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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玄学佛理相映成趣（第1页）

第二节　玄学佛理，相映成趣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自西汉之际传入中国后，便开始了中国化历程。在这一过程中，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道之间有过碰撞、冲突，也有相互吸收。魏晋时期盛极一时的玄学和佛教也曾有过一段交融的历史。玄学引入佛理，佛教玄学化，玄风佛理，相映成趣，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交流与杂糅的重要一章。

一、玄、佛相交的历史背景

玄学与佛学这两种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之所以在魏晋时期相交，并随之而发生有机的交融，并不是偶然的。

魏晋时期，社会的黑暗与动**使人们迫切希望能找到一条避免战乱兵火的出路，摆脱生命朝不保夕的恐惧，寻求解除精神痛苦的慰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玄学产生了；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佛教获得了发展的良机。

任何一种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不仅是对所处社会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以往的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的延续与发展。以飘逸无羁的气度所表现出来的玄学，继承了老、庄自然哲学，力图在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宇宙本体的讨论中，使人领悟人生，摆脱现实的悲戚。然而，尽管玄学时时追慕老、庄风骨，以《老子》《庄子》《周易》为主要的阐发对象，并对两汉以来锢闭人们思想的儒家学说大加抨击，但它不可能，也无法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正如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中所说：“盖玄风之始，虽崇自然，而犹严名教之大防。……清谈者，原笃于君父之大节……然则其形上学，虽属道家，而其于立身行事，实仍赏儒家之风骨也。”[11]魏晋玄学在潇洒放达的外表下，仍然没有忘怀儒学。纵观自曹魏正始年间兴起的玄学发展道路，便可清晰地看到“名教与自然之辩”这一条醒目的主线。

玄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夏侯玄提出“自然为体，名教为用”，继而王弼提出“名教出于自然”可视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竹林玄学嵇康等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第三阶段元康玄学郭象倡导“名教即自然”；第四阶段东晋时期与佛学合流。显然，从现象上看，玄学之士似乎都崇尚自然，贬抑儒学。但实际上，他们反对的只是虚伪的名教之学，而不是不加区别地对儒学一概排斥。正因为如此，王弼好论儒道，向秀以儒道为一，郭象常论圣人游外而弘内，嵇康在给儿子的“家诫”中处处以儒家立志、进取的精神相告诫。因此，玄学尊奉的自然并不是绝对自在的自然，而是与名教发生关系的自然。玄学继承的并不仅仅是老、庄的自然哲学，而是同时也继承了孔孟道德哲学的人伦底蕴。这样，佛学便必然地汲取结合华夏儒、道两大文化精髓而形成的玄学要义。

当佛教文化传入中土之后，与之最早发生思想交往的是道家文化，人们用传统的眼光把佛教看成是道家方术中的一种。道家文化无疑是魏晋玄学的直接母体，这就为玄、佛交融提供了一个最早的契机。进入魏晋后，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王公贵族、知识分子、平民百姓这三个社会阶层尽管遭遇不同、人生态度不同，但都有一种深层的心理企望，即对现实社会的失望和对来世及彼岸世界的向往。如果说这种向往在平民百姓身上更多地表现为对物质生活幸福的憧憬，那么，知识分子则更多地渴望着精神生活的自由。他们在看似旷达超然的玄谈清言之中，时时透露出实现理想人格的追求，对人生价值的高度关注。或以言简意赅的格言，或以辞约义丰的玄言诗来表达对宇宙、人生哲理的理解。这些华夏文化的精华，在玄学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传入中国的佛教却恰恰缺乏这些。因而，佛教便急迫地需要摄取玄学的这些思想，以更好地阐释佛理，弘扬佛法。

