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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夷夏之辩与佛道之争（第2页）

第二破，佛教入家而破家。一旦家中有人出家为僧，便使得父子兄弟之间不再同守一法。为僧者抛弃双亲，不尽孝道，不为家族延续骨脉，忤逆不孝，亦不复过此。

第三破，佛教入身而**。一旦为僧，便使身体一有毁伤之疾，二有髡头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绝种之罪，五有亡生之体。接受佛教戒条，学到的只有不孝。如子先出家为僧，后母又出家为尼，则母需跪拜其儿。像这种不礼之教，中国已经断绝，怎么还可以听信。

佛教有此三破，所以并不传于中国，只在西域流播。因为胡人性格刚强无礼，与禽兽无异，因此老子化胡成佛以行教化。胡人凶恶，不欲伤其形，所以髡其头；胡人粗犷，欲断其恶种，所以戒令男不娶妻，女不嫁夫，自然灭尽。中原人士，自古以来莫不奉道，凡有奉佛者，必然是羌、胡之种。

《三破论》与《夷夏论》相比，其攻击更为粗暴。于是佛教徒也群起反击，刘勰撰《灭惑论》，释玄光作《辩惑论》，僧顺作《折三破论》。一时之间，佛道二教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30]）人。他一生经历宋、齐、梁三朝，因家境贫寒而未曾婚娶，依傍著名僧人僧祐，共同相处十余年，遂博通经论，著有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评论著作《文心雕龙》。由于刘勰为文长于佛理，因而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多请刘勰撰之。后奉敕与僧人慧震于定林寺整理佛典，完成后便于寺中出家，改名慧地，不久即死去。《三破论》一书，刘勰便著文《灭惑论》予以批驳，其主要论点是：

（1）国之兴亡与佛教无关。秦末之时，中国并无佛教，然义兵四起，灭秦立汉，当此战乱之时，千里无烟，人口大量死亡。西汉之世，文景之治，汉武盛世，其时中国也没有佛教，可见国之盛衰兴亡与佛教毫无关系。

（2）佛教并不反对孝道，相反，正是求取大孝。三皇以淳朴无服，五帝以沿情制丧，佛教弃俗返真，拔众生出俗世苦难。因此，在家尽孝与出家学道以度双亲这两者权衡轻重，自是后者为重。

（3）一个人是否出家为僧，因果所定，事实上并没有天下人全都出家这样的状况。至于僧尼不跪父母，是因为佛教之尊高于父母。母迟于子出家而拜子，并不是母拜子，而是其母屈尊拜佛，正是出于礼，符合礼的要求。

（4）老子化胡之说本是捏造，西域之人与北狄相比，前者性格怯弱，后者凶炽，如果真是老子化胡以灭其族，那么应该灭的是北狄，而不是西域之人。

（5）儒、佛虽说法不同而其理一致，因此不能以华、戎之分而阻止佛教的传播，也不能因梵、汉语音不同而认为佛教无益于中国。实际上，老子贵在无为，理归静一，化本虚柔的学说也并没有被后代道士所接受。相反，道教徒的所谓消灾攘祸、咒语符水，纯粹是欺骗愚弄百姓，而张角、李弘、卢悚、孙恩等聚众起事，更是害民甚大。佛教与道教相比，实在是远远优于道教。因此《三破论》完全是以粗笑精，以伪谤真，是瞎子妄说自己目明。

僧人玄光所著《辩惑论》则斥责《三破论》与道教有五逆、六极之罪。五逆之罪是：禁经上价，是其一逆；妄称真道，是其二逆；合气释罪，是其三逆；挟道作乱，是其四逆；章书伐德，是其五逆。六极则是：畏鬼带符，妖法之极第一；制民课输，欺巧之极第二；解厨墓门，不仁之极第三；度厄苦生，虚妄之极第四；梦中作罪，顽痴之极第五；轻作寒暑，凶佞之极第六。玄光对这五逆、六极分别作文，攻击道教，反驳《三破论》。

