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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各具特色的社会风俗（第1页）

第十四章各具特色的社会风俗

第一节　契丹人的社会风俗

一、服饰

北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辽道宗大康元年）宋遣使臣沈括以“回谢国信使”之名，前往辽议划代北蔚、云、应三州疆界事。他在此行中记载契丹“其人剪发、妥其两髦”[1]。亦即《宋史·宋琪传》所说的：“渤海酋领大舍利、高模翰步骑万余人，并髡发左衽为契丹之饰。”髡发、剪发，即剪剃去头发。“妥其两髦”，即留下两缕短发拖垂着。这是两处似具体而又难以具体说清楚的文字记载，因为剃剪的和留下的头发在什么位置不明确。回答这一问题，只能求助于绘画资料。传世的辽代胡瓌《卓歇图》中有髡发男子多人，他们头顶剃光，仅在两耳上方留大约四五厘米一片头发，下垂至肩部，任其摆动，也不至影响活动。辽初契丹族著名画家耶律倍所画的《射骑图》中契丹人的发型也与《卓歇图》中一样。

乾统七年四凤铜镜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进展，在发掘的辽墓壁画中，契丹人发型资料也随之增多。较早的如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壁画，契丹男子发型与上述轴画中所见不同，该壁画是剃光头顶部、下部留下，将额头上部剪短，两鬓部分留长散垂过肩，这与早在辽圣宗陵内壁画契丹人发型是一样的。在内蒙古哲里木盟库伦旗七号辽墓的壁画中，契丹人主仆髡发不同，也与上述发型有别。墓主人剃去颅顶发，前额上及两额角留发，再修成两个弯眉形，中间仍相连接，然后留长缕结辫披在耳后，侍从及驭手，在两额角上方留两片发，再结辫顺两鬓披下。另外在辽太祖陵前石刻中，还见有一件残躯背后，有一条发辫沿脊而下，这种情形与前额两角各留一缕，颅后留一缕的发型也可能类似。

女子的发型虽然同样髡法，但与男子差别较大。在壁画中看到的女子发型，由于多戴帽、扎彩帛或戴花饰，只能大致看出盘髻于顶的形式，而不像男子髡发能看清楚。壁画中契丹女子发型，较清晰的如1974年发掘的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主室门外东壁，共画4人，3人在前，1人在后，皆微侧面向右。发掘报告指出，“前西一人为女，于额前分发”，似一种分发于两侧后的双垂髻发型。从面型及服饰看，其他3人也是女子。前中女子发型是前额剪短，余盘髻于顶，裹巾，年龄较大，与东侧女子发式相同。女子发型的真实情况，目前所见最完整的一个，是内蒙古察右前旗豪贝营6号辽墓的契丹女尸。其发型是将额头上部宽5。5厘米一段剃去，将所蓄长发集束头顶，用纱带捆扎，另从右额角分出一绺编成小辫，经前颅向后绕回头顶压在已束的发上，扎后的长发和其余长发皆散披脑后及后两侧，发长及肩。前额所剃部分，发茬长近一厘米，如再生长长一些，大概就像上述叶茂台四女中的前两人的发型。

辽代契丹人的服饰，皇亲贵族与一般契丹平民，有不同的情况和变化。平民一直保持本民族适应于游牧生活的故有的衣饰习惯，皇帝和官僚显贵汉化之风逐步加速。最初辽太祖还注意保持传统旧俗，对汉服、汉语都有戒心，唯恐上行下效，失去本民族文化特色。他本人本来汉语很好，但在与汉人交往中却不说汉语。据《辽史》记载，自辽太宗入晋之后，皇帝与南班汉宫开始用汉服，皇后与北班契丹臣僚仍服国服，即原契丹民族服饰。太宗会同九年（947年）十二月进驻后晋都城开封，次年一月，便用汉礼服礼仪在崇元殿受百官贺，将晋帝石重贵及母、妻、子、宫女、内宦、东西班官、医官、控鹤人、庖丁、茶洒司人、健卒共一百余人送往黄龙府。三月又将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所有这些，都对辽文化的发展和汉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辽史·仪卫志》云：“太祖帝北方，太宗制中国，紫银之鼠，罗绮之篚，麇载而至……于是定衣冠之制，北班国制，南班汉制，各从其便焉。”这种制度，是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在服饰制度方面的具体反映。按国制即契丹服分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田猎服和吊服。

金面具（辽）

内蒙古哲盟陈国公主墓出土

辽帝、后等服饰，有宋人亲见笔录。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十二月，遣知制诰路振使辽至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城）贺圣宗生辰，几见圣宗、承天皇太后及辽、汉臣僚、侍从婢女及年十几岁的皇弟。初见圣宗于武功殿，圣宗汉服，黄纱袍，玉带，络互靴。参加会见的有契丹及汉服官员。又见皇太后萧燕燕于文化殿，太后冠翠玉充耳，衣黄绵小褧袍，束白绵带，方床累茵而坐，以裙环覆其足。旁立胡婢，皆五色练缠发，盘以为髻，戴金耳珰。纯练彩衣，束以绣带。皇弟年十余岁，胡帽锦衣。再一次于武功殿参加武功殿庆贺圣宗生日宴会时，萧太后冠凤大冠，冠有绥缨，垂覆于领，凤皆浮动。衣黄青凤袍，貂裘覆足[2]。两见萧太后服饰各异，且为《辽史·仪卫志》所不备。记录中未记圣宗冠式，按《辽史·仪卫志》载，皇帝汉服，冠有翼善，折上巾，不知所戴是哪一种。

