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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从寄性田园山水到缠绵亡国之音（第1页）

第三节　从寄性田园山水到缠绵亡国之音

东晋时期，以谈玄说理、品藻人物为主要内容的清谈活动，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一种社交形式，并进而侵入文坛，产生了玄言诗。作为东晋诗歌创作主流的玄言诗，内容脱离实际生活，形式“理过其辞，淡乎寡味”[9]，本身是缺乏生命力的。但玄言诗的作者如孙绰、许询等，多半寄居山林，他们常以山水为媒介来寄托玄理，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比单纯用概念来表达玄理的效果好。因此，也出现了一些玄理成分较淡而山水成分较浓的诗作，如孙绰的五言诗《秋日》《游天台赋》等，对南朝山水文学的兴起有一定影响。

《陶渊明集》

东晋后期的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他在谈玄说理气氛充斥文坛的情况下，能以朴素的语言和淡远的笔调，描绘隐居生活情趣和田园风光，开创了我国诗歌创作上的田园诗派。陶渊明的诗文表现了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贵情操、对农民的深厚友情、对门阀制度的批判和对安定幸福生活的向往，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很高的成就。

刘宋元嘉时期（424—453年），以谢灵运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大量写作山水诗，使之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卓然成派。谢灵运等人以描写山水为主要对象，努力用生动细致的语言把自然界的美好形象刻画出来，给人以新鲜的感觉与美的享受。山水诗开拓了诗歌创作的新题材，丰富了诗歌创作的语言和表现技巧。只是谢灵运的诗作生活面较狭窄，尚未脱尽玄言诗的习气，影响了真实感情的表达。当时另一个与谢灵运齐名的诗人颜延之，写诗嗜好堆砌辞章典故，开了“文章殆同书钞”的不良风气[10]。

元嘉诗人中的鲍照，出身寒门，仕途坎坷，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有一定认识和感受。他的诗歌创作能继承汉乐府民歌和建安诗风的优良传统，反映生活面较广，思想性较强。在艺术形式上讲究锤炼字句，语言遒丽，音节顿挫。其七言诗对后世有一定影响。其妹鲍令晖，是南朝宋齐两代唯一有作品传世的女诗人。

齐朝永明年间（483—493年），沈约等人总结前人诗歌创作语言运用上的一些经验，利用当时音韵学研究成果和借鉴佛经翻译的“转读”方法，倡立了“四声八病”说，对诗歌语言规定了声律上的要求，从而出现了“永明体”新体诗。这类诗大多形式短小，用词工丽，声律上遵照一定的格式使之和谐动听，尽量发挥诗歌语言的音乐美。新体诗的出现，使诗歌创作的艺术性又一次得到了提高，它是我国古典诗歌从形式比较自由的“古体诗”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诗”的重要阶段，对南北朝骈体文的创作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永明体”新体诗代表人物有王融、沈约和谢朓，创作成就以后者为最高，而沈约则是声律论的主要理论家。

南朝梁、陈时期，流行“宫体诗”。它采用新体诗的手法，描绘女子的容颜、体态、服饰、舞姿，有浓厚的色情意味，其作者多为梁、陈两代的君主、贵族和文人。

北朝文坛总的来说比南朝萧条，尤其是北魏初年，文学很不发达，仅胡叟、胡方回等少数几人略有文采。随着孝文帝的改革与汉化，文学也相应得到提倡，从北魏到北齐，相继出现了袁翻、常景、孙彦举、温子升、邢邵、魏收、祖鸿勋、李广、颜之推、萧悫、郑公超等文人，而北周由于南朝文人庾信、王褒等的到来，文坛也大为活跃。

一、陶渊明

（一）家世与生平

陶渊明（365—427年），字元亮，后更名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生活在晋宋易代时期，这时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很尖锐。

陶渊明出身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曾祖陶侃系东晋初年名将，握强兵镇上流，都督八州军事，封长沙郡公，声威显赫，死后追赠大司马。祖父陶茂官至太守，父陶逸亦曾出仕，但很早就去世了，家境日渐败落。

陶渊明29岁时开始做官，任江州祭酒，不久即弃官回家。后来陆续在桓玄、刘裕、刘敬宣手下做过一些地位不高的官职，时隐时仕。41岁时出任彭泽县令，这是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在官仅80多天，便因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11]，弃职而去，彻底脱离官场，过上了隐居生活。陶渊明在家乡有自己的田舍和僮仆，所以开始一段时间，生活还算安定，有时也参加一些农业劳动，怡然自得，乐在其中。后来家中失火，庐舍被毁，又屡遇灾荒，生活逐渐艰难。陶渊明晚年，失去了劳动能力，因而穷困潦倒，饥寒交迫。当他还能走动时，曾经到浔阳小巷里去“乞食”，最后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人世，享年63岁。

