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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乐舞与都市文娱（第3页）

（11）使棒作场，朱来儿。

（12）打拓硬，孙大郎。

（13）杂班，铁刷汤、江鱼头、兔儿头、菖蒲头。

（14）背商谜，胡六郎。

（15）教飞禽，赵十七郎。

（16）装鬼神，谢兴歌。

（17）舞番乐，张遇喜。

（18）水傀儡，刘小仆射。

（19）影戏，尚保义、贾雄。

（20）卖嘌唱，樊华。

（21）唱赚，濮三郎、扇李二郎、郭四郎。

（22）说唱诸宫调，高郎妇、黄淑卿。

（24）踢弄，吴全脚、耍大头。

（25）说诨话，蛮张四郎。

（26）散耍，杨宝兴、陆行、小关西。

（27）装秀才，陈斋郎。

（28）学乡谈，方斋郎。

从《西湖老人繁胜录》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杭州城瓦子勾栏的盛况，在勾栏中，各种伎艺及演员水平之高、人数之多，北宋汴京非能与比，且“分数甚多，十三座勾栏不闲，终日团圆”。这说明每一座瓦子就是一个综合性文艺表演场所，在勾栏中从事表演的演员，除极少部分终身固定在一个勾栏中不动外，大多数是进出于诸勾栏瓦子中，做轮回表演。

两宋瓦子勾栏的兴起，代表着一种时代新潮流，即民间文化的兴起，也可以说是市民文化的兴起，这是宋代城市经济繁荣的必然结果。从上文记述的情况看，两宋的瓦子勾栏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有相当数量的观众，“大抵诸酒肆瓦舍，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追求这种娱乐的多是些市民商旅。

二是有定期上演的百戏杂剧。“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仗头傀儡任小三，每日五更，头回小杂剧，差晚看不及矣”。[72]

三是有一些颇有名气的艺人坐场。

四是这些瓦子勾栏的兴起，都有历史继承性。如杭州在唐、五代时就发展成为江南的一个新都会，《坚瓠集》里说：“西湖之盛，起于唐，至南宋建都，游人仕女，画舫笙歌，日费万金，目为销金窝。”尤其是北宋灭亡后，当时从汴京随同南下到杭州的移民极多，这些人中既有官绅士宦，也有从事民间艺术的艺人。他们到了杭州，不免追念东京承平乐事，为了生存，只好重张艳帜，再事笙鼓。无怪乎周密在《武林旧事》言：“既而成裙黑邸，耳目益广，朝歌暮嬉，酣玩岁月，意谓人生正复若此。”

五是民间文化的兴盛，不仅集中于汴京、杭州，在成都、扬州、广州、鄂州、洛阳、长安等地也都普遍。如庄季裕《鸡肋编》卷上记载成都演出的情况：“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自旦至暮，唯杂戏一色。坐于阅武场，环庭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撜，庶民男左女右，立于其上如山。每诨一笑，须筵中哄堂，众庶皆噱者。”宋费的《成都宴游记》也有类似的记载：“成都宴游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俗好娱乐，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奢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及期，则士女栉比，轻裘祛服，扶老携幼，列道嬉游，或以坐具列之广庭，以待观者，谓之邀床，而谓太守为邀头。”大城市如此，其他小城镇也有“瓦子巷”一类的记载。

对促进宋代勾栏瓦舍的兴盛，除承平日久的广大市民需要外，还有一个阶层尤为重要，这就是军士。宋代奉行养兵政策，军队有诸军乐，但更重要的是闲暇的士兵们参与民间娱乐，促进了瓦子勾栏的兴盛。尤其南宋临安的瓦子勾栏的发展，无不与军队有着直接的关系。据《咸淳临安志》卷十九载：“以上瓦子，盖取聚则瓦合，散则瓦解之义，故老云：绍兴和议后，杨和王为殿前都指挥使，从军士多北人，故于军寨左右营创瓦舍，召集伎乐，以为暇日娱乐之地。其后修内司于城中五瓦以处游艺。”《梦粱录》中也有同样的记载：“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出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不知起于何时。顷者，京师甚为士庶**不羁之所，亦为弟子流连破坏之门。”绍兴间因驻军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创立瓦舍，召集伎乐以为军卒暇日娱乐之地。“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游，破坏尤甚于汴都。其杭之瓦舍，城内外合计有十七处”。可见杭州的瓦舍与军士有莫大的关系。

宋代瓦子勾栏的兴起，也与都市市民的闲暇生活有关，两宋虽有兵燹战祸，但相对于他朝来说要少得多，且多为局部，因此承平景象成为宋代社会的特征。“自本朝承平，民颇饶泽，垂髫之儿，皆知翰墨，戴白之老，不识戈矛，原野腴沃，常获丰秾。泽地沮洳，寝以耕稼……所谓天下之乐土也”[73]。在这样的状态下自然产生了大众娱乐的文明。一方面承平日久，国家无事，帝王官僚松怠，享乐消闲的生活成为时尚，同时城市中密布的酒楼勾栏，官方民间开设的妓院酒馆也鼓动民间玩乐。瓦子勾栏的存在，改变了人的行为，从无处消愁到出门解闷寻欢作乐，因此到勾栏玩耍成为市民闲暇生活的一部分。这种状况促进了勾栏瓦舍在宋代的大兴，也标志着市民文化、市民娱乐在宋代的发展。

