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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灿烂的史学之花 第一 史学充分发展的时代（第3页）

这类史书中的一些重要著作，如郦道元《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留存至今，为我们研究当时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五）谱牒

谱学兴起，谱牒众多是这一时期史书的一大特色。梁阮孝绪《七录序目·记传录》载谱状部42种、423帙、1064卷；《隋书·经籍志》著录谱牒书（包括亡书）合53部、1280卷，其中只有《世本》2卷是汉代刘向的作品。谱牒书又分为如下几种：

帝王谱：如《汉氏帝王谱》《齐帝谱属》《齐梁帝谱》等。

宗室谱：如《后魏皇帝宗族谱》《后魏辩宗录》《后齐宗谱》等。

百家谱：如刘湛《百家谱》、王僧孺《百家谱》贾执《百家谱》等。

姓族谱：如《冀州姓族谱》《吉州诸姓谱》《江州诸姓谱》等。

家谱：如《谢氏谱》《杨氏谱》《京兆韦氏谱》等。

英贤谱：如《谢氏英贤谱》等。

谱牒的大量修撰是当时政治的需要，是维护门阀士族特权的强有力工具。但这类史书毕竟记载了各家族的来源、世系、官位升降、婚姻状况，及家族成员中的人物传记、轶事逸闻等，对研究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六）史注、史评、史抄、史要和削繁

随着史书的大量涌现，为方便人们阅读，这类史书也兴盛起来。检索《隋书·经籍志》，其数量不在少数。

史注：即给史书注音释义、匡正纠误，或增补内容等。如宋徐野民《史记音义》、齐陆澄《汉书注》等，尤以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和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最为有名。

史评：即评论史书内容，褒贬历史事件或人物等。如诸葛亮《论前汉事》、何常侍《论三国志》、晋徐众《三国志评》、晋王涛《三国志序评》等。

史抄、史要、削繁：即节抄原书，取其要点，削繁就简。如晋葛洪《汉书钞》、梁张缅《晋书钞》、晋王蔑《史汉要集》、梁阮孝绪《正史削繁》等。

这类史书在保存资料、纠正谬误、评论史事及人物得失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七）典志

这是记载朝廷政法礼仪的一类史书，包括旧事、职官、仪注、刑法等内容。《隋书·经籍志》著录通计亡书共168部、4657卷，除汉、隋人所撰10部，近300卷外，这一时期的作品占90％以上。其数量如此惊人，说明当时封建统治者出于本阶级利益的需要，而对之格外重视。

旧事：是叙封建统治者以往处理某些重大事情的原则、标准、格式及章程，所谓“品式章程者为故事”。如《晋东宫旧事》《皇储故事》《郗太尉为尚书令故事》《晋修复山陵故事》等，其目的在于发号施令，以利邦国之治。

职官：叙官曹名品，臣之分职，以相统摄之事。如《百官阶次》《梁官品格》《魏晋百官名》《陈百官簿状》等。通过对官吏等级、职权范围的明确规定，以建立层层统治网，巩固封建统治。

仪注：是讲吉、凶、宾、军、嘉诸方面应遵循的各种封建礼仪，借以达到“君臣父子，六亲九族，各有上下亲疏之别；养生送死，吊恤庆贺，则有进止威仪之数”[2]。仪注类史书内容既多且杂，如《梁吉礼仪注》《梁宾礼仪注》《杂凶礼》《政礼仪注》《陈军礼》，以及卤簿仪，舆服仪、书仪、笔仪、文仪、言语仪、妇人书仪，等等。封建礼仪充斥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是封建统治者“安邦治国”的重要手段。

刑法：属法典之书，以律、令、科等封建法律条规为主要内容，旁及相关的名臣奏事、廷尉决事等，如《晋宋齐梁律》《晋令》《梁科》《魏王奏事》《魏名臣奏事》，等等。编撰此类书的目的不外“惩罪恶，齐不轨”，是巩固封建统治的直接手段。

综观这一时期的史书类型，除了后起的会要、纪事本末、学案等以外，重要的史书类型基本具备，是众多史学家的突出贡献。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兴盛发展，为后世史学的继续繁荣创造了条件。

三、乱世与史学

魏晋南北朝是个乱世，其动**时间之长，社会遭受破坏之大，人民罹难之深重，在中国历史上是较为罕见的。恰恰在这样的乱世中，史学却兴旺发达，盛况空前。究其原因，除了当时有利于史学发展的一些客观因素外，起决定作用的乃是长期动**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复杂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

其时的史学发展有两方面的客观原因是众所公认的：一是造纸术的进步和纸的普遍应用，为书籍的撰述和流传提供了便利条件。汉代以前，我国用以记载文字、传播文化的工具，或金石，或简牍帛素。铸金刻石，殊为不易；著之简策帛素，既笨且贵，又有漆书刀削之劳。这对文化的发展和传播，都是极不利的因素。自东汉蔡伦发明造纸后，纸逐渐成为书写和传播文化的主要工具。魏晋以后，随着造纸业的迅速发展和技术的巨大进步，纸的花色品种和数量猛增，最终完全取代简帛而得到普遍应用。纸的造价低廉，用于抄写书籍快捷方便，又易于保存和流传，无疑为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也就成为史学兴盛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二是书法艺术空前繁荣，字体趋于多样化，并不断创新，使书写变得简易迅速。汉末魏晋以来，书法名家辈出，诸体皆备，特别是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等书法大师对楷、行、草、隶等书体的不断改进和发展，使书法朝着艺术化、简易化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其结果必然给书籍的著述和抄录带来极大的方便，这是史学兴盛的又一重要客观原因。

