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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与西域及域外地区的文化交流（第2页）

三、与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与今日东亚之日、朝、韩诸国的文化交流亦十分密切。当时，朝鲜半岛上有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皆与中国保持着良好关系，使臣相互往来不绝于路，如西晋立国之初的五六年中，新罗就曾三次派使臣来洛阳；南朝时，百济曾十次派使臣访问建康；而高句丽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所派来华使臣更是多达90余次。中国使臣也不断回访。形成了频繁密切的关系，为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国与朝鲜半岛三国的文化交流包括儒家学说、教育、佛教、音乐舞蹈等许多方面。两晋时期，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学已在朝鲜半岛广为流传。高句丽、百济、新罗都十分重视儒家思想，高句丽模仿中国教育制度，设立太学以教育子弟；梁武帝大同七年（541年），曾派出讲授《诗经》《礼记》的博士前往百济教学。《论语》《史记》《汉书》《昭明文选》等儒家经典和史学、文学著作，深受三国文人学士的喜爱。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高句丽、新罗都使用汉字。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到东晋十六国时经我国传入朝鲜半岛。前秦建元九年（373年），苻坚派遣使节护送僧人顺道携带佛经至高句丽弘扬佛法，这是中国佛教传入朝鲜半岛最早的记载。第二年，僧人阿道又奉命前往高句丽传法。为了礼待中土高僧，高句丽小兽林王特意兴建了萧门寺和伊弗兰寺两座寺院，成为朝鲜半岛最早的佛教寺院建筑。东晋太元九年（384年），久居中土的胡僧摩罗难陀由东晋前往百济传法，百济枕流王待以上宾之礼，延请入宫说法。第二年，在汉山建造了百济第一座寺院，由摩罗难陀剃度10名百济人出家为僧。自此，百济僧尼日众，寺院屡兴。高句丽、百济境内佛教的迅速发展，也影响到新罗。南朝时，新罗佛教已有了相当规模，新罗国王、王妃还一度落发出家，如同梁武帝舍身寺院一样。还仿照梁朝制度设置寺典、僧房典等专门机构；仿南朝寺院形式兴建了皇龙寺、兴隆寺等寺院。随着佛教的发展，众多僧人不远千里前来中国求法。高句丽的名僧义渊、惠灌、智晃、波岩，新罗的僧人明观、慈藏、义相、惠亮等都曾来华寻访名师，如道朗到敦煌从昙庆受学三论，后至江南，梁武帝特遣智寂、僧怀等十位僧人向道朗咨受三论大义；又如明观在陈天嘉六年（565年）回国时带走1700多卷佛经。这些来华求法的僧人不仅在中国学习佛经，也把中国的其他文化带回国去，扩大了文化交流。如新罗佛国寺中的石窟庵佛像雕刻，就富于南朝雕刻艺术风格。

朝鲜半岛上的三国，皆有喜爱歌舞之风，中国的乐器如琴、瑟、笙、筝等，以及羌胡乐器琵琶、腰鼓等也传入三国。由于高句丽、新罗皆用汉字，书法艺术也传入朝鲜半岛。而朝鲜的歌舞则传入我国，南北朝时，高丽乐、百济乐、新罗乐已流行于中国，隋朝统一后，便分别列入七部乐、九部乐中。同时，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一边吸收中国的先进文化，一边又将中国文化东传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发挥了桥梁作用。

3世纪初，日本本州建立了邪马台国，曹魏景初二年（238年），该国卑弥呼女王遣使洛阳朝献，此后，双方使臣多有往来。两晋之际，日本本州建立了大和国，东晋南朝时期，大和国使臣先后12次来中国访问，中日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往来，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

西晋太康五年（284年），百济著名的汉学家阿直歧受命担任大和国皇子的老师，不久归国。第二年，百济以儒学博士王仁受应神天皇之请赴日，随带10卷《论语》，中国的儒学经典自此开始传入日本。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之下，日本开始以仁、义、礼、智、信作为德治的最高标准。此前，日本尚无文字，使用的是汉语、汉字，从5世纪后期开始，用汉字的音和义书写日语，逐渐发展为纯粹的日语标音文字假名。梁武帝普通三年（522年），从江南前往日本的制鞍匠人司马达等在大和坂田原设立草堂礼佛，达等的女儿司马岛首先出家为尼，称善信尼；达等的儿子不久也出家为僧，称德齐。佛教传入日本至此开始。梁天正元年（552年），百济国王遣使将佛像和汉译佛经送往日本。此后，建寺造像之举出现，司马达等的孙子成为制作佛像的第一名臣。通过赴日汉人和百济王朝的中介作用，佛教在日本逐渐得到流传，各种和佛教有关的雕塑、绘画等工艺文物，陆续由中国直接或间接通过朝鲜半岛三国传入日本。

