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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玄学佛理相映成趣（第2页）

《般若》学说的兴起与名僧参与清谈，使一些玄学名士也注目佛经，以玄学眼光对佛教义理进行审视和剖析。因而，在出现一批精于《老》《庄》之学的名僧的同时，也出现了一批通晓佛理的名士。

孙绰，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其祖孙楚以才藻卓绝、天才英博而著称于世。出身名门世家的孙绰，自小博学，以文才称世，于时文人推其为冠。孙绰自述少时便仰慕老庄之道。然其不仅精通玄学，而且熟悉儒学，深研佛理，与名僧支遁、竺道潜等交往甚密。在玄学家，孙绰以调和儒、佛，致力玄、佛合流而为名僧们所推重，曾作《道贤论》，以名僧比附竹林七贤，流传甚广。又著《喻道论》，宣称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区别仅在于周、孔之教匡救时弊，佛教明其本而已。孙绰还长于以诗谈玄，其五言诗融老庄和佛教玄言，意境深邃，文采斐然，成为当时玄言诗创作的领袖人物。

许询，字玄度，高阳（今河北高阳东）人。许询自幼聪慧，人称神童。既长，不愿入仕，游于山林，以隐逸为高。许询与孙绰知交，两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如都精于玄学，又研习佛理；都曾以诗谈玄，是玄言诗的代表；都与名僧支遁等交往甚密，清谈玄理，互致诘难。而许询在清谈中的名声则更甚于孙绰，孙绰在与支遁的谈论中也自认询之高情远致，胜于自己。由于许询和孙绰精研佛理，使他们与一般玄学之士相比，具有更深的学术造诣，因而在玄学佛理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郗超，字景深，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人。祖郗鉴起自垄亩，以儒雅知名，东晋时官至太傅、太尉。父郗愔，虽居藩镇之要，假节督晋陵诸军事，领徐、兖二州刺史，但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与王羲之、许询等并以高迈之风著称。受父感染与时风熏陶，郗超虽出入仕途，参议朝务，却钦宗隐逸。不同的只是，其父郗愔修黄老之术，专事天师道。郗超学通《老》《庄》，义理精微，却专奉佛教，成为玄、佛双修之士。郗超与名僧道安、支遁等多有交往，常以财物相赠。支遁等名僧也推誉郗超为一时之俊，相交甚密。

殷浩，字渊源，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人。殷浩识度清远，弱冠即有美名，与叔父殷融俱好《老子》《周易》，而口谈更甚于殷融，为当时清谈者所推崇，王导曾赞誉殷浩清谈辞义之美，足以与正始之音相比拟。殷浩虽精于玄学，谈玄说理无人能敌，但于仕途却屡受挫折。东晋永和八年（352年），殷浩受命北伐，自寿阳出师，然前军谢尚部将张遇叛变，晋军大败。第二年，殷浩再度北伐，部将姚襄又生叛意，对殷浩发起突然进攻，晋军死伤万余人，辎重尽失。与殷浩有隙的桓温上疏弹劾，殷浩被废为庶人。黜放后的殷浩由玄入佛，专心研习佛典，多有所得，其佛学造诣，连名僧支遁都叹服不已。

顾恺之，字长康，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出身江东一流高门顾氏家族。时人称赞顾恺之有三绝——才绝、痴绝、画绝。才绝是指其善于清谈，琴赋书画无所不通。顾恺之曾作《筝赋》，自比嵇康。痴绝指其行径多有名士风度，超脱率性。画绝则是指其绘画技艺高超。顾恺之不仅通晓玄学，而且亦熟习佛学，常往来周旋于名士名僧之间。玄、佛双修的学术造诣使得顾恺之不仅擅长画山水人物，而且也善作佛教内容的画；在他的画中不仅体现了魏晋名士那种飘逸秀雅的风度和清峻瘦骨的形象，而且体现了佛教空灵缥缈的意境。他的名作《金陵瓦棺寺维摩诘像》，就是超凡脱俗的名僧形象与侃侃清谈的名士形象的绝妙结合，以致数百年后杜甫见到这幅画时仍为之震慑，倾倒不已。如果说，孙绰、许询等人以言语将佛理引入了玄学，那么，顾恺之则是以绘画将佛理融入了玄学。

