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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石窟与雕塑的黄金时代（第2页）

乾陵石雕蕃臣像是在唐各帝陵中最多的，这些蕃臣像的脊背上刻有他们的国籍和名字，反映了当时唐朝国力强盛，与外蕃交往之多。乾陵石狮共8只，高3。85米，长3。32米，昂首挺胸，作蹲踞状，有着睥睨一世的威势。乾陵马的造型则采用于写实性与装饰性相结合的方法。头部真实传神，胸腹部则加以夸张，双翼以流利的线条作装饰化的处理。鸵鸟是作为珍稀动物置于陵前的，说明当时鸵鸟已由外国进贡或输入。乾陵的石雕代表着唐代陵墓雕刻的最高水平。此外，其他帝陵的石刻也各具特色，不乏精品，如唐睿宗李旦的桥陵，有一对翼马的四腿间是填实的，而且雕满云朵纹饰，这既使马坚固稳重，又助长了翼马的神性。这种雕刻方法多为以后各陵承袭。

唐代皇陵周围还分布着许多功臣贵戚的陪葬墓。这些陪葬墓也有很多石刻，如华表、石人、石羊、石狮等，从已发掘的懿德太子、永泰公主、章怀太子墓来看，洞内置石墓志、石槨等，石槨有精美的线刻人物和图案。

五代时期，黄河流域政治动**，帝王勋贵已无法动用大批人力物力修建陵墓。江南、西蜀相对安定，帝王陵前一般都设置有石雕，但现仅见残迹，已无法知其全貌。

五代陵墓雕刻最著名的是前蜀皇帝王建永陵石刻。

永陵在今四川成都西门外三洞桥附近。其地宫是从地面浅处修筑，埋在封土之内，并由14道双重石券构成，分为前、中、后三室，全长23。4米。中室是规模较大的地宫主体。正中是一个用青白大理石砌筑的须弥座，称作“棺床”，棺床的东、西、南三面均有精美的伎乐舞蹈浮雕，共24幅，刻工非常精美，其优雅动人的姿态动作和圆润的容貌，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她们或舞、或吹、或弹、或打、或奏，自然、生动、逼真，俨如一支五代时期宫廷乐队的缩影。

在棺床两侧的脚下，还有12个半身抬棺武士俑，如从地内涌出一般。这些石雕武士戴武士帽或盔，身穿武士衣，外罩铠甲，面部表情十分夸张，都是二目圆睁，嘴唇紧闭，精神饱满，既突出了他们的身强力壮，膂力过人，又表现出了紧张、小心的神态。[9]

此外，后室还有王建的石雕肖像，陵墓附近还发现了高大的石刻文臣像，其高度与乾陵石像不相上下，可知永陵前面也是有石人石兽等石像的。永陵是很珍贵的艺术宝库。

在隋唐五代时期的墓葬中，还出土了很多明器雕塑，内容包括人物俑、动物俑及以自然景物为对象的雕塑等。

人物俑以唐代女俑最具特色，造型与唐代绘画中的仕女一致，以肥胖、丰腴为美，大都面部饱满，口似樱桃，仪态温婉端庄，落落大方。其中乐舞女俑更显得婀娜多姿，俊美清秀。唐代社会开放，武则天以后，女子骑马成为风气，女俑中也出现了一些骑马形象。这时人物造型准确、精细，手法娴熟，充分表现了塑造者的创造力和丰富想象力，如上海博物馆藏一唐代调鸟少女俑：发髻高起，长裙束腰，身体微扭，左臂优雅地抬起，正在调弄立在右手拇指上的一只小鸟，造型十分富于韵律感，而且面带微笑，显示出少女的天真和欢乐。

男性俑大都比较夸张：文吏俑或俯首帖耳，诚惶诚恐；或歪鼻斜眼，蛮横无理，塑造者深刻表现了这类人物媚上欺下的丑恶性格。俳优俑显得表情生动；武士俑突出了威烈勇猛的样子。

人物俑中还多胡人俑，这是当时民族交流的真实写照，除深目、高鼻、髯须的西域人外，还有鬈发、厚唇、眼白、无须、肤黑的非洲黑人形象。

在动物俑中，十二生肖像大都雕塑的别致有趣，令人喜爱；马、骆驼的造型动作都十分丰富；而镇墓兽又奇谲怪诞，形象非常夸张；家禽、家畜显得更富有生活情趣。

动物俑中，以马的成就最为突出。或昂首傲天，或低首徘徊，或跳跃奔驰，或咬腿抬脚，形象都非常生动。就唐而言，均体态肥健，比例协调，色泽感很强。骆驼姿态不如马丰富，多为引颈昂首，张口长鸣的样子，于温厚稳重中显示出伟岸高亢的气势。镇墓兽身躯往往近似人形，手脚呈鹰爪状，坐猪或怪兽，张臂伸腿，头部和颈肩长毛向上升腾，如烈焰一般，衬托出猛烈如火的暴戾和愤怒。隋敦煌太守姬威墓中有一只母狗正在卧地哺育小狗。西安附近唐墓中还出土过一件彩陶驴，塑造写实精致。五代南唐李昪钦陵出土的各类明器中，还有人头鱼身和双人头蛇身的形象。人头鱼身俑长35厘米，俑为人面，头戴冠帽，鳞纹鱼身，是神话传说中的人鱼，寓吉祥之意。双人头蛇身俑，长45。3厘米，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类始祖伏羲和女娲。

