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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空前活跃的唯物论思想（第2页）

四、欧阳建的《言尽意论》与鲍敬言的《无君论》

欧阳建，字坚石，渤海（今河北南皮县东）人。撰有《言尽意论》，对名实、言意关系进行了探讨，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倾向。

魏晋玄学贵无学派的创始人王弼在《周易略例》中提出了得意忘象说，认为就言、象、意三者关系而言，意是第一性的，言、象只是把握意的工具，不能代表意，因而一旦把握了意之后，言、象便可抛弃。王弼的这个观点割裂了语言和思想的关系，否认了言、象在认识中的作用。欧阳建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首先，他认为客观事物是不以人们对它们的称谓和语言为转移的。没有名称，客观事物照样存在，并不会因为人们对它的称谓和语言而有所改变。而且，总是先有其形，后有其名，人们是根据事物的客观形象赋予名称的。其次，尽管事物是客观存在的，并不因人们的语言而改变原有面目。但在认识过程中，言对于物是不可缺少的。因为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和手段，不通过语言，便无法表达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名称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名称，人们就无法分辨形态各异的世间万物，无法对客观存在的事物进行比较、鉴别。欧阳建还进一步阐述了名与实的关系，事物是客观存在，并不因名称而改变，名之于物，无所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名与物是对立的。但另一方面，名可以辨物，如果不通过名称来辨认各种事物，人们就无法分别万物，无法交流对事物的认识。因此，名与物又是统一的。尽管“实”不须凭借“名”而存在，但欲辨其实，则须据其名。这就像形和影的关系一样，形存影附，二者无法分离。再次，欧阳建认为语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语言也不断丰富发展，这就是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既然名和物是密切联系而不可分的，那么，言就能够尽意，得意而不能忘言。

欧阳建的言尽意论，对言与意、名与实的关系进行了正确的阐述。事物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实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名反映了客观事物，二者相互统一，只要名符合实，便可通过名达到以辨其实。显然，欧阳建的这一认识符合唯物主义关于存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这一基本观点，表明欧阳建的哲学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但是，欧阳建以形影关系来比喻言意关系、名实关系是不确切的。人们在用语言表达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时，不可能像形影那样，而是会出现词不达意、言不尽意或者言外之意等情况。也就是说，言和名与实之间，因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并不能完全相符。正是因为有这种认识的局限性，所以才需要不断深化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

鲍敬言，两晋时人，史书无传，其家世生平及活动都无从查考。在葛洪的《抱朴子·诘鲍篇》以鲍敬言的言论作为攻击的对象，从而保留了鲍敬言的无君论思想。从其内容来看，鲍敬言在《无君论》中反映的唯物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以元气一元论的自然观反对神秘主义的天命论。鲍敬言认为，世界是由阴阳二气所构成的，天地、万物、人类皆统一于元气，并不存在尊卑、贵贱之别。天是没有意志、无事无为的自然界，不可能为人类选择或安排一个君主。因此，君主并不是奉天承运托育万民的人类自然现象，而是强权的产物，是强者用暴力掠夺而来的。君主是强暴与掠夺、奴役与压迫的化身；君权也并非天授，而是强者制服弱者的工具。这样，鲍敬言就把对封建统治的批判建立在唯物论自然观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仅仅从道义出发进行的批判。

其二，以无君思想反对儒家的神权政治理论。两汉以来，儒家学说利用谶纬、鬼神迷信传说等作依据，论证君权出于天命神授，构建起了一套神权政治理论，为封建统治的存在提供理论依据，把不合理的封建统治说成是合理的。鲍敬言对此进行了驳斥，他以上古社会为例，指出那时并无君主，没有尊卑贵贱，没有战争掠夺，没有剥削欺骗。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由自在，寿考而终，一切都那样和谐，充满自然情趣。因此，无君社会远比有君社会更加美好。鲍敬言看到了封建君主统治的罪恶，但他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一条通往理想的道路，便只能通过对上古社会的歌颂来表达自己的愿望。这就使他在抨击封建君主的同时，把自己的无君思想变成了一种空想，甚至是一种违背历史进程的倒退思想。

其三，揭露并批判了君主统治的罪恶。鲍敬言认为，君主及其官僚机构，是以压迫弱者为生的。他们为了争权夺利，发动战争，使无辜的平民百姓血流旷野，无故丧生；使昔日繁华热闹的城邑，变成一片废墟；使旧时五谷繁茂的农村，变得荒无人烟。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享乐，他们又大肆搜刮平民百姓，使得百姓食不充口、衣不蔽体。为了防止人民造反，君主又增加军队，修筑城池，严刑苛法，使人民负担更加沉重。因此，鲍敬言认为，君主不仅是导致百姓饥饿、贫困的根源，而且是导致一切灾祸的根源，君主和百姓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要消除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寄托在一个好的君主是不现实的。与其有一个崇尚俭朴、不愿战争的君主，倒不如根本取消君主，建立一个无君社会，这才是从根本上消除了导致灾祸的根源。鲍敬言的这一思想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大众的愿望和想法。对于封建君主制度的这些批判和抨击，无疑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由于历史的局限，鲍敬言的无君论思想具有浓厚的原始性和落后性。他并没有真正找到人民群众受剥削奴役的根源。君主制度本身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导致人民受剥削的根本原因是私有制，而不是君主制度。鲍敬言把理想寄托在原始社会上，甚至主张取消一切进步的文化生活，就更反映了其落后性。也正因为其理论上的这些弱点，才使得成为葛洪攻击无君论的主要素材。同时，也说明鲍敬言尚未能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他的无君论思想只是农民阶级的美好愿望而已。