玄学构建理论时，在方法论上十分强调思辨性。但是，由于受到传统的注重经验理性的思维方式的束缚，使玄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困难重重。因此，尽管东晋时期玄风盛炽，但无论是思辨高度，还是认识深度，在元康玄学的郭象那里已经达到了高峰，“独化于玄冥之境”的命题难以掩饰其本体论上的矛盾。这时，以高度思辨性为特征的佛教般若学的出现，无疑使得玄学家耳目一新。般若学的集大成者僧肇，少年时便潜心老、庄，因而在他的《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论》等文章中，融汇了老、庄思想，使得玄学之士容易接受。更重要的是，僧肇以其长于思辨的才华，为玄学之士提供了一种充满逻辑魅力的思维方法，较好地解决了本体论的矛盾。这样，魏晋玄学便必然地吸纳了般若思想，将佛理融入玄学，以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

诞生于魏晋社会动**环境中的玄学，时时想显示出自己的超越性。他们所说的“自然”，是用以超越名教的人类自然之性；他们对宇宙本性的玄思，是力图超越生命的时限，复归自然，使人的生命与自然融为一体。但是，玄学家最终却只能得出“生死如梦，听任自然（命）”的结论。也就是说，传统思维的局限与本体论的矛盾，使得玄学无法超越。佛教从万法虚幻、因缘而生的观点出发，强调生死无常、自然解脱、定入涅槃永乐的境界。显然，佛教完成了玄学无从完成的人的本体的超越。这就使得玄学去吸收佛教的这一思想。何况，佛教对人的生命的这一超越所带来的“现实社会苦海无边，彼岸世界其乐无穷”的宗教幻觉，能省却人们无数的烦恼与忧思。

当玄学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矛盾与困境之时，以思辨性和超越性见长的佛教文化映入了人们的视野，于是，玄学家们从中汲取新的思想和思维方法，出现了玄学佛理化。当佛教在中土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寻找一种可以依托的思想学说时，与佛学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的玄学便成了最好的选择，于是，出现了佛教的玄学化。而玄学的佛理化和佛教的玄学化恰好从两个不同侧面展现了魏晋时期玄、佛的交流与融合。

二、名士名僧，相会交游

玄学和佛学的交融，首起于名士与名僧的相会交游。而这种交游，又起于一批玄学化的名僧的出现，其中主要有：

竺法雅，河间（今河北献县）人。少时便精于老、庄之学，出家后专通《般若》之学。其时，《般若》学说虽已流传于社会，但人们对其义理很难理解。竺法雅便用人们熟悉的老、庄学说来比附《般若》教义，即“格义”。这种以佛经、外典递互讲说的方法，虽然有把佛教教义世俗化之弊，使佛教处于依附于玄学的尴尬地位。但就当时而言，却促进了玄、佛的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使人们接受了佛教这一外来文化。

支遁，字道林，本姓关氏，陈留（今河南开封东）人。曾于洛阳白马寺中与人谈《庄子·逍遥游》，并注《逍遥》篇。支遁的《逍遥论》标新理于向秀与郭象两位大家的《庄》注之外，为玄学名士所叹服。支遁不仅喜爱《老》《庄》，而且深好《般若》，其在玄学上的造诣，使他完全是以玄学观点来理解《般若》学说，把宣传《般若》教义和论说《老》《庄》思想完全糅合在了一起，以致简直成了一位身披袈裟的玄学家。由于支遁身上的这种玄学之气，所以时人喻之为向秀。

于法兰，高阳（今河北高阳）人。于法兰15岁出家，精勤为业，研习经典，日以继夜，其佛学造诣在青年时即已名气在外了。于法兰在勤于佛典的同时，又喜好玄学，不仅深得玄学义理之要旨，而且继承了“隐士”风格，性好山泉，傲然不群，流连于山泽岩壑。因而时人比之于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又比之于东晋玄学名士庾亮。

于道邃，敦煌（今甘肃敦煌）人，于法兰之弟子。于道邃是《般若》学“六家七宗”中“缘会”义的倡导者，同时，亦通识玄理，性好山泽，常游迹于名山，不屑毁誉，颇有玄学名士风度。所以孙绰将他比之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

