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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朴素唯物主义与无神论思想（第3页）

《无能子》全书共42篇，现存34篇，分上、中、下三卷。《无能子》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该书的《圣过》篇中。其在自然观上继承了前代思想家关于“气”的一元论观点，并有所创新。关于天地与万物的形成，该书认为：“天地未分，混沌一炁。一炁充溢，分为二仪。有清浊焉，有轻重焉。轻清者上，为阳为天；重浊者下，为阴为地矣。天则刚健而动，地则柔顺而静，炁之自然也。”所谓“炁”，同“气”，也就是说宇宙初始是一个混沌一体的大气团，在自然的变化过程中，演变为天地，这就排除了天有意志说和神秘的造物主说。

《圣过》谈到，动物和人都是天地间的生灵，认为“天地既位，阴阳炁交，于是裸虫、鳞虫、毛虫、羽虫、甲虫生焉。人者，裸虫也，与夫鳞、毛、羽、甲虫俱焉，同生天地，交炁而已，无所异也”。也就是说，人只是动物的一种，与其他动物是没有差别的。

在《圣过》中，作者还认为：人和动物都求生怕死，营造住处，养育后代，其“智虑、语言，人与虫一也，所以异者，形质尔”。又进一步讲到：“太古时，裸虫与鳞、毛、羽、甲杂处，雌雄牝牡，自然相合，无男女夫妇之别、父子兄弟之序；夏巢冬穴，无宫室之制；茹毛饮血，无百谷之食；生自驰，死自仆，无夺害之心，无瘗藏之事。任其自然，遂其天真，无所司牧。濛濛淳淳，其理也，居且久矣。”也就是说，远古时期的人类是和动物没有区别的，凭着本能，顺乎自然的生活，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后来，人类向文明社会转变，“圣人”“强立宫室饮食以诱其欲，强分贵贱尊卑以一其争，强为仁义礼乐以倾其真，强行刑法征伐以残其生，俾逐其末而忘其本，纷其情而伐其命，迷迷相死，古今不复，谓之圣人者之过也”。也就是说，人类向文明社会转变的过程，是给民众造成损害的过程。所谓等级制度，仁义礼乐，刑法征伐，都是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强加给人的，并不是生来就有的，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文章的结论，也就是人类社会的争利、争贵、争强，社会所出现的“弓矢之伐”、“覆家亡国”、“生民困穷”等问题，追根溯源都是圣人的过错，文章篇名“圣过”，也即此意。

《无能子》中的《范蠡说》也指出过天地的自然性：“夫天地无心，且不自宰，况宰物乎？”《严陵说》还借东汉隐士严陵之口，大胆地说：“自古帝王与公侯卿大夫之号，皆圣人强名，以等差贵贱而诱愚人尔，且子今之帝王之身，昔之布衣之身也。”“夫强名者，众人皆能为之。我苟悦此，当自强名曰公侯卿大夫可矣。”这即戳破了帝王将相神圣尊贵的外衣。

安史之乱以来，皇室衰微，强藩林立，及至唐末农民起义又风起云涌，帝王将相在人们的心目中，已失去了神圣和尊贵，《无能子》贬斥帝王将相的言论，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无能子》一书还提出了“无欲而无私”的为人处世观。主要表现在《答华阳子问》一篇中。“华阳子”是“无能子”的好友，因不便于驳朋友的面子，勉强出来做官，但他学无心已经很长时间了，做官觉得违心，于是向无能子请教该如何是好呢？无能子答复说：“无心”不是可以学的，“无心”也不在于是否做官，心中越疑惑杂念越多，这就像是见到盲人已在陷阱边却仍让他向前走。接着无能子又阐明了自己的立身处世原则：

夫无为者无所不为也，有为者有所不为也。故至实合乎知常，至公近乎无为，以其本无欲而无私也。欲于中，渔樵耕牧有心也；不欲于中，帝车侯服无心也。故圣人宜处则处，宜行则行。理安于独善，则许由、善卷不耻为匹夫；势便于兼济，则尧、舜不辞为天子。其为无心，一也。