五、鲁褒的《钱神论》与贾思勰的人定胜天思想

鲁褒，字元道，南阳（今河南南阳）人。他好学多闻，一生未曾入仕。晋惠帝元康之后，纲纪大坏，鲁褒痛感其时贪鄙之风盛行，著《钱神论》以嘲讽世风。后世学者，一般都将《钱神论》作为一篇经济思想方面的论文来加以研究，了解当时社会的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水平。其实，《钱神论》作为一篇愤世疾时之作，以讽刺诙谐的笔法，对传统的天命观、鬼神迷信思想也进行了嘲讽和否定，反映了鲁褒的反神学思想。

鲁褒认为，社会之所以贪鄙之风盛行，是因为“钱”在社会生活中显示出其决定一切的作用。有了钱，可以虽无官位但受人尊重，虽无势力而炙手可热；有了钱，可以变危为安，死而后活；有了钱，便能转祸为福，转败为成。总之，人的性命长短，福禄贵贱，皆取决于钱的多少，真可谓有钱能役使鬼，而况人乎！《钱神论》无情地揭露了当时社会唯钱是问的丑恶现象，所谓的清谈名士、儒家学说，在钱面前都黯然失色。使人们看到有钱即富贵，完全与天无关。这样，鲁褒实质上就以死生无命、富贵在钱的命题取代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神学宿命论。不仅推翻了传统的天命论观点，也剥去了封建统治天命神授的虚伪外衣，这就是《钱神论》的积极意义所在。

当时，《钱神论》作为一篇疾刺之作，只是停留在社会现象的抨击下，并没有深入地去解剖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也没有从哲学的高度去揭示君权神授论、天命论的实质。因此，《钱神论》的积极意义仅仅停留在批判上，并未能继续前进一步。

贾思勰，北朝著名农学家，其所著《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业科学著作。关于《齐民要术》的具体内容，本书第十二章中将详细论述。这里仅就《齐民要术》中所反映的贾思勰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人定胜天的思想做些分析。

贾思勰认为，人要衣食足而富有，就不能相信富贵在天，不能靠天，而要靠自己的努力。他说，四肢不勤，头脑不用，而欲得到富有是从未有所闻的，不用力耕田，仓里便不会堆满粮食，等待上天的恩赐只会失望。他举例说，夏桀拥有天下，而国用不足，汤仅有方圆七十二里，却日用有余，并不是上天特意给汤下稻麦，而是夏桀奢侈浪费，不事生产；商汤勤于农桑之故。因此能否富足，不干天意，全在人为。据此，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人能胜天的可贵思想。人们可以改造盐碱地，使之成为良田，获得好收成；人们可以通过勤奋的劳动，战胜贫困，改变面貌。贾思勰作为一个农业科学家，偏重于从人力的角度来看待脱贫致富，而没有认识到在封建社会中，导致贫富差异的原因并不在于人的勤奋与否，百姓大众终日辛劳，仍然处在贫困饥饿之中，这是贾思勰的局限性。但抛开此点不论，贾思勰不信天命，强调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却是十分可取的，具有反天命论的朴素唯物主义倾向。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贾思勰认为，发挥人力的同时，也要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他说，天时有春、夏、秋、冬的变化，土地有肥、瘠、温、寒的差别，各种作物也都有它们自身的生长规律，如禾苗在春天生长，如果硬要使它在冬天生长，只能一无所获。因此，人们只能顺应自然，遵循客观规律而用力耕作，才能尽地之利，使谷物蕃植，获得丰收。贾思勰在这里实际上已涉及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的关系，虽然他还未能完整地揭示这种关系，但已经包含了一些基本的科学认识，而这种认识无疑也是符合唯物主义观点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唯物论思想的活跃，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批驳了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的天命观、宿命论、不可知论等错误的观念；阐释了宇宙构成的物质性、存在是第一性的，君权神授的荒诞无稽等正确认识，丰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这些唯物论思想往往表现得不那么彻底，有时，只是表现为具有唯物论的倾向而已。

最后，需要说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唯物论思想中，无神论思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以范缜为代表的无神论者在与宗教有神论进行的激烈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勇气和认识深度、理论水平，在中国古代哲学史留下了重要的篇章，由于本书第三章中已有专节论述，因此在这里不再赘言。

注释

[2]同上。

[3]《抱朴子·内篇·畅玄第一》。

[4]《抱朴子·内篇·至理》。

[5]《抱朴子·内篇·微旨》。

[6]《抱朴子·内篇·释滞》。

[7]《魏书·释老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