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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娱乐令和宗教活动（第1页）

第四节　娱乐、节令和宗教活动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娱乐、节令等都属于闲暇生活方式，宗教活动则是特殊组合的社会群体——宗教信仰者群体的部分社会生活方式。魏晋南北朝时期，娱乐游戏、节日庆典以及宗教活动，形式非常丰富多彩，并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一、娱乐游戏

娱乐活动是人们在闲暇时间，为了愉悦身心、丰富精神生活而进行的消遣性活动。秦汉大一统时期如此，魏晋南北朝这样动**的时期，人们也没有放弃，可见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娱乐活动丰富多彩，有些是通过自己与别人合作或对抗达到心理和情绪上的满足，比如投壶、弹棋、樗蒲、围棋等；有的是从节日习俗发展而成的，如龙舟竞渡与端午节密切相关，也有的是通过个人兴趣而自娱自乐。

投壶之戏源于西周射礼，到春秋时正式取代贵族射箭，而成为娱乐活动。《礼记·投壶》中有这种游戏形式的记载：设一尊壶为投器，壶颈长七寸，腹长五寸，口径二寸半，容积为一斗五升，内充一定数量的豆子。投矢用柘木或荆条削成，头尖腹大尾长。壶的距离一般是矢长的2。5倍。当时人们在聚会宴饮时，由主人捧矢向客人奉献，客人则进行礼让。由此可见投壶本意是宾主互示礼仪的一种方式，按规定，连投四支不中，则罚酒，最后以多中者获胜。游戏时，旁边有人击鼓为节，或起舞助兴，用以渲染比赛气氛。魏晋以来，投壶已向娱乐化发展。壶一律铸成金属器皿，底变浅，边加耳，既增加难度，又丰富了玩法。到南朝时，梁人贺徽在壶前放置上屏障，更使其难上加难。以后此法传入北朝，北齐诸王的壶障皆装饰得十分精美。这时的玩法已发生很大变化。《颜氏家训·杂艺篇》讲：“投壶之礼，近世愈精。古者实以小豆，为其矢之跃也。今则唯欲其骁，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莲花骁。”句中所言的“骁”，指的是矢从壶中跳出。以前壶中装豆，目的在于防止矢的反弹，此时不但要矢反“骁”，而且需骁成各种花样。司马光在《投壶格》中对颜之推所说的几种玩法，解释说：“倚竿，箭斜倚壶口中。带剑，贯耳不至地者。狼壶，转旋口上而成倚竿者。豹尾，倚竿而箭羽正向己者。龙首，倚竿而箭首正向己者。”晋人虞潭撰有《投壶变》一书，内容是专门介绍各种骁技的。

弹棋的起源，与汉成帝有关。据《西京杂记》记载，汉成帝原好蹴鞠之戏。大臣刘向担心此戏消耗体力过大，有碍至尊之体，故献弹棋之戏。弹棋因器具造价较高，所以始终在上层社会流行。弹棋由棋盘和棋子组成。棋盘是磨得非常平滑的石板，为方形，中间隆起，四周低平，两边各有一个圆洞。棋子由硬木或象牙制作，最初为12枚，魏晋时期增至16枚。游戏时，双方各执8枚，将棋子摆好后用手弹之，使己方的棋子射入对方的圆洞，先将8枚射入者胜。为减少棋子与棋盘的摩擦和加快棋子运行速度，还要在棋盘上洒滑石粉。弹棋十分讲究个人技巧，必须根据对方的布阵，采用拨、捶、撇等方法打开对方棋子。魏文帝曹丕弹棋技艺高超，不用手而用裹头的角中。弹棋竞技性强，对抗程度高。曹魏时夏侯惇著《弹棋赋》称：“相形投巧，左抚右拨，挥纤指以长邪，因偃掌而发八。胜者含和，负者丧颜，惜情娱之未遂，恨白日之微遄，实机艺之端首，固君子之所欢也。”其激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樗蒲，是我国流传久远的博戏之一。西汉时已出现，东汉时相当普及，只不过那时是一种供消遣用的雅戏。魏晋时期，它开始转变成赌器。南北朝时以樗蒲设赌的风气十分兴盛。

