同行之间的互相帮助。同一商户结合在一起，除了共同利益之外，主要是体现同行之间的互助精神。如果是外地同行商户初到京师，被“都人欺凌，众必救护之，”如果遭到军铺刁难和逮捕同行者以及发生争斗之事，同行者“横身劝救，有陪酒食檐官方救之者，亦无惮也”。如果是从外地刚到京师，人生地不熟，“新来邻左居住，则相借措动使，献遗汤茶，指引买卖之类。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邻里互相支茶，相问动静。凡百吉凶之家，人皆盈门”[102]。因此行会间的互助精神是很突出的。

三是规定严格，垄断市场。为保护同行之间的利益，各行之大户往往被推举为行首，亦即行会领袖。外地长途商贩将货物运抵京师，由他们出面交涉，使外地商贩的货物不能直接进入市场，只有他们交涉后才能进入店铺。在交涉过程中，坐铺商往往压低价格，迫使行商满足其条件，然后将商品分给各小坐商。所以各行会垄断市场价格的作用非常明显，不经过行会组织的允可，行商是很难在京师立住脚的，有的往往被挤对，最后还得将货物贱卖给行首，行首再将货物分卖给小商户。

四是行会的内聚力增强。遇到官府敲诈，行会间往往结成一体，由行首率领，直接向官府抗争、交涉。

这是宋代都城商业行会内部的一些特征，这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发达的一些风貌。

此外还有马社、七宝玩具社、锦体社、台阁社、穷富赌钱社、遏云社、女童清音社、苏家巷傀儡社、青果行献时果社、东西马螣献异松怪桧奇花社、子弟绯绿清音社、十闲社等。

宋代的社、会中，尤为突出的是和尚道士也结成业缘组织，奉道者有灵宝会，每逢道家供奉的神生日，士庶也在庆祝神节时建会。奉佛者有光明会、斗宝会、西归会、供天会、大斋会、涅槃会、净业会等。

宋代的民间行会组织，大多是依职业不同而划分为不同的组织，因此可以说整个宋代社会建行、会、社的风气很流行，究竟有多少民间行会组织，谁也说不清楚。除商业行会组织有其独特的作用外，其他社、会组织所起的作用不太大，其内部的一些特征也不明显。如绯绿社（杂剧）、齐云社（蹴球）、遏云社（唱赚）、同文社（要词）、角牴社（相扑）、清音社（清乐）、锦标社（射弩）、锦体社（花绣）、英略社（使棒）、雄辩社（小说）、翠锦社（行院）、绘革社（影戏）、律华社（吟叫）、云机社（撮弄），大多为民间艺人组成的行业团体，也可视为民间艺术团体，他们结为一定的组织，目的是便于演出。就宋代都城民间艺术团体而言，其活动的范围较广，有在瓦子勾栏中从事表演艺术的，有在大街广场上从事艺术表演的，也有在小巷城镇中从事表演艺术的。正因为结成了一定的组织，所以从表演内容到演技等方面均有很高的成就，所以他们往往成为宫中表演百戏的主要来源，也是逢年过节进行娱乐活动的艺术演出主干。

至于像灵宝会、光明会等信奉释道的信徒组成的行会组织，其目的是为了扩大宗教信仰的影响，所以每一个会的情况均不同，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凡入此会者，大都有些贡献，且多为京城富贵人家所为，如天竺寺光明会，入会者均是豪富之家。至于大街坐商行铺也要捐资供香火，有时还得捐钱捐米。府室宅舍内司之府第的娘子夫人也建有庚申会，集体诵《圆觉经》，入会者必须交珠翠珍宝首饰。所以宗教会社带有一定的骗钱骗财的性质。

宋代的宗教会社很多，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每遇神圣诞日，诸行市户，俱有社会迎献不一”[104]。

宋代行会组织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各行都有自己贡奉的神，如经商之人有商神，木工以鲁班为神，纸工以蔡伦为神等。行会的神灵崇拜，一方面说明宋代行会组织的发达，一方面则通过行业神的崇拜，能使本行业人团聚在一起，对行会组织起着一定的凝聚作用。

注释

[1]《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

[2]《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

[3]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民俗》。

[4]《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

[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八。

[6]《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

[7]《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五十三。

[8]毕沅：《续资治通鉴》孝宗乾道四年。

[9]《梦粱录》卷十六。

[10]《东京梦华录》卷四。

[11]《武林旧事》卷六。

[12]《东京梦华录》卷四。

[13]《东京梦华录》卷三。

[14]《梦粱录》卷六《酒肆》。

[15]《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十三《论财利疏》。

[16]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三《诸王宗室》，北京，中华书局，1980。

[17]《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

[18]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

[19]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

[20]《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一。

[21]《邵氏闻见录》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

[22]《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

[23]同上。

[24]《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

[25]《东京梦华录》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