以自然景物作为明器雕塑，是前代所没有的。陕西咸阳和西安韩森寨都出土过唐代游山群俑。西安西郊中堡村还出土过唐代山池形水盂，其上雕塑有山、水、树、小桥以及树上的小鸟等。这些都是在雕塑中所少见的。

隋唐五代时期的明器雕塑以陶为主，其中不少是“唐三彩”的形式。也有少数是木质、石质和铜质的，个别还有以竹为材料的。陶俑一般采用双模制，之后，在此基础上加以塑制。手、发髻、手持器物则辅以捏塑，衣纹在全部脱模后加以刻功，这使陶俑更富于变化。

三、著名雕塑家

隋唐五代时期，雕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艺术精品，但正史并没有雕塑家的传记，即使留下名字的也是很少的一部分。

隋代雕塑家以李春和昙摩拙义最为著名。

昙摩拙义是天竺僧人，据《历代名画记》卷八载，他擅长绘画，隋初到中国，遍礼阿育王塔，曾到今四川成都雒昙大石寺看到十二神形，便一一摹绘下来，然后制作成木雕置于寺塔下。

唐代雕塑家知名的较多，并出现了被称为“塑圣”的杨惠之。

韩伯通，初唐雕塑家，据《历代名画记》称，其在隋时，已经以“善塑像”而知名。他是一个宫廷塑工，隋文帝所立佛塔中有他的作品，唐高宗时，曾奉诏为高僧道宣塑像并装銮，时称“相匠”。

宋法智是雕塑名匠，并兼善绘画。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随唐使王玄策去过天竺（今印度）。当时天竺佛教兴盛。在天竺期间，他摹写了大量佛像，图绘了著名的摩诃菩提树像样本。归国后，他将在天竺所得运用到实际雕塑中，对当时的雕塑风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在两京地区（今西安和洛阳）参加了很多重要的佛像制作。当时也有许多造像是以他临摹的蓝本创制的。

窦弘果，武则天时人，兼善塑绘，曾任尚方丞。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认为他的画作“迹皆精妙，格不甚高”，而在雕塑方面却“巧绝过人”。他曾在东都洛阳敬爱寺主持制作了大量的塑像。

释方辩，盛唐时期蜀地僧人，玄宗先天元年（712年），方辩谒见禅宗六祖慧能，自称善于捏塑。慧能即请他试塑，于是当即捏七寸慧能像，曲尽其妙，但慧能却认为他“善塑性，不善佛性”。可见他长于真实生动地表现现实人物，而在表现抽象的人物方面要略逊色一些。

刘九郎，曾于今洛阳地区南宫大殿塑三清大帝塑像及门外青龙、白虎等守殿神，时人称为“神巧”。之后，广爱寺东法华院主持惠月又请他塑九子母，工毕声动天下，而他还说此像共塑3处，这一处是最差的。

隋唐五代时期，最杰出的雕塑家是杨惠之。

杨惠之，唐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曾与吴道子同时学画，师法南朝的张僧繇，后因吴道子在绘画上“声光独显”，遂焚笔碎砚，耻居其次，放弃绘画，专事雕塑，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被时人誉为“塑圣”，其雕塑上的成就也与吴道子绘画上的成就并称。

杨惠之的雕塑技巧，已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人物肖像更被称为“古今绝技”，往往气韵生动，栩栩如生。据说他曾为长安一个名演员留盃亭塑像，然后将其面壁放置在长安大街上，结果行人一看到这个塑像的背影，就能认出塑像的主人公来。可见杨惠之的雕塑技艺是很高明的。又昆山慧聚寺天王及二侍女像，也为杨惠之所塑，造像极其工巧，为人所称道。杨惠之为我国的雕塑艺术做出了重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他创造了“山水塑壁”的雕塑形式，也就是以连绵山水树木为背景安排人物或故事的一种壁塑，在杨惠之首创以后得到发展，成为中国寺院中常见的一种雕塑样式。

（2）相传佛教雕塑中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的造型是他首创的。又据记载，洛阳广爱寺的五百罗汉也是杨惠之塑的，这是关于五百罗汉像创作者的最早记载。这些记载虽需进一步考证，但从史籍记载之多可以推知，杨惠之一生所造塑像很多，为人民大众所喜爱，对雕塑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3）杨惠之在从事雕塑创造的同时，还注重理论的总结，曾撰有《塑诀》一卷，后来虽然失传了，但这是我国雕塑史上唯一见于记载的理论著作。[10]

五代著名的雕塑家有雍中本、许侯、杨元真和程承辩等人。

雍中本、许侯和杨元真为前蜀人，雍中本以塑圣兴寺天王院的天王、炽盛光佛、九曜、二十宿以及天长观、龙兴观、龙虎宫等像，驰名当时。许侯曾塑大圣慈寺炽盛光佛、九曜、二十八宿及华严阁释迦立像。雍中本和许侯的塑像，均由杨元真装銮，也称奇巧。

程承辩为五代后蜀人，除雕刻外，兼善绘画，曾塑造彭山道教洞明观内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