（二）百戏盛况

1．杂技　杂技是宋代百戏的主要内容。宋代百戏杂技项目有一百二十多个，为了适应新的要求，艺人们组成了不同专业的基础组织——“社火”，这种社团规模大的称社，规模小的称火。当时的杂技“社会”组织可谓星罗棋布，如“蹴鞠打球社”、“川弩射弓社”、“齐云社”、“角牴社”、“绘革社”等，均属杂技的社火组织。杂技“社火”组织的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艺人世家，也有没落的士人，还有表演村落百戏的农民，如《梦粱录》所载：“武士有射弓踏弩社，皆能攀弓射弩，武艺精熟。射放娴习，方可入此社耳。更有蹴鞠、打球、射水弩社，则非仕宦者为之，盖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也。”通过“社火”活动，培养了众多的人才和节目。如《武林旧事》中所载的属于百戏杂技的有舞绾百戏、撮弄杂艺、踢弄、泥丸、顶撞踏索、使棒、打硬、举重、打弹、蹴球、射弩儿、弄水、烟火，等等。

所谓踏球，即球用木制成，高尺余，演出者立木球上，使球圆转而行。蹴球，即踢球活动，分单人、双人、三人及多人踢等多种形式。上竿即爬竿，立竿数十丈，竿上端立横木，演者在上装神鬼、吐烟水。属于绳技的有跳索、踏索、脱索等。踏索即爬大绳，表演者在绳上走动，装神弄鬼、舞判官，把杂技和舞蹈相结合。杂手艺即以手伎和脚伎为主的项目，演员称为踢弄家，如踢瓶、弄碗、踢磬、踢罐、踢钟、弄花钱、长鼓槌、踢笔墨、壁上睡、虚空挂香炉、弄花球儿、拶筑球、弄斗、打硬、教虫蚁、弄熊、藏人、烧火、藏针、吃针、射弩端、亲背、攒壶瓶、绵包儿、撮米酒等。

宋代杂技的繁荣，突出的特色在于节目的新奇丰富和演出形式的别致多样。宋代杂技演出形式主要有：精致的厅堂杂技，即宴乐杂技、宣赦仪式中的杂技、广场杂技、水上杂技、元宵杂技、瓦舍勾栏中的杂技、路岐和村落杂技。宋代杂技节目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前代，节目技巧有了许多新的发展，这些节目总的特点是：一是传统技艺有了普遍提高；二是新节目、新品种繁多；三是节目趋于小型精巧。

3．高空节目　宋代高空节目不同于前代，如顶竿，前代是在增加竿上人数和竿的高度上下功夫，而宋代竿身短，这样顶竿者重心愈难把握，演技要求则很高。高竿技巧如竖金鸡竿，即是在广场上竖高竿，由绳索拉拽，不仅解除竿木倒倾的顾虑，也增加了大幅度的运动和激烈的技巧。还有在高竿顶上表演杂剧的，“殿前两幡竿，高数十丈，左则京城所，右则修内司，搭材分占上竿呈艺解。或竿尖立横木列于其上，装神鬼，吐烟火，甚危险骇人。”[76]“投坑”即“有伎者以数丈长竿，系椅于杪，伎者坐椅上，少顷下投于小棘坑中，无偏颇之失”。这真是前所未有的高空节目，既要有胆量、勇气，还要有准确性。“走索”在宋代有新的发展，即“索上担水”、“跳索”、“踏跷上索”等，是对演员的平衡技巧提出新的要求。

4．杂手艺、踢弄　这两项是用手足耍弄物件来表现技巧的节目，在宋代很盛，因此手技和足技堪称代表。手技有抛接器物的，和尚的“弄花鼓槌”、“打交辊”，此外，新出现的节目有“消息”，即是从古代狩猎工具“飞去来器”演化而来的手技。手技除抛掷技艺外，尚有旋转器物的技巧，如转盘，即“盖取杂器圆旋于竿标而不坠也”。“弄头”即由民间陀螺演化而来，宋代用双手拉动绳子，使其在空中旋转成各种各样的花式。宋代的踢弄技巧比手伎发展更快，除蹴球成为朝野时尚外，还出现了与踢球有关的“拶筑球”、“白打”等技巧，出现了其他踢弄技巧，如踢瓶、踢磐、踢笔墨、弄球子、踢钟、踢缸、踏跷、蹬人、蹬桌、蹬梯等。耍弄节目有投壶、打弹弓、射弩端、弄枪等。

5．角牴　又名相扑、争交，即指力技，是属于角力摔跤的百戏杂技，女子摔跤叫“女飐”。在宋代，介乎于杂技和体育之间的相扑很流行，不论在宫廷宴会、皇帝生日、郊祭或庙会、瓦市、勾栏，都有力士相扑、争交的踪迹。相扑形式各种各样，有的近似体育竞技，有的近似杂技，可归百戏卖艺。男子角牴主要以力取胜，而女子摔跤则多为以智取胜。《梦粱录》载：

由此可见，南宋的杭州还有相扑比赛，选手从全国各州郡选择，这可视为全国相扑冠军争夺赛。至于瓦市中的相扑，在开赛前由女相扑手数对打套子，即开场卖艺，其服饰与男相扑手一样，袖短而无领，袒胸露臂。正因为相扑有较高的观赏性，因此不论是官办大赛或瓦市比赛，观众如潮，较其他技艺有更高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