僧人僧顺作《折三破论》，在对《三破论》进行逐条批驳反击后，对《三破论》的作者进行了辛辣的嘲讽：真正得道者，不用宣传，其道自显；未曾得道者，即便常常道不离口，也照样无道可恃。庄子说：生者气也，聚而为生，散而为死。如果按《三破论》作者所说，道是气的话，那么便当有聚有散，有生有死，道教也就不是永远存在，而是要死亡消散的。这岂不是自己承认道教劣于佛教吗？僧顺的这番嘲讽确实狠狠地挖苦了《三破论》的作者一番。

僧祐也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对道教徒的夷夏观进行了反驳。如果因为佛教出于西戎之地，华夏之邦就不能用佛教以行教化的话，那么，禹出于西羌，舜生于东夷，也应该不承认他们是圣人了。道之所在，并不受地域限制。何况，华夏之地也在变化，中州本属华夏，然五胡作乱，已成戎墟，吴楚本是东夷之地，东晋立周以来，已成华夏正统所在。可见，以释迦出于西方就反对佛教是毫无道理的。

在佛教徒纷纷著文反驳道教的同时，还有一批佛教徒则向道教学习制造伪经，如《老子大权菩萨经》《清净法行经》《冢墓因缘四方神咒经》《佛说空寂所问经》，等等。在这些伪造的佛经中，宣称佛祖释迦牟尼派遣三位弟子入华来行教化，其中儒童菩萨即孔子，光净菩萨即颜渊，摩诃迦叶即老子。这样，孔子和老子便都成了佛的弟子。

《三破论》的问世使南朝的佛道之争达到高峰，然而，宗教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为了获取精神上的解脱与满足。因此，尽管佛、道二教的教义、礼俗有所不同，但都能为人们所接受；尽管佛、道二教之间常常发生尖锐激烈的冲突，但又能够相互调和。南朝的佛、道之间经过《夷夏论》《三破论》所引发的两场剧烈争辩后，便逐渐走向调和共存。

四、北朝的佛道之争

佛、道二教之间的斗争，在北朝比南朝更为剧烈，由于北朝诸政权均为少数民族建立，因而使得北朝的佛道之争又与民族关系掺杂在一起，具有更为浓烈的政治色彩。

鲜卑拓跋部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王朝，到太武帝拓跋焘统治时，国力日趋强盛，于太延五年（439年）平定了北方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凉，统一了黄河流域。拓跋氏入主中原后，承中原佛法之事，接受了佛教这一思想武器，用它来敷导民俗，以助王政之禁律。因此，自拓跋珪起，北魏诸帝大都礼敬沙门，即便是在立国初期戎马倥偬之际，也没有忽视对僧人的致礼精敬，等到天下初定后，更是大兴土木，建寺立塔。一些僧人也出入内廷，与皇室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如僧人法果，带头跪拜皇帝，声称皇帝便是当今如来，他不是拜皇帝，而是在礼佛。当南朝佛教徒还在竭力维护“沙门不敬王者”的原则，并寻找种种理由与儒、道之士辩论时，北朝的佛教徒已完全按现实需要行事了。法果先后封爵宣城子、忠信侯、安成公，死后追赠老寿将军，子袭爵。在中国佛教史上，和尚被封为公、侯、将军的，法果可说是第一人，而僧人之子袭父爵，更为稀有罕见之事了。再如昙曜，被文成帝奉以师礼，云冈石窟正是因了昙曜之请，才开凿的。显然，佛教在北朝，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思想、宗教形态了，而是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了。

在北魏佛教迅速发展的同时，道教也不甘落后。寇谦之于公元415年和423年两次托神造经，对天师道进行改革，并通过与崔浩的结盟，使天师道获得了拓跋焘的青睐，成为官方化的宗教。

拓跋焘即位之初，对佛教并无反感，也像北魏其他统治者一样，归宗佛法，敬重沙门。但随着天师道改革的完成和崔浩、寇谦之对佛教的竭力诋毁，拓跋焘的态度开始发生了变化：

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静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31]

崔浩、寇谦之在拓跋焘统一北方的征战中，曾随军参与赞画，统一完成后，拓跋焘也就更崇信道教了。统一后的第二年，即宣布开元为太平真君，亲临道坛，受符箓，备法驾，旗帜皆青，以从道家之色。这样，道教也开始政治化了。当佛、道二教都力图凭借政治力量压倒对方时，北朝的佛、道之争就不像南朝那样只是大打笔墨口舌之仗了，而是导致了太平真君七年（446年）的大规模灭佛事件爆发。