名士精研佛典，通晓佛理，必然要将佛理引入玄谈，使玄学进一步佛学化。其时，与名僧交游，共谈玄理佛理的名士除了上述诸人之外，还有王导、王珣、庾亮、谢安、谢朗、王羲之、简文帝等人。可以说，东晋社会的几乎所有名士都通过清谈，与佛学发生着关系。

两晋之世，《般若》学盛行，《放光般若经》《道行般若经》等为名僧所推重，名士也多有研习，其内容也被引入清谈。《世说新语·文学》中就记载了名僧与名士共同谈论《小品》（即《道行般若经》）的故事。支遁、竺法深、孙绰等与一北来道人在瓦棺寺讲《小品》，道人屡设疑难，支遁辩答清晰，辞气俱爽。道人每辄摧屈。孙绰问竺法深：“你对《小品》的义理理解不在支遁之下，何以从风而靡？”支道林遂引用佛经故事，比喻自己义理深奥，竺法深不得不折服。竺法深对支遁的话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色。这个故事说明，佛学义理已成了玄谈的内容。

东晋时，小乘佛教的《阿毗昙经》亦弘传于江东，于是，也成了玄谈的品题。《世说新语·文学》中便记载了其时名僧与名士共讲《阿毗昙经》的故事。僧伽提婆与王珣、王珉等共讲《阿毗昙经》，提婆刚开讲，王珉便说都已明了了。王珣驳难，认为王珉之理解不过是大略而已，并未深得精蕴。

玄学的佛理化除了上述两例以佛学内容作为清谈命题外，还有以佛理解《老》《庄》学说。例如：

《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12]

向秀、郭象之《逍遥义》认为人与物均有待而逍遥，能各任其性而足。圣人与道同体，得道故无待。万物虽有待，然而不失所待，任性自足，亦同于圣人之无待，获得逍遥。支遁的新义认为，万物之任性自足，都有局限，犹如饥者一饱，渴者一饮，绝非真正的逍遥。更不能和圣人之逍遥相比。因为圣人与道同体，是真正的逍遥。支遁认为，如果以适性自足即为逍遥，那么夏桀、盗跖以残害为性，也可自足而逍遥了。此后，支遁在作《大小品对比要钞序》时又进一步对圣人之逍遥进行了阐释。认为圣人能凝守精神，心如水镜，无物不照，故而能览通万物，逍遥自足。显然，支遁的所说新义，实际上已融入了几分佛性论的观点，而支遁所说的圣人境界，也已有了几分佛的心境。

《世说新语·文学》还记录了支遁、许询等人一场清谈的镜头，一问一难，一诘一辩，众人莫不抃舞，四座皆为倾心，莫不嗟咏佛理精微，玄言味隽。

名士精研佛理，佛理融入玄学，成为东晋时期玄学的一大特色。汤用彤先生称玄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即东晋玄学可为佛学时期[13]，确实抓住了东晋玄学的特点。玄学和佛学的交流与融合也由此得到印证。

四、佛教的玄学化

文化的交流、融合总是双向的。在名士精研佛理，佛理融入玄学的同时，名僧研习《老》《庄》，玄学融入佛学，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的佛教出现了玄学化。

如前所述，两晋时期很多名僧都通晓《老子》《庄子》学说，贯综内经外典，具有很高的玄学修养，支遁甚至成为《庄》学权威，清谈领袖。另一方面，他们又大都是般若学者，支遁、支孝龙、于叔兰、竺法雅、慧远、道壹等皆治般若学。这就使得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玄学来缘饰《般若》之学，引玄学义理来解释般若佛理，以致玄学各派的分歧也与般若学各派的分歧发生了直接关系。