然而，决定当时史学发展的根本原因，则是复杂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表现：

其一，乱世中的统治者都想通过修史来总结治乱兴亡的历史教训以为借鉴，故特别重视对史书的编撰。晋人司马彪将著史提到相当的高度，他说：“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3]编撰《晋书》《蜀纪》的史家王隐规劝性好博弈的祖纳说：“当今晋未有书，天下大乱，旧事**灭，……君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夏成败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4]可见，书时事，载善恶，述成败以为劝诫，是修史的重要目的。很多王朝设置了史馆，健全了史官制度。不少帝王在即位不久，便下令修撰前代或本朝史书。魏文帝曹丕禅位后，命尚书卫觊、缪袭草创本传，修魏史；又以王象领秘书监，诏命撰《皇览》。吴少帝孙亮初即位，命韦昭与华覈、薛莹、周昭、梁广等共撰吴书。西晋武帝于即位后不久的泰始六年（270年），也下诏秘书省撰录泰始以来大事，“秘书写副。后有其事，则宜缀集以为常”[5]。东晋草创江左之初，未有史官，中书监王导立即上疏元帝曰：“夫帝王之迹，莫不必书，著之令典，垂之无穷。……当中兴之盛，宜建立国史，撰集帝纪。”[6]元帝马上采纳，命干宝掌修国史。是见帝王对修史的高度重视。其时，不少前代史和本朝史，都是受诏命而作的官书，如东吴韦昭《吴书》、晋王沈《魏书》、东晋王隐《晋书》、干宝《晋纪》、徐广《晋纪》、梁沈约《宋书》、北齐魏收《魏书》等。

其二，士族地主为维护特殊的权力和地位，大力利用史学。这一时期阶级关系复杂，斗争激烈，处于特权地位的士族地主，虽然不断受到各种社会矛盾的威胁，他们当中的某些具体成员甚至受到危害；但作为一个阶级，他们始终保持着对劳动人民压迫、剥削的权力，保持着对庶族地主在政治上和社会地位上的优势。为了维护这种特殊地位和权力，他们需要利用史学来宣扬其祖先的荣耀和血统的高贵；他们在教育上享有特权，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也比较容易掌握史学这一武器。因此，他们除了积极参与修撰官方史书外，还不断进行私人撰述，特别是不遗余力地大修族谱、家谱一类的谱牒之书。由于士族地主分布于全国各地，尽管时局动**，南北对峙，政权更替频繁，但丝毫没有降低他们修史的热情，史书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出现增加的势头。唐人柳芳在论氏族与谱学兴起原因时写道：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士庶，不可易也。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牒而考其真伪。故官有士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由是有谱局，令史职皆具。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

这段话集中地叙述了当时士族地主之分布、门第等级及特殊地位等情况，不仅说明了谱学兴起的社会原因，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时期全部史学的时代特点，即维护士族的利益，保护士族的特权是史书编撰的基本出发点。

然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斗争的尖锐性，又决定士族地主难以独占史坛。庶族地主因不甘心处于从属的地位，一方面在政治舞台上与士族地主进行激烈的角逐，另一方面也千方百计地要在史学领域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除了假冒士族、篡改谱牒外，还提出自己的不同主张，于是在史学领域中便出现尖锐的斗争。这一斗争的结果，不仅促进了史书数量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史学质量的提高。

其四，汉末大乱，儒家独尊地位丧失，人们冲破了儒家经学的罗网，开始从神学经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扩大了眼界，活跃了思想，发展了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文化。两汉是儒家称霸的时代，神学经学笼罩一切，是维系汉代统一大帝国的强有力思想武器。表现在学术思想上是儒家独尊，今文经师们仅尊师法，恪守家传，拘泥于一经一课，专务章句与注释训诂，排斥各家学派，严重窒息了学术文化的发展。汉末大乱，汉帝国的大厦摇摇欲坠，汉献帝成为权臣们掌中的玩物，一切旧的社会秩序、旧的思想也遭到时代的**涤，昔日不可一世的儒家再难起到重要思想武器的作用而变得黯然失色。随着汉帝国的灭亡，玄学代之而起，一跃而成为时代的思想潮流。魏晋以降，玄学盛行，士大夫们轻孔孟而尊老庄，置经不读而高谈玄理。《南史·儒林传序》称：“洎魏正始以后，更尚玄虚，公卿士庶，罕通经业。”《晋书·儒林传序》也说：“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经典，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玄学轻名教而崇自然，强调人格独立，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它的兴起是对儒家独尊地位的否定，使人们冲破了学术的禁区，拆除了禁锢思想的藩篱，思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眼界为之大开。人们发现经学之外另有天地，于是新的学术园地不断开辟，史学也随之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而迅速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