拓跋焘以及此后北周武帝的灭佛都有着复杂的原因，本书第六章中将做详细论述。这里仅从佛道之争的角度出发做些分析。

佛道之争的一个重要命题便是夷夏之辩，北朝也同样如此。拔跋焘统一北方后，鲜卑拓跋氏与汉族士人的合作已经完成，封建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拓跋焘不再是以拓跋族的皇帝，而是以拓跋族与汉族的共同皇帝的身份出现。他需要证明自己是黄帝子孙，证明自己亲汉不亲胡，才能国运长久。而道教恰恰以夷夏有别来攻击佛教，拓跋焘从维系统治、缓和与汉族矛盾的政治需要出发，自然就站到了道教一边。从拓跋焘的灭佛诏中可以看出，他之所以灭佛，是因为佛是外来的胡神，崇奉佛教使得礼义败坏，灭佛是恢复羲农之治。显然，与其说拓跋焘是在向佛教宣战，还不如说是在向汉族表白：拓跋族并不是少数民族，而是黄帝子孙，与汉族同出一源，对胡人之神亦不信仰。

由于政治因素的进入，北朝的第一次大规模佛道之争以佛教失败告终。此后的七八年间，佛教陷入寂寂无声状态。直到拓跋焘死后，才又得以兴盛起来。

北齐时，又爆发了一场佛道之争。东魏武定六年（548年），把持东魏实权的鲜卑军阀高澄准备废魏禅代，首先宣布道教不再为官方宗教，罢除了自拓跋焘以来一直存在的天师道坛，以为禅替作思想意识上的准备。天保之年（555年）八月，北齐文宣帝高洋集佛道二教之士进行了一场辩论，结果道教论战失利，高洋遂下诏废道，令道士皆剃发为僧人。当有道士不从时，杀4人，于是，迫于强力，北齐境内道士纷纷成为僧人。一百余年前道教借助政治权力使佛教遭受灭顶之灾，一百余年后，佞佛的高氏使道教遭受了同样的厄运。

与此同时，在北周境内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结局。依靠关西汉族建立了北周政权的宇文氏注重儒道二家学说，轻视外来佛教。周武帝宇文邕时，道士张宾和由信佛改为信道的卫元嵩结盟，屡屡向宇文邕进言，攻击佛教。周武帝也像拓跋焘一样，受符箓，服衣冠。非汉族出身的宇文氏想以此证明自己作为汉族统治者的合法性。但宇文邕没有像拓跋焘那样简单地以一纸灭佛诏行事，而是组织了一系列的大辩论。

北周天和四年（569年），宇文邕召集众僧、名儒、道士及文武百官二千余人，在紫极殿讨论儒、道、佛三教的优劣，以定废立。然由于意见分歧，众说纷纭，结果不定而散。五天之后，又召集大会，讨论三教。但仍然是各抒己见，得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宇文邕便提出自己的看法：“儒道、道教，此国常遵。佛教后来，朕定不立，佥议如何？”[32]表示了准备废除佛教的意向。但与会的人仍陈述理由，表示不赞同废除佛教。于是宇文邕让大家再作准备，进行讨论，同时诏令司隶大夫甄鸾对佛道二教的异同优劣进行详细考察，提出意见。次年二月，甄鸾完成了《笑道论》三卷。三卷意为笑道教三洞之名，全文三十六条，意为笑道经有三十六部。全文嘲笑了道教的所谓三洞真经皆系伪造虚妄之作，嘲笑了道教的道法浅薄鄙陋，言辞十分激烈。五月，宇文邕大集群臣，详细讨论甄鸾所写的《笑道论》，认为《笑道论》伤蠹道法，在殿庭上当众烧毁。僧人道安又上《二教论》，详细评论儒、道、佛三教之优劣。认为佛教是内教，是练心之术；儒家是外教，属救形之术，两者虽然皆不可缺，但以佛教为高。至于道教，则是依据于儒家的一个旁枝而已，鄙陋不堪，毫无价值。周武帝看了之后，便征询朝臣意见，但无人提出不同看法，结果这次讨论又未得出结论。