樗蒲是一种可供两人或数人参与的游戏。其器具分枰、杯、木、马、矢五种。枰即棋盘，上有关、坑、堑等行棋障碍。杯是投掷五木的容器。木又称五木，是用木头做成的五块投掷器。马和矢都是棋子。马代表骑兵，矢代表步兵。竞赛各方以投掷五木所得彩，决定马的进退和矢对对方马的围杀阻截。五木全黑为卢，得彩16；二白三黑得彩14；二黑三白得彩10；全白得彩8。此四种为贵彩，余者为杂彩，即开为12，塞为11，塔为5，秃为4，撅为3，枭为2。得贵彩者可连续投掷，走马过关，杂彩则不行。从规则看，樗蒲玩法比较复杂，决出胜负所需的时间较长。据说曹植从此戏中得到启发，发明了骰子。骰子为正立方体，六个表面涂上不同颜色，分别刻有1至6的数点，所以又称“色子”。无论樗蒲还是骰子，都可用来赌博，这也是娱乐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所产生的负面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各阶层都有人玩樗蒲，只不过普通百姓没有上流社会的排场大而已。有些孩子也沉溺于此道，南朝的名士何尚之、江蕤都是十来岁即开始玩樗蒲的。由于游戏带有赌博性质，故造就了很多赌徒。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发迹前好赌成风，一次与刁逵玩樗蒲，曾输掉三万钱。无钱还债，被刁逵绑在马樁上示众。其子刘骏，当皇帝后在宫中以樗蒲开设赌局，强制从臣下那里刮钱。赌棍中颇有技艺高手。东晋时，桓温赌输掉了数百斛库米，无法交代，只好向名赌袁耽求救。袁耽欣然答应，“即戏，袁形势呼咀慨牡，掷必卢雉，二人齐叫，敌家震惧丧气。俄顷获数百万”[125]。

在春秋时期，史籍中已见有围棋的内容。《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疏曰：“棋者所执之子，以子围而相杀，故谓之围棋。”汉人班固和马融分别撰有《弈旨》和《围棋赋》，表明当时人们对围棋的布局谋略已有相当高的认识。魏晋南北朝时期，围棋得到极大的发展，这和它的普及不无关系。曹魏之前横盘纵横17道，共289道，黑白棋子各150枚。南北朝时期北方首先出现横竖各19条的棋盘，比原来的棋盘多72个放棋子的点，棋路变化也就更为复杂。由于双方的较量比以前更加激烈，所以战略战术遂日臻成熟起来。两晋南北朝时期，弈棋设赌之风颇盛，上自皇帝、丞相，下至州官郡守、黎民百姓，很多人都以赌棋为乐。淝水战前，谢安与侄谢玄弈棋，双方以别墅为注；梁武帝还曾赢过臣下到溉的怪石。至于君臣之间以棋局胜负赌官，更属奇闻。《宋书·羊玄保传》记载，宋文帝刘义隆与臣下羊玄保以官爵设注，结果羊玄保因此得授太守。

在围棋发展史上，这是全新的阶段。人们已开始根据棋艺水平对棋手分级定品。把围棋定成九品的制度，显然是受了九品官人法的影响。南齐时，在皇帝萧道成的组织下，进行了一次全国规模的围棋大赛。他本人不但参赛，而且还担任裁判。梁武帝也是围棋高手，经常和名家评论棋艺，并命令臣下柳恽编纂棋书。他也举行过全国性的棋赛，赛后将结果张榜公布。当时登格入品者多达278人。统治者的重视和品级制的实行，有力地推动了围棋向高水平的方向发展。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一带盛行龙舟竞渡。据宗懔《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南朝时五月五日龙舟竞渡已成风俗，既是游乐，又具有某种竞技体育的色彩。早期文献一般将竞渡的舟船称“水马”、“水车”、“飞凫”等，只有皇帝的御舟才称为龙舟。但是人们在制作舟船的过程中，为使速度加快，减小阻力，遂前扬龙首，后竖龙尾，船两侧又饰以龙鳞。这样，龙舟也就成为竞渡舟船的统称。