除儒学、佛教的东传之外，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也传入日本。近年来，在日本各地发现了很多与中国同样纹饰、质地的铜镜。其中有从中国直接运去的，也有东渡日本的江南工匠制造的，还有日本仿制的。东晋时期，还有不少制作陶瓷、缝衣的工匠从江南前往日本。在日本关中地区的古坟和伊崎市八本古坟中出土的陶器，以及在这些古墓周围的陶俑的服饰，都明显地具有我国南朝时期的风格。在日本墓葬中普遍发现的作为随葬品的青瓷，无论是胎釉、质地、造型都受到六朝瓷器的影响。刘宋泰始年间，日本雄略天皇遣使来到建康，随带一批织工返回日本。由此可见，随着各种工匠东渡日本，中国的制陶以及纺织、铜镜铸造、瓷器烧制等先进技术都已传到了日本。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将中国先进的科技文化传到日本，对日本的政治、经济乃至生活习俗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为唐代两国之间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四、与南海诸国的文化交流

南海诸国包括林邑（今越南）、扶南（今柬埔寨）、狼牙修（今马来半岛北部）、丹丹（今马来西亚吉兰丹）、盘盘（今泰国南部万伦湾沿岸一带）、诃罗单（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金鄰（今泰国西南部）、顿逊（今泰国西南部）、干陀利（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巨港）、婆利（今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这些国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来往，尤其是东晋南朝建都建康，海路交通畅通，与南海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便更为密切。

使节频频往来。魏晋南北朝时，南海诸国的使臣频频来访。林邑国从孙吴时派使臣前来赠吴主金指环，此后于两晋南朝时先后24次派遣使臣来到西晋京城洛阳和东晋南朝京城建康访问，馈赠金银器、香、布等，两晋南朝政府也回赠了很多珍贵礼品。扶南国从孙权赤乌六年（243年）到南陈后主祯明二年（588年）的340多年间，曾先后22次派遣使臣前来访问，互赠礼物。梁武帝时，狼牙修国王3次派使臣来建康访问；南朝刘宋时，媻皇国7次派使臣前来建康；南朝梁、陈时，丹丹国6次派使臣前来建康；槃槃国也曾9次派使臣来建康访问；干陀利国曾5次派来使臣；婆利国3次派来使臣；诃罗单5次派来使臣。孙权时，也曾派宣化从事朱应和中郎康泰出使南海，先后到达扶南、林邑等国。回国后，分别写成《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介绍了所到之国的风土人情、文化等。

除政府间的使臣通好外，民间的往来也十分密切。尤其是在东晋之后，随着佛教的盛行，中国与南海诸国的海上联系，成了西域僧人东来和中土僧人西行的重要通道。三国时著名的僧人康僧会就是经海路到交趾（今越南河内），再到建康的。东晋高僧法显也是从海路回到中国的。东晋僧人于法兰、于道邃则从海道西行，因途中遇疾而终于象林（今越南顺化）。南朝时，崇佛之风遍及江东，经南海往来的中外僧人明显增多，仅《高僧传》《续高僧传》记载的有名僧人就不下十数人。如智严从印度求法回国后来到建康译经，后又经海路重到天竺求戒。昙无竭到天竺后，经海路回到广州。天竺僧人求那跋摩应宋文帝之请，从阇婆乘舟来到广州。中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也于刘宋时泛海东来，后译出《楞伽经》《十二头陀经》等佛经。扶南国僧人僧伽婆罗、曼陀罗、须菩提等人也先后渡海来到中国。

中外僧人东来西行途经南海，使得佛教成为中国与南海诸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早在东汉末年，著名学者牟融就从苍梧（今广西梧州）奉母到交趾居住，并笃志奉佛，著《理惑论》以显扬佛教。此后，西域高僧支疆梁接在交州译出《法华三昧经》，由中国沙门竺道馨笔受。南朝末年，乌苌国高僧毗尼多流支又从中国到越南，弘传佛教。越南自古以来通行汉文佛教经典，正是两国文化交流的结果。

法显归国途中曾在耶婆提停留了五个多月，其时，该国盛行婆罗门教。随后，印度僧人求那跋摩到该国弘法，国王母亲等先后归佛，自此佛教大行。元嘉年间，宋文帝遣使前往迎请求那跋摩，僧人法长、道冲、道俊等一并前往。跋摩到建康后，先后译出了《优婆塞五戒威仪经》《菩萨善戒经》等佛经。元嘉十二年（435年），阇婆国王遣使带国书和礼物来中国，特意通报了该国已归信佛法，佛教颇为兴盛的情况。此外，诃罗单国的来访使臣所携国书中也洋溢着佛教的语意。这些都不难看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很早就有着佛教文化的交流。

