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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中原先进文化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第2页）

5．元朝灭亡之后，蒙古人的戚畹贵族、达官显宦怕受到明朝的迫害而流落他乡　河南省的蒙古人大多是元朝王室的后裔。如孟津县麻屯乡李姓蒙古人的家谱上说：“姓札剌尔氏，不讳其祖为鞑人。”鞑人也就是蒙古人。据李姓家谱载：“李出有元，札剌尔氏，自始祖忠宣生忠武，以开国勋封鲁。忠武生忠定，食采东平，遂居州之阳谷马儿庄。忠定子七，可传者长忠烈，次武靖王霸都鲁。子五，长子忠宪安童，忠宪生司徒兀良台，司徒生文忠拜住……”翻检《元史》木华黎、孛鲁、霸都鲁、安童、拜住等人的传，竟然一一吻合。据《元史·木华黎传》，其父孔温窟哇死后谥忠宣，木华黎死后谥忠武，木华黎之子孛鲁谥忠定，孛鲁之子霸都鲁谥武靖。霸都鲁之子安童在元世祖忽必烈时任右丞相，其孙拜住在英宗时任右丞相，一门显赫，职高位崇，为元代安邦定国立下了殊勋。他们一家世代受封于鲁，至霸都鲁时又受封为东平王，因此便世代定居于东平。孔温窟哇六世孙怀远在元朝中叶任松江（上海市松江县）万户府，怀远之子咬儿袭父职，举家由山东东平徙居松江。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占领松江，咬儿之子可用因“款附意缓，谪戍河南……世居洛阳县之南关，是为河南祖”。这一支蒙古人就这样来到了河南。由于他们是亡国遗民，备受歧视，不敢再姓札剌尔氏，以免招来横祸，于是“易氏曰李，从木从子，志所自也”。这就是洛阳一带蒙古人改姓李氏的由来。河南省南阳地区有蒙古人3。6万人，占整个河南蒙古人的80％以上，仅镇平县就有近2。2万人。据镇平县晁陂乡卫生院东北角蒙古人帖木花儿的墓碑记载，帖木花儿是元顺帝之子，“昔元纪自文宗殂，顺帝御极，明主由和阳渡江，取太平路（安徽当涂），顺帝奔应昌（内蒙克什克腾西达来诺尔西南），遂移祚。公睹气运迭嬗，克自保重，游冀北，走覃怀，率江左，渡河南，偕先大人经历殆尽，卜居晁陂，以王为姓”。由于他们是天潢贵胄，故以王为姓。晁陂蒙古人王氏族谱序中也说：“我镇平晁陂王氏来自蒙古，乃元胄也。顺帝如应昌而国祚移，由是元宗室留居中土者类皆隐名韬元，至今莫能尽考。”这些人至今仍被承认为蒙古族，但是无论是语言、服饰乃至生活习俗已全部汉化，再加上与汉族人通婚，即使在血统上也与汉族人融合在一起了。

6．经商　元代疆域广袤，物产富饶，大批回回商人络绎不绝来到中国，他们的足迹遍天下，杭州、泉州、扬州等大都会都有回回人的店铺，真是“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要津，专其膏腴”[80]。

手抄经卷（辽）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发现

经过大规模的迁徙活动，元朝境内的各民族形成了杂居的局面，每个行省都不是居住着单一的民族，如“云南土著之民，不独僰人而已，有曰罗罗（彝族）、曰达达（蒙古族）、曰色目，及四方之为商贾、军旅移徙曰汉人者，杂处焉”[81]。《至顺镇江志》又记载，那里除了土著居民汉人外，还有蒙古、畏兀儿、回回、也里可温、河西、契丹、女真等族，是个多民族杂居的城市。在那些多民族杂居的城市和地区，汉族无疑是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内迁的各民族当然要受到汉族先进文明的浸润和影响，他们与汉族的共同性逐渐增多，本民族的特色逐渐减少，久而久之，入居中原的党项、契丹、女真、渤海等少数民族，便融入汉族之中了。

元代民族融合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回民族的形成。回族何时形成民族，学术界尚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元代只是回回的初期活动时期，只是到了“明代，回回开始形成为一个民族”[82]。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回民族“当然不是在元代一开始就形成的，但它形成的过程相当快，最迟在元代后期即应形成”[83]。后一种意见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回回在元代是个比较复杂的概念，成吉思汗时称中亚突厥人所建立的花剌子模国为回回国，因为他们信仰伊斯兰教。从此以后，中亚、西亚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大食人（阿拉伯人）便被称之为回回，甚至色目人也被泛称为回回人。这时的回回人尚未形成为一个民族，因此，回回人与回族不能简单地画等号。成吉思汗与旭烈兀的西征，打开了中原通往西域的孔道，从葱岭以西地区迁入中原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侨民，这些人成分复杂，人数最多的是军士与商人，此外还有工匠、学者、官吏、医生等，几乎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他们散布于全国各地，但以入居中原者为多，后来都以中原为家。他们虽然都信奉伊斯兰教，但种族与来源不同，语言、风俗习惯也大异其趣，都是通过某种机缘来中国定居的，他们被统称为回回人。这些被称为回回的人，早在唐、宋时便有人来到了中国，当然还只能算外国人。长期定居中国后，在这里生息繁衍，且受汉族先进文化的熏陶，学会了汉语，到他们的子孙时，有不少人已经成为学富五车的大儒了。有汉语作为他们的共同语言，有伊斯兰教作为他们的共同信仰，回回人之间又互相通婚，有些人甚至与汉族通婚，他们的习俗与心理状态当然也就接近。在这一基础上，迁居中国后被通称为“回回”的波斯、阿拉伯及中亚突厥等族的移民很自然地融为一体，于是一个新的民族——回族，就逐渐形成了。[84]

元代的民族融合比辽、西夏、金时期范围要广泛得多，这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来说，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注释

[1]厉鹗：《辽史拾遗》卷十五。

[2]《契丹国志·四京本末》。

[3]《辽史·太宗本纪下》。

[4]《宋史·食货志下》。

[5]《辽史·百官志》。

[6]同上。

[7]同上。

[8]《续文献通考·田赋一》引陆深：《玉堂漫笔》。

[9]《元史·伯颜传》。

[10]《元史·世祖本纪五》。

[11]《元史·兵志三·屯田》。

[12]《元朝名臣事略·丞相东平忠宪王勋德碑》。

[13]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中册，39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14]《元史·食货志一》。

[15]余阙：《青阳先生文集·杨君显民诗集序》。

[16]叶子奇：《草木子·杂制篇》。

[17]《元史·崔斌传》。

[18]《草木子·杂俎篇》。

[19]《宋史纪事本末·西夏用兵》。

[20]《宋史纪事本末·蒙古取汴》。

[21]《金史·世宗本纪中》。

[22]同上。

[23]同上。

[24]《金史·唐括安礼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