也就是“无为”的实质就是“无不为”，而“有为”则一定“有所不为”。因而最切实的行事是合乎常理，最大的公心是“近乎无为”，因为他本来“无欲”方能“无私”。自身藏有私欲，即使做渔民、樵夫、农夫、牧民也会有心理负担；自身不藏有私欲，即使当帝王公侯也没有心理负担，所以“圣人”能入世就入世，该归隐就归隐，客观条件宜于独善其身，就像上古高士许由、善卷那样“不耻为匹夫”；客观形势允许便于兼济天下，就像尧、舜那样不辞天子之位。这样做，在“无心”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唐末吏治腐败，藩镇割据，征战不休，人民困苦，无能子认为一切祸乱都是出自人们的私欲；认为无欲才能无私，无欲方能做到进退不争。早在先秦时期，老子、庄子已提出了“无为”观，但无能子的“无为”思想，已不同于老、庄，而是有着积极向上的意蕴，其目的在于“无不为”。也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首先做到“无为”，即无欲、无私，然后再去有所作为，这是身处乱世、衰世，一种积极的入世思想。即是将“道家之‘无为’观点与儒家之‘入世’观点，以‘不欲于中’为基础而有机地结合起来”[31]。

五、罗隐的反君主专制思想

晚唐朝政腐败，这使一些有识之士对封建王朝的弊病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从而对现实社会进行较深刻地剖析和批判，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罗隐。

罗隐（833—909年），本名横，字昭谏，自号江东生，新城（今浙江富阳）人，《旧五代史》本传称其“诗名于天下，尤长于咏史，然多所讥讽，以故不中第”。遂改名隐，后因战乱返归乡里，在杭州镇海节度使钱镠属下为幕僚。钱镠为吴越王后，又任著作郎、转运使、给事中等职。著作甚丰，现存有《罗昭谏集》8卷，《甲乙集》10卷，《谗书》5卷。罗隐的反君主专制思想主要表现在《谗书》中。

《谗书》之“谗”，是坏话的意思，对此罗隐在《谗书》自序中说：

丁亥年（咸通八年，867年），春正月，取其所为书诋之曰：他人用是以为荣，而予用是以为辱；他人用是以富贵，而予用是以困穷。苟如是，予之书乃自谗耳，目为《谗书》。

他在《谗书》重序中，还进一步阐明了编撰此书的目的：

盖君子有其位，则执大柄以定是非；无其位，则著和节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自杨、孟以下，何必以名为？

罗隐这样一再毫无隐讳地抒写自己的观点，反映了他耿直不屈的性格，这种性格是他在《谗书》中反君主专制思想的基础。

据传统的说法，唐尧的儿子丹朱不肖（品行不好），故传位给虞舜，虞舜的儿子商均也不肖，故舜又传给禹。罗隐在《谗书·丹、商非不肖》篇中认为“陶虞之理，大无不周，幽无不照，远如不被，苟不能肖其子，而天下可以肖乎？自家而国者，又如是乎？盖陶虞欲推大器于公共，故先以不肖之名废之，然后俾家不自我而家，而子不自我而子，不在丹、商之肖与不肖矣”。罗隐的论证并不精密，他也不是在推考历史，更不是为丹朱、商均鸣冤，而是借以说明，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而不是帝王一家之天下，君位的世袭也不是从来就有的，与古代圣君“推大器于公共”的做法是大相径庭的。

罗隐在《汉武山呼》中还认为“左右之谀佞者”、“穷游极观者”、“发于感悟者”，其“三者有一于是，则为国之大蠹”。他举例说：汉武帝继位时，国家富庶，他“听左右之说，穷游观之靡，乃东封焉”，目的是“祈其身”。上之所好，下必逢迎，“由是万岁之声发于感悟”（据说，汉武帝登中岳太室之山时，随从官员声言在山下听到山在呼喊“万岁”）。之后，汉武帝更加意满志得，好大喜功，“然后逾辽越海，劳师弊俗，以至于百姓困穷者，东山万岁之声也”。因此，罗隐指出：“是以东封之呼不得以为祥，而为英主之不幸。”