除佛教之外，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和生活习俗也通过文化交流传到了南海诸国。如林邑国士人大多学习汉文，读儒家经典，行祭孔之礼。中国的上巳节、盂兰盆会等节日，以及龙舟赛等节日风俗也都为当地百姓所接受继承。不难看出中国与南海诸国的文化交流所产生的深刻的社会影响。

五、与西域地区的文化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地与西域的文化交流除佛教东传与道教西渐之外，还反映在音乐、绘画、雕塑、文学、书法等各个领域。

（一）汉族文学、书法在西域的传播

从吐鲁番出土的大量文书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官府文书，以及民间买卖田园宅室、牲畜器物等的契约，陪葬衣物疏、借贷契约，账簿等都用汉文书写，说明当时汉文已在西域广为使用。随着汉文的传播，传统的汉族文化典籍也在西域流行，如高昌“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习”[32]。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件《西凉建初四年（公元408年）秀才对策文》，其中涉及《春秋》《诗经》《老子》等许多文化典籍。如有《春秋》智伯围晋之事：“《春秋》所以书此者，美襄子之恩可感，讥智伯之无德。”有《诗经》中的《关雎》篇：“夫关雎之乌，鸷而有别。故喻□□，□有巢，维鸠居之，以喻夫人配得行化。外□□体，妇人**，化之所难，故云夫妇正则王化□。文王之教，自迁及远，是以为化之首。”[33]甚至还涉及三皇五帝、仓颉造字、日月星宿等汉族传统文化典故与传说。

随着汉文的流行，书法艺术也传入西域。《文物》1983年第1期上发表了12件《吐鲁番出土文书》，其书写笔势大多带有草隶的特点，有的已显示出楷书或行书的起笔、落笔趋势。这一书法特点正好与十六国时期书法开始从隶书向楷书、行书演变，而以草隶为主的发展趋势相吻合，说明内地书法艺术对西域的影响。

1965年在吐鲁番英吉沙古城遗址发现了《吴书·孙权传》残纸，经郭沫若先生考定，为西晋遗物[34]，《三国志》成书于西晋，如此之快即在西域传播，既反映了当时内地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密切，也说明中原文化已在西域扎下了根。

（二）西域艺术传入内地

在中原文化传入西域的同时，西域的音乐、绘画、杂技、舞蹈等艺术也传入内地。

《隋书·音乐志》记载了十六国北朝时期传入内地的音乐，其中有后凉吕光灭龟兹时所得龟兹乐，有北魏初年传入中原的疏勒乐，有北周武帝时传入的康国乐等。1977年发掘的酒泉丁家闸五号墓西壁有一幅《燕居行乐图》壁画，绘有卧箜篌、琵琶、长笛、腰鼓等多种演奏乐器，既有汉族的，又有西域的，反映了当时汉族在举行音乐歌舞表演时，已兼用西域乐器。

西域的舞蹈也传入内地。自后凉吕光从西域带回龟兹乐舞后，到北齐时，又出现了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三部乐舞，乐工头戴皂丝布头巾，身着绯丝布袍、锦袖、绯布裤，脚蹬乌皮靴。舞者四人，外设五方狮子，每方12人，画衣执红拂，首加红抹，谓之狮子郎。整个舞蹈节奏明快，舞姿矫健，动作敏捷，煞是好看。康国舞、天竺舞、疏勒舞等也都在这时传入内地。由西域传入中原的舞蹈还传到南方，受到江南人民的喜爱。

传入内地的还有西域的杂技艺术。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少西域的杂技艺人来到内地，表演各种杂技艺术，杨衒之就在《洛阳伽蓝记》中描述了当时洛阳城里的这些演出活动，如长秋寺每逢四月初四，“辟邪狮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彩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景乐寺中更是热闹，“奇禽怪兽，舞抃殿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异端奇术，总萃其中。剥驴投井，植枣种瓜，须臾之间皆得食。士女观者，目乱睛迷”[35]。可见西域杂技魔术表演节目众多，深受中原人民的喜爱。

此外，传入内地的还有西域的绘画、雕塑等艺术。随着内地与西域文化交流的频繁，生活习俗也相互影响。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可以看到，当时内地的一些民间祀奉习俗同样也在西域民间流传；西域的一些生活习俗也影响了内地百姓的衣食住行。

西域传入内地的艺术经魏晋南北朝各朝的改造，与汉族传统文化相融合，使得华夏文化更加多姿多彩。隋唐之后，又相继传入日本、朝鲜等国，丰富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文化生活。

综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文化居于先进地位，通过文化交流，影响、促进了各国的文化发展，尤其是今日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同时，文化交流又总是双向的，诸如印度的佛学和犍陀罗艺术、波斯的萨珊文化、埃及的玻璃制造术、朝鲜的音乐，等等，也都不同程度地丰富了我国的传统文化，并为隋唐时期更为广泛的中外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

注释

[1]《隋书·音乐志》。

[2]《北史·高昂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