贵妇出游画像砖（南朝）1957年河南邓县出土

鞍马画像砖（南朝）1957年河南邓县出土

春秋两季，寒暑相宜，是人们出外旅游、欣赏大自然美景的最佳时光。魏晋以来，玄风大倡，人们开始不愿受拘于名教，不肯再把自己局限在平时生活的狭小空间里面，而往往喜欢放情于山水之间，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这种将自我生命与苍茫高远、浩渺无际的天地宇宙融成一体的追求，是当时很多名士做人的信条。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可算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常登山临水，经日忘归，有时随意信步，不由径路，一直走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在登广武山、远眺楚汉相争的古战场后，他留下了“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佳句。然而对山水眷恋最深的当属那些隐逸之士。为了脱俗，他们大多终生与山水为伴，不愿踏入市井一步。东晋时期，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把辞官隐居看成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乐途。以后他“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甚至到年迈体衰后，他躺在病榻上仍称要“卧以游之”[126]。谢安寓居会稽时，常与僧俗好友，“优游山林，六七年间征召不至。虽弹奏相属，继以禁锢，而晏然不屑也”[127]。大书法家王羲之辞官后，游遍诸郡名山，还泛舟到沧海，逢人便称：“我卒当以乐死。”北方这样的名士也不少，郦道元还因此留下名作《水经注》。

蹴鞠，是我国古代的球类活动。鞠用皮革制成。《战国策·齐策》记载有战国时人进行蹴鞠之戏的内容。两汉时期，此项游戏相当普及。河南南阳、山东沂南、四川成都等地都出土大量关于蹴鞠的画像石（砖）。进入魏晋，玩者仍绵延不绝，曹植曾有“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的诗句，即是明证。

藏钩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老少咸宜的娱乐活动。唐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称：“旧言藏钩起于钩弋，盖依辛氏《三秦记》，云汉武钩弋夫人手拳，时人效之，目为藏钩也。……众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又令藏钩剩一人，则来往于两朋，谓之饿鸱。”到西晋时玩法无大的变异。段成式引时人周处《风土记》文曰：“藏钩之戏，分二曹以校胜负。”他又解释说：“若人偶则敌对，若奇则使一人为游附，或属上曹，或属下曹，名为飞鸟。又今为此戏必于正月，据《风土记》在腊祭后也。庾阐《藏钩赋》序云：予以腊后，命中外以行钩为戏矣。”这是一种集体性游戏，既能表现个人藏技的高超，又需要有集体的配合。对于藏方来说，可锻炼手的灵巧和动作的敏捷；对于猜方来说，则可锻炼眼力和判断力。

戏射，在当时有两种形式：朋射和单射。前者是一种团体赛，参加者可分两组，分组轮流射击，相加后成绩优秀者胜。单射以个人为单位，成绩最好者胜。

斗草。宗懔《荆楚岁时记》称：“五月五日，谓之沐兰节。荆楚人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有人认为，这是人们在踏青时，看谁采集的草类品种多，识别的清，谁就获胜的游戏。

斗鸭比斗鸡的地域范围要窄一些，主要是在江南地区。当时江南出产一种善斗的鸭子，人们用之相斗取乐。据《岳阳风土记》载，孙吴时已有相当规模的斗鸭场所：“临湘鸭栏矶，建昌侯孙虑斗鸭之所。”斗鸭在水中进行，场面也非常好看。南朝人蔡洪在《斗凫赋》中描述说：“嘉乾黄之散授，何气化之有灵，产羽虫之丽鸟，惟斗鸭之最精。……性浮捷以轻躁，声清响而好鸣。感秋高之肃列，以金气以出征。招爽敌于戏门，交武势于川庭。尔乃振劲羽，竦六翮，抗严趾，望雄敌。忽雷起而电发，赴洪波以奋击。”除斗鸭外，这一时期的江南还盛行斗鹅。