（二）诗文与辞赋

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在诗歌、散文和辞赋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现存作品142篇，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诗歌，计122首，分为田园诗和咏怀诗两类。其中，田园诗最有代表性，约占诗歌总数的13，为中国的田园诗奠定了基础：第一，他的田园诗反映了诗人在归隐中的欢乐、痛苦和希望，从—个侧面反映了晋末宋初中国南方农民的悲惨遭遇。陶渊明家住庐山脚下，靠庐山而临长江，自然风景优美，对诗人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如《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方宅、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狗吠、鸡鸣，本都是极为平常的景物，但在诗人笔下，却形象地表现了田园生活的优美和宁静，具有无穷的情趣。随着对农村见闻的增加，陶渊明逐渐描绘了一些凄凉的画面：“徘徊丘垅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12]浔阳农民这种悲惨生活，正是东晋末年农村残破景象的一个缩影。

第二，陶渊明的田园诗中，有不少劳动实践的内容，既表现参加劳动的喜悦，也表现农业劳动的艰辛。如《归园田居》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实际上是在歌咏作者自己的理想，显示出理想得以实现的愉快。

第三，描写了陶渊明与农民的交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愿望。如《归园田居》其二：“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表现了作者与农民生活上的接近影响到思想感情上的接近。又如《移居》：“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衣食当须记，力耕不吾欺。”

陶渊明诗歌有2／3是咏怀诗。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论怀抱”，如《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首诗描写诗人从大自然中参透出人生的真正意义，获得恬静的心境。暮岚紫霭，归鸟返飞，寓含着自己的出仕与归隐。此外，有些咏怀诗还常探讨人生问题，感叹人生短暂，时间可贵。如《杂诗》其一：“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陶渊明咏怀诗另一方面的内容，是“语时事”，通过歌咏史事和叙写时事，表达了归隐后继续关心政治的心怀。如《拟古》9首、《读山海经》13首。

陶渊明留存的散文和辞赋共约10余篇，但几乎每篇都很出色。散文中，最著名的是《桃花源记》。文中虚构的世外桃源，是作者依据自己的社会理想所作的美好想象，代表了那个动乱时代的广大民众对太平社会的向往，文章语言优美而朴素，语言、意境和主题高度统一。《五柳先生传》也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散文。辞赋则以《归去来兮辞》最为著名，它作于彭泽令任上，决心辞官归隐之际。文中关于归途景象及还乡以后生活的描写均出于想象。在当时辞赋讲究华美的风气下，本文却写得非常朴素，语言清新流利，抒情色彩浓厚，既有诗意，又富哲理，较为动人。

（三）成就与影响

陶渊明的诗文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第一，他的诗歌创造了一种外表平淡而内涵丰富的美学境界，这与诗人的生活经历、思想发展及其追求真实自然的艺术境界密切相关。这种美学境界，在陶渊明大多数诗篇中都有反映，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个人创作的发展，陶渊明后期诗歌也出现了豪放的风格，创作了一些情绪激昂、金刚怒目式的作品。

第二，陶渊明诗文中描写的人格高洁的自我形象，在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中具有典型意义。作者的这种形象，既有直接描写出来的，也有用象征手法描写出来的，还有借古人以自况从而加以再现。

第三，陶诗的艺术成就还表现在诗人对田园景物、个人日常生活与感情描写的高超技巧上。陶渊明善于从普通的景色中发现、捕捉自然美，形诸笔墨，使其成为典型画面。如《和郭主簿》描写夏天的庭院景色：“霭霭堂前林，中夏贮清阴。”而《饮酒》其五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是传诵千古的名句。假如没有深刻的生活体验，假如缺乏对乡村景物的喜爱，是不可能将自然美如此传神地描绘出来的。

第四，陶渊明的作品，虽然语言朴素自然，但实际上是经过很深的雕琢，不少诗句，看似通篇口语、质朴清新，如《责子》等，其实并非信手拈来，而是经过深入的思考和细致的选择，包含着作者的匠心。

概括起来，陶渊明诗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许多诗人，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晋末宋初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反对玄言诗风，对诗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陶渊明的诗作取材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使作品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一反玄言诗谈玄说理、枯燥乏味的不良风气，开创了田园诗，扩大了诗歌题材的范围。他的诗作不同于《诗经》中的农事诗，不仅广泛描绘优美的田园景色，还歌咏了各种农业生产劳动，形成了自己鲜明的风格。其散文、辞赋，文风朴素，一改汉赋堆砌辞藻和典故的毛病，走的是一条清新活泼、平淡自然的道路。

陶渊明的作品在晋宋之际及后来的南北朝时期，并未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与足够重视，仅萧统和钟嵘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到唐代，陶渊明开始受到了一些著名诗人的推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了初步的肯定。王维和孟浩然等人的创作明显受到了陶诗的影响。宋代以后，陶渊明受到了普遍一致的推崇，完全确立了诗歌史上一流诗人的地位。

在充分肯定陶渊明创作方面艺术成就与影响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其消极的一面。他为人及诗文中逃避现实的态度，曾给后代作家以不良的影响。有些诗人政治上失意后，常以陶诗自遣。如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我从老大来，窃慕其为人。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但与积极方面比起来，消极影响只居次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