晚唐时期君主专制的弊病日益显露，罗隐抨击专制弊病虽为正统的士大夫们所不满，但却很受下层人们的欢迎，以致“率成谩作，顷刻相传”、“齐东野人，猥巷小子，语及讥诮，必以隐为称首”[32]。可见罗隐的思想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

罗隐还著《两同书》10篇，分别论述10对矛盾范畴，即《贵贱》、《强弱》、《损益》、《敬慢》、《厚薄》、《理乱》、《得失》、《真伪》、《同异》、《爱憎》。

在《贵贱》篇，罗隐认为，人与人之间的贵贱差别是自然的，但地位上的贵与贱，不等于人与人之间的贵与贱，比如“殷纣居九五之位，孔丘则鲁国之逐臣也；齐景有千驷之饶，伯夷则首阳之饿士也。此非不尊卑道阻，飞伏理殊。然而百代人君，竞慕丘、夷之义；三尺童子，羞闻纣、景之名”。罗隐还认为，真正评价贵与贱的标准，是视其修德与否，若修德，“不求其贵而贵自求之”；若不修德，“欲离贱而贱不离之”。贵与贱是可以转移的，其条件就是有德与无德，如舜“处于侧陋，非不微矣”，但由于有德，终于得到了尧的禅位。地位由贱而贵，相反，桀为君王，“亲御神器，非不盛矣”，但由于失德，终至放逐，地位由贵而贱。罗隐在这里形象地阐明了“贵者愈贱，贱者愈贵，求之者不得，得之者不求”的辩证关系。

《强弱》篇是讲强与弱的辩证关系的。罗隐认为，是依据对方相比较而言的，强弱存在着“上下相制”的关系，是“自然之理也”。

《损益》之“损”，为减少蒙受害处，“益”为增加得到好处。

罗隐认为“损益”对君王尤为重要，“益，莫大于主俭；损，莫大于君奢”。圣君节俭，即“薄赋敛，省徭役”，那么就“天下欢娱，各悦其生矣”。而暴君“厚赋敛，烦徭役”，那就使“天下困穷，不畏其死矣”，这样百姓就会作乱，对此，君主是应慎重考虑的。此外，君主和百姓又是相互依存的，如果社会出现祸乱，百姓“不能免涂炭之祸”，而君主也“不能逃放戮之辱”。反之，百姓富庶安宁了，君主也会得到保全。

损与益还可以向对方转化，如尧、舜损己以益物，成为“上圣”，“克保期颐之寿也”；而桀、纣益己以损物，沦为“下愚”，“自取诛逐之败也”。总之，“彼之自损者，岂非自益之道欤！此之自益者，岂非自损之道欤！损益之道，固亦明矣。”

《同异》篇探讨一般与特殊、现象与本质等问题。

首先，罗隐认为同与异，不仅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且还存在着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如“父子兄弟，非不亲矣，其心未必同；君臣朋友，非不疏矣，其心未必异”。又如烟和灰同出而分途，这是同中有异；胶漆分别形成，放在一起则无法区分，这是异中有同。

其次，大千世界是丰富而复杂的，同异的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对客观的同异现象，要“徐视而审听，高居而远望也”。并根据不同情势决定自己或同或异的对策。

最后，罗隐把自己的观点归结到治理国家上，主要表现在两点上：其一，“同而同之”，即变异为同，把不属于自己的人才引为己用；其二，“异而异之”，即能够认识到亲近人中有异心者，并能断然除掉。也就是要正确识别忠奸，不被假象所迷惑，对君王来说，“同异之际，不可失其微妙也”。

以上是罗隐《两同书》中一些主要辩证观点。辩证的观点，早在先秦时期，老子已经作过阐述。唐代佛教发达，佛教中有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对当时社会产生着较大的影响。罗隐的辩证法思想是对这些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唐末皇室衰微，政局动**，罗隐用辩证的思想去解释社会问题，又多是针对君主讲的，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