二、岁时节令

节，在中国古代最早是指节气而言的。在不同的季节和节气，人们举行仪式和庆典，或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仪式庆典则逐渐趋向在某一天，从而形成比较固定的节日。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已将之称为“岁时节令”。岁时节令是日常生活某一方面的浓缩，后人可以从中窥见古代社会物质文明程度和人们精神面貌的情况。人们通过在节日举行相应的活动，主要是为了达到驱邪就福、庆贺纪念的目的。

岁时节令自产生之日起，其内容就在不断地变化中，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色彩。下面择要介绍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较重要的节日。

元日，即正月初一。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因其居“四时之首”，而把它作为庆典的日子，故又有“元正”、“正旦”之名。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沿袭古俗仍将元日视为万象更新的初始，无论朝廷和民间都极为重视，通过举办庆典，迎接新的一年到来。

南朝梁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了当时民间元日活动的情况：“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魈恶鬼。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凡饮酒次第，从小起。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有些习俗一直延续至今，如贴年画、行拜贺礼等，有的则发生变异，如著仙木改换贴门神、对联，爆竹由烧竹变成燃放鞭炮。时人在元日的饮食无不蕴含着却病强身、驱避鬼邪的意义，椒柏酒、屠苏酒和五辛盘等都有消毒畅气的药效，吃胶牙饧显然可以固齿，而服却鬼丸，用意不说自明。人们爆竹和放仙木、插桃符等，目的是吓走给一家人带来灾难的“山魈恶鬼”们。外出时，人们需要佩戴上驱鬼的桃符等饰物，男在左，女在右。古人认为，桃木味辛气恶，是五行之精，可以伏邪压鬼。有的学者考证，魏晋南北朝时著户的桃板上刻有神荼和郁垒的形象。这两人的事迹在东晋干宝著的《搜神记》中有记载。他们是东海度朔山上伏魔镇鬼的神灵，所用的武器为桃木剑和桃枝。南北朝时，有的人家桃板刻的是孙膑、庞涓或赵公明、燃灯道士，这两组人物都属仇家，因而作为门神从不对脸。

为了祈求一年的好兆头，人们往往想尽办法窥知神的意志。南方有量江水进行占卜的风俗，北方则斩鼠著屋。《齐民要术》卷五：“正月旦，日未出时，家长斩鼠，著屋中。祝曰：付勒屋吏，制断鼠虫；三时言功，鼠不敢行。”

同秦汉一样，元日朝会一直是魏晋南北朝各代统治者显示和强调秩序的时机。不少正史的《礼志》都详载了朝廷元会的程式。庆典一般是在天未亮时开始，先由文武百官依品级高低向皇帝贺拜，然后是接受属国友邦使节的致敬，各郡县也派人汇报政绩。待百官伏称万岁后，乐声大起，献完寿酒，皇帝即进御膳，群臣随之在席就餐，食毕君臣共赏乐舞。庆典一直要进行到天黑才能结束。北朝元会保留了少数民族的一些特殊风俗，如有嫔妃公主朝拜皇后的中宫朝会等。元旦当日，朝廷还要对郡县官吏进行考课，决定升黜奖惩。