竺法护，其先月支人，世居敦煌郡，8岁出家。西晋武帝时，随其师游历西域，备晓多国语言文字，回国后专心译经，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译经数量最多的名德高僧。晋武帝末年，隐居深山，后又于长安城外立寺修道。竺法护所译佛教中包括般若经类，因此后人将弘传《般若》学的竺法护比之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

帛法祖，本姓万氏，河内（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出身儒学之家，其父以儒雅知名。帛法祖虽少年出家，研习佛经，但亦通于《老》《庄》之学，深得玄学幽微，晨夕之时，辄讲谈道德，清谈之士，咸服其远达。因而孙绰作《道贤论》时以嵇康比帛法祖。

竺道潜，字法深，出身名门之族，年18出家，永嘉初避乱东渡。竺道潜出家后，曾拜刘元真为师，而刘元真本为西晋清谈名士，融佛法玄理于一体。在这样一位师长的教育下，竺道潜自然也内综佛理，外贯《老》《庄》学说。名族之胤的家庭出身与玄、佛兼通的学术修养，使竺道潜与王导、庾亮及东晋元、明诸帝都有着良好的关系，出入宫廷，或畅论佛理，或阐释《老》《庄》。因而，时人以刘伶相比喻。

慧远，本姓贾氏，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人，出身世家，年13时随舅令狐氏游学中原，博综《六经》，尤善《老》《庄》。慧远继承了由竺法雅倡始的“格义”传统，以《老》《庄》学说比附佛教思想。后定居于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雷次宗等结社于庐山般若云台精舍阿弥陀像前。在慧远的这批信徒弟子中，不乏通于玄学者。如周续之曾研习《老》《易》，宗炳精于言理，雷次宗曾于京师开馆收徒，讲授儒、玄，南朝作《夷夏论》挑起佛道之争的道士顾欢就曾是他的学生。慧远和他们在庐山不仅修持净土，也精研玄理。

此外，如支孝龙、竺法乘、于法开等也都颇有名士气度。

这些生活于两晋玄风盛畅氛围中的名僧，其言论、行为、风姿无不染上了时代的气息，如竺叔兰性喜嗜酒，每饮必至五六斗方尽兴。一次大醉，卧于路旁，被差吏送入郡狱，当郡尹责问其出家人何以饮酒时，竟答以杜康酿酒，天下共饮，何必分是否出家人。真有几分刘伶的风格了。又如康法畅，虽身披袈裟，却常手执麈尾，每逢遇见名士，便清谈尽日，其行径已难以区分到底是僧人还是名士。所以，孙绰以竹林七贤配七僧，正反映了西晋时期一批玄学化的名僧的出现。

这样一批言行举止、气质风姿都绝类名士的名僧的出现，自然博得众多玄学之士的青睐，视为知己，披襟致契，结为知音之交，出现了名士与名僧相会交游的景象。竺道潜曾与中朝名士桓颖结为至交，渡江后，又与王导、庾亮等谈禅说理，游心玄虚。竺法汰与王导之子王洽结交，王洽不仅供养竺法汰，而且常以谈玄为乐。康僧渊与殷浩辩难《老》《庄》义理，自昼至曛。支孝龙与阮瞻、庾凯等结为知音之友，世人称为“八达”。帛尸黎密多罗与王导、庾亮、桓彝等披襟致契，常作终日之谈。支遁更是与谢安、许询、王濛等辩难问屈，成为东晋玄学之士清谈的座上常客。

名士、名僧的相互知交，既使得玄学更好地认识了佛教，将佛理引入玄学；也使得佛学能以中土人士所熟悉的语言、形式传播开来，促进了佛教的玄学化。可以说，正是通过了名士与名僧的相互交游，才完成了玄学和佛学这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化的交融，玄言佛理，有机地融合到了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硕果。

三、名士精研佛经与玄学佛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