建德元年（572年），宇文邕来到玄都观，亲御法座讲说道经，令公卿道俗论难。是年僧人僧勔诣阙，攻击道教所说老子化胡成佛之说系伪造惑人，毫无依据。第二年，宇文邕又召集群臣百官及沙门、道士，讨论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建德三年，宇文邕诏集僧道论难，由道士张宾与僧人智炫进行辩论，结果张宾被智炫驳倒。宇文邕本意是留道废佛，他曾明确说过：佛教有三不净，朕意将除之；道法中无此事，朕将留之，以助国化。然而，几度讨论，都未能就此事获得统一。于是便于是年五月诏令同时禁断佛、道二教。

天保六年（577年），北周灭齐后，宇文邕在邺城召集沙门大统等五百余人，宣布在北齐境内废除佛教。僧人慧远当众与宇文邕进行辩论，直至以阿鼻地狱相威胁：“陛下依仗皇帝权力，废除佛教，是邪见之人，阿鼻地狱不论贵贱，你难道就不害怕吗？”宇文邕勃然作色，对慧远说：只要百姓有好处，我也不怕受地狱的各种苦难。下令将北齐境内的所有寺庙赐给王公作为宅第，寺院财产入官府所有，一切经籍、佛像全部烧毁，所有僧尼一律还俗为民。僧人任道标上书宇文邕要求当面辩论，宇文邕将他召进宫，面对面地向他声明：佛教出于西域，其教义不适合中国，不属正教，我不是胡人，不敬胡神，所以决定废除佛教。

宇文邕虽然下令同时禁断佛、道二教，让僧尼、道士一律还俗，但实际上又下令另外设立通道观，简选著名的道士、和尚120人到通道观里学习《老》《庄》《周易》，名为通道观学士。所以，真正废除的只有佛教一教。

无论是太武帝拓跋焘和周武帝宇文邕的灭佛，还是齐文宣帝高洋的灭道，都可以看出，北朝的佛道之争与南朝有着明显的差异。其一，南朝的佛道之争主要是通过对教义、教理的辩论表现出来的，因此，著论撰文、造作伪经一类事情颇多；北朝的佛道之争则是通过政治权力进行，因此相伴而来的是镇压、强制等暴力手段。其二，南朝的佛道之争中，一批玄学之士站在佛教一边，使佛教徒的队伍大为壮观；在北朝的佛道之争中，儒家之士则和道教徒联合攻击佛教。其三，南朝佛道之争中与政治的瓜葛较少，大都是争正统；北朝佛道之争中则涉及政权稳定、民族关系等诸多政治因素，因此北朝的佛道之争往往演化为大规模的灭佛或灭道事件。

南北朝时期的佛道之争，并不仅仅是思想领域中的一场争论，尤其是当“夷夏之辩”成为佛道之争的一个主要命题之后，就使佛、道之争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但是，佛、道，乃至儒家学说，都为封建社会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人生道路。儒家强调“内圣外王”之道，主张内以修身养性而成圣人，外以助君治民理国名垂青史。应该承认，这是一条积极的人生道路。但在现实生活中，仕途坎坷，宦海风波又在所难免，于是不得不从兼济天下退而求取独善其身。佛教宣扬诸法无我，诸行无常，只有看破尘缘，觉悟成佛，才能脱离俗世苦难，进入乐土。因此，佛教的主张恰恰和儒家学说相反，以出世来求得解脱，而不是从入世中寻求理想的实现。道教主张隐居山林，养生修炼，得道成仙，求得永生。因此，道教寻求的是一条避世的人生道路。显然，儒、道、佛的主张都能为一部分人所认同。也正因为如此，尽管佛、道之争始终存在，有时甚至十分激烈，但始终不会出现某一教消逝的状况。相反，在争论的同时，又彼此调和，相互吸收，共同存在。拓跋焘灭佛时对佛教徒实行杀戮时，寇谦之表示激烈反对即是证明。所以，北朝虽曾二度灭佛，但不过数年，佛教便又迅速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