元宵，即正月十五，又称上元。这本是个祭祀之日。汉世“以正月上元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至明而终”[129]。正因为祭祀太一（太乙），需通宵达旦、灯火通明，故皇帝特“敕许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以看灯”[130]。执金吾是当时掌管京城戍卫的官吏，职责之一为负责京城的宵禁。上元开禁许民观灯，由特例逐渐演变成传统的灯节。魏晋南北朝时期，元宵之夜不但是个灯节，也是社会各阶层的狂欢之夜。隋初承北朝遗风，“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伎人皆衣锦绣缯彩，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毦者，殆三万人”[131]。一般百姓也“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伎，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陵云，炫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赀破产，竟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锱素不分”[132]。南朝时，荆楚一带还有祠户的风俗。《荆楚岁时记》：“正月十五，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先以杨柳插门，随杨枝所指，仍以酒脯饮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其夕，迎紫姑，以下将来蚕桑，并占众事。”紫姑，据说是莱阳人，姓何名媚，性格柔弱。在被寿阳李景纳为妾后，正室曹氏正月十五日将她杀死在厕所里。何媚死后，被天帝封为厕神。人们可怜这位善良而又命运悲惨的少妇，故在忌日怀念她。做宜男蝉，也是江南地区的风俗。宜男即萱草，宜男蝉是用萱草做成蝉形的饰物。据《风土记》载，孕妇在正月十五戴上它，可以向苍天乞求生个儿子。佩宜男蝉，反映了农业社会里男丁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上巳又叫修禊节。先秦时期三月上旬巳日，人们来到水边沐浴，以求祓除灾气，祈福免灾，故有“上巳”之名。上巳，其实是古代性自由节。《周礼·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古人认为，男女在山野或水滨媾和，所生之子可以得到神灵之气。相传商人祖先契，即是其母在修禊后受孕而产的。

魏晋时期，这个节日有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时间上得到固定。上巳定在每年三月三日，人们已不再管它是否为第一个巳日。其次是节日的内涵已与前不同。原来过节的目的是为祛灾灭邪，此时已转向临水作乐。时值暮春三月，百草杂花，郁郁葱葱，正是人们投身大自然、玩山游水的好季节。这一时期以三月三日踏青为题的诗赋很多，连天下第一名帖《兰亭集序》，也是王羲之在这样的氛围下书写而成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月三日是一个盛大的节日，无论南北皆然，甚至得到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重视。据十六国时期陆翙所撰的《邺中记》记载：“石虎三月三日临水会公主、妃主，名家妇女无不毕出。临水施帐幔，车服粲烂，走马步射，饮宴终日。”这是西晋风气的延续。《艺文类聚》卷四引《夏仲卿别传》转：“三月三日，洛中王公，莫不方轨连轸，并至南浮桥边禊，男则朱服耀路，女则锦绮粲烂。”可见西晋时洛阳修禊节非常热闹。当然此风在江南地区更盛。《荆楚岁时记》：“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反映参加节日的阶层是十分广泛的。东晋初年，王敦、王导为在江东重构晋室，特地利用修禊节抬高司马睿的威望。《晋书·王导传》：“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这一招，引起了在外游乐的江南大族首领们的注意。由于时机合适，效果奇佳。于是，一直观望的江南大族转而“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

寒食节在冬至后的第105天，或106天，恰逢清明的前夕。每年这个时候，人们都要禁火寒食。先秦时期已有禁火的记载，《周礼·司烜氏》说：“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司烜氏是掌火之官，每年春季第二个月要到各地巡视执行禁火之令。古人认为，火星不久将出现在昴宿之南，此前禁火可以减弱火星的锐气。后来人们又把寒食节同纪念介子推联系起来。介子推，春秋时期的晋国贵族。他曾助晋文公复国，功成后归隐于山。文公无奈，焚山欲使之出，结果不幸被烧死。乡人怜之，遂有寒食之俗。桓谭《新论》：“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子推故也。”显然寒食习俗的形成与人们崇尚介子推的人格有很大关系。三国时，曹操在《明罚令》中禁止寒食。他认为，这种风俗不利于人体健康，对于身体虚弱的老人和小孩，更是如此。然而尽管有严厉的处罚，却收效甚微。西晋十六国，寒食之俗反而更加兴盛。后赵石勒也曾下令禁止寒食，然不久天降冰雹，人们遂把天灾与禁令联系起来，结果仍是不了了之。北魏的禁寒食之举，同样匆匆收场。寒食期间不能生火做饭，故人们只吃冷食——炒米或醴酪。所谓醴酪，是将粳米或大麦熬成酪状，再加杏仁后形成的块形食品。

寒食节本与清明毫不相关，前者是个名人纪念日，后者才是节气。南北朝之后，清明逐渐取代寒食，大约由于两个日子接近的缘故。这种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节日习俗存亡更替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