在文献记载中，多为礼制服饰，而且是限于官服。实际生活中的服饰内容，远比文献记载要复杂、丰富、多彩。这些情况，为考古发现的大量辽墓壁画所证实。至于一般契丹人服饰，如在内蒙古奈曼旗发现的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墓的壁画所见，《牵马图》从者髡发，穿青色圆领窄袖袍，白色中单，绿色裤，白靴。西壁侍从髡发、穿青绿色圆领窄袖过膝短袍，白色中单，黄色裤，黄色靴。前室男仆，髡发，穿圆领窄袖蓝色长袍，白色中单，黄色腰带，黑色靴。女仆汉装，有双髻垂于耳后，穿浅黄色大领窄袖长袍，白色中单，黑领夹袄，淡赭色腰带下垂，绿色浅底圆口鞋。内蒙古察右前旗出土契丹女尸，自外及内穿：绣花丝棉长袍，黄色罗底面，浅黄色绢里。绛紫色丝绵长袍，绛紫色紫罗面，黄色绢里。中黄色丝绵长袍，中黄色罗面，浅黄色绢里。黄色丝绵罗短袄，绢里。轻罗短衫，圆领，领边宽4厘米折叠4层。浅黄色绢短衫，圆领，领边折叠四层，宽5厘米，卷边缝合。绢裙，由四幅拼缀而成，长115厘米，展宽235厘米。棕色罗面丝绵背心，前胸一片，上略呈弧边，下呈大弧度圆角衣垂。前有扣带二条，背部对开式。另有绛紫色罗手套，分拇指与四指合一套。黄色罗面丝绵软靴，腰高19厘米。包头外三层浅黄罗面，一层紫罗里，深蓝色丝织带圆形，顶部有收结。当然同时穿六七层衣服，恐怕不是生前，而是死后厚葬的结果，从这些衣服中，反映了服式的复杂情形。

至今发现的契丹人的帽子都是官僚显贵们的鎏金银冠[4]，形式有圆筒高翅形，即筒形圆顶，两侧附以近似长方形高于帽顶的鎏金银冠，翅上有麒麟及缠枝花纹；另一种鎏金银冠，自前正中高起出尖，两边向后分折三折海棠曲线，上下有花边缘上錾如意云纹，栏内正中凸起宝珠，两边各一行龙及凤凰。同形式的为双凤而无龙。第三种形式的鎏金银冠，由16片镂孔银片用金丝缀合，正中重叠两片作如意头形，前一片上錾真武像，另一片为双凤纹，其余各片有凤、鹦鹉、雁、花卉、火焰纹等，压边錾蔓草纹。此冠出土于女尸旁，应为女冠。第四种形式为高翅鎏金男冠，由六片镂孔银片组成。先由四片合成圆顶筒形帽，用银丝缀合，下边镶入双层帽箍中，两侧附两片高出帽顶的弧形帽翅。冠前中镂火焰纹，两旁为凤凰，两翅是飞翔的凤鸟纹。后面上部素面，其余为卷草纹。冠顶正中立一“元始天尊”鎏金银像，由像身、背光、底座三部分组成。其中第二种形式，在大同华严寺辽塑菩萨中就有类似的冠形。上述几种冠形的发现，对于研究辽代契丹冠制是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契丹人服饰，平时男子空顶或皮、毡帽，穿圆领窄袖紧身左衽长袍、束革带、佩匕刀、下袴、足靴。亦穿开襟短上衣。冬衣皮毛。女子包头巾，或小圆帽、皮帽，穿与男子同式的长袍，或左衽短衫、袄，下长裙、裤，着筒靴，束帛带，冬衣皮毛。总之契丹衣服，不像汉服宽肥，这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在这方面，沈括使辽后颇有体验，他说：“窄袖利于驰射，衣短、长靴皆便于涉草。胡人茂草，常寝处其间。予至胡庭，日新雨过，涉草衣袴皆濡，唯胡却无所沾[5]。”这里沈括悟出了胡人衣服短瘦和筒靴的道理，也使人们从这段记述中，看到他高履博带在雨后草地行走的狼狈相。其实他还没看到，穿靴骑马，不但不磨足腕，一旦落马，还能靴脱人离，不致被马镫拖住。

前面提到契丹人特别是契丹贵族服饰汉化问题，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居住在辽域的汉人，衣冠也同样有契丹化的情况。据沈括所见，在辽境的汉人，衣冠语言皆其故俗，“唯男子靴足、幅巾而垂带、女子连裳已异矣”。[6]但苏颂所见则大有不同，他说：“敌中多掠燕蓟之人，杂居蕃界，皆削顶垂发以从其俗。唯巾衫稍异，以别蕃汉耳。”又说，“衣服渐变存语言”[7]。他们所见各有不同，但都看到了变化。事实说明，民族杂居，各民族之间只要他们生活在一起，互有往来，各方面相互影响是必然的。

二、饮食

以上宋人使辽所见，契丹所过的是一种典型的游牧经济生活，他们逐水草畜牧，以马牛羊为主要生产、生活资料。除放牧外，还以狩猎作为衣食的补充。他们不善农业，种植技术不高。这种情形主要由于其经济是牧业为主，另外也与地理环境有关。由于古长城以北地区高寒，无霜期短，许多在中原种植的农作物不适宜生长，只有那些生长期短的作物，如糜粟、荞麦比较合适，其管理技术要求不高，所以当时就习惯于种植这类作物。

经济与生活是统一的，牧业经济决定了他们的饮食内容和方式。马、牛、羊和狩猎而来的野生动物，如飞禽鹅雁野鸭，水中之鱼，地下之貔狸（地羊、地鼠），以及野羊（黄羊）、麋鹿、野猪，都是肉食来源。至于虎、豹、熊、貂，则以取皮为主。

荷叶纹银杯（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