般若学派有六家七宗，若约略归之，实可视为本无、心无、即色三派。

本无派分为本无宗和本无异宗，其代表人物分别为道安和竺法深、竺法汰。道安早期钻研的主要是禅学思想。在阐释禅观时，道安大量吸取了王弼、何晏的玄学观。王弼玄学思想强调以静制动，以一御万，以简济众。道安依据这一观点解释禅学的“安般守意”，通过息心去欲的修炼以达到玄学提出的这一境界。“无为，故无形而不因；无欲，故无事而不适。无形而不因，故能开物；无事而不适，故能成务。成务者即万有，而自彼开物者，使天下兼忘我也……夫执寂以御有，崇本以动末，有何难也？”[14]显然，道安这里运用的几乎全都是玄学概念，并以此来解释禅学。

道安后由禅观转入般若学，执“本无”说。但他的“本无”观中，仍融入了王弼、何晏的观点，认为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无”。由此可见，道安的“本无”观是禅智与般若义理的交融，而玄学则成为其直探“本无”的重要途径。

本无派的另一宗本无异宗的代表人物竺法深（道潜）与竺法汰本都通于玄理，其以玄理释佛理亦属自然。

即色派分即色、识含、幻化、缘会四宗，其代表人物分别为支遁（道林）、于法开、道壹、于道邃。即色派的论点主要是色之性不自色，色即是空。色相之起或是因心而生，或是因缘而生。因此，色的成立要有条件，心不计色，则色即是空；心计于色，则色复异空。支遁是东晋名僧中玄学色彩最为浓厚者，其上述持论实为玄学与般若学的糅合，从向秀、郭象的《庄》注与般若学的色空同异观中可以找到根源。《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支道林造《即色论》，论成，示王中郎。中郎都无言，支曰：‘默面识之乎？’王曰：‘既无文殊，谁能见赏？’”可见，支遁创即色宗，曾与玄学名士相切磋，并博得了名士的赞赏。

综上可见，般若诸派的理论中，都融入了玄学义理，佛理玄言，旨趣盎然，般若老庄，交相辉映。

佛教的玄学化，不仅表现为玄理融入了佛学和一批名僧精研《老》《庄》，而且连玄学的清谈形式也被佛教所吸收。如名僧康法畅握麈尾的形态甚佳，一日往访庾亮，庾亮问法畅何以手中麈尾常在？法畅以佛学义理比附老庄思想，答以廉者不求，贪者不与。僧人挥麈达到为名士所赞赏的程度，可见其时的名僧已相当熟悉清谈了。甚至出现了名僧之间争当清谈领袖的激烈争夺。例如：

于法开始与支公争名，后精渐归支，意甚不忿，遂遁迹剡下。遣弟子出都，语使过会稽。于是支公正讲《小品》，开戒弟子：“道林讲，比汝至，当在某品中。”因示语攻难数十番，云：“旧此中不可复通。”弟子如言诣支公，正值讲，因谨述开意。往反多时，支公遂屈。厉声曰：“君何足复受人寄载来！”[16]

支遁创即色派即色宗，于法开创即色派识含宗，同属般若学。于法开为了在即色空义的辩难中胜过支遁，竟遁迹深研《小品》，可谓呕心沥血。从这件事上也可看出，名僧之间也通过问难辩屈的玄学清谈形式来讨论佛理，决定各人的地位、名望。

僧人本为方外之人，但在当时，他们视老庄与般若同气，学问兼佛、玄。结交名士，互相标榜，参与清谈，说玄析理。在这一过程中，佛法得以弘扬。随着佛教的不断中国化，逮至隋唐，玄便完全融入了佛之中，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充满了玄学意蕴和旨趣的中国化了的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