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股注老解庄之风的主旨,是以道教神仙信仰来阐发老庄思想。他们大论老子所提出的“道”并神化其“道”,通过对“道”的阐发来论说神仙长生的信仰。第一步是论证“道”是宇宙的本体,是永恒的存在。第二步是论证“道”与“物”的关系,认为“道”生天地万物,但万物有生灭,而道与天地能长久。第三步是论证“道”与“众生”的关系,认为“众生禀道生”,但“众生非是道”,只能说“道中有众生,众生中有道”,众生欲得道,必须是“能修而得道”。得“道”则可以长久。第四步则进而论“道应内求”,认为一切事物皆是人的意识所产生、决定的,一切事物皆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内。第五步则归根结底论证要修道、得道而成仙,则必须修持“是常是清净”的“识体”,才能使“真体”不死。著名道士王玄览注老解老的成果《玄珠录》,就是按这五步来展开论述的。
另一著名道士吴筠,将老子之“道”与神仙信仰更紧密结合,以发展道教义理。类似王玄览、吴筠用神仙信仰阐发老庄之道的道教思想,在唐代十分盛行,对后世道教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可以说是完成了道教的基本教义[55]。
通过注老解老及神化老子,到杜光庭的《道德真经广圣义》中,老子已经成为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神力无边,甚至先天地生的道教尊神,并最终完成其作为道教教祖的神化,这也是唐代道教日益发展的重要标志。
其二,道教着力于融摄佛教的思辨成果,援佛入道,用以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援佛入道,是隋唐道教义理发展的一种趋势。这不仅表现在一些表层的宗教仪注、名词术语的模仿、引用上,而且还在深层的思辨结构和理论内容上有所吸取。王玄览所倡导的道教教义,就明显是本于道教而杂糅有佛教理论,特别是佛教法相宗(慈恩宗)“万法唯识”、“唯识无境”的思想。
隋唐时期道教理论化建设的重要成果,即道教“重玄”学的盛极一时。重玄理论,作为隋唐道教理论建构中的主干思想,始于注解老子《道德经》,它以融摄佛教的思辨成果和发挥老庄哲学为特色,被称为“老庄哲学在佛学影响下的新发展或道家、佛学融合的产物”。[56]其代表人物有隋朝道士刘进喜,唐朝道士成玄英、李荣、孟安排、王玄览、司马承祯等。
所谓“重玄”,语出《道德经》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它以祖述道经而融合佛、道为特色,明显吸收了佛学“中观论”的精华。据成玄英《老子义疏》第一章解释:
玄者,深远之义,亦是不滞之名。有无二心,微妙两观,源乎一道,同出异名。异名一道,谓之深远,深远之玄,理归无滞。既不滞有,亦不滞无,二俱不滞,故谓之玄。
有欲之人,唯滞于有,无欲之士,又滞于无,故说一玄,以遣双执。又恐行者滞于此玄,更祛后病;既而非但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
妙,要妙也。门,法门也。前以一中之玄,遣二偏之执;二偏之病既除,一中之药还遣,唯药与病,一时俱消。此乃妙极精微,穷理尽性,岂独群圣之户牖,抑亦众妙之法门。
这种解释,大体为后来的重玄诸家所沿袭。如李荣《道德经注》第一章云:
道德杳冥,理超于言象;真宗虚湛,事绝于有无。寄言象之外,论有无之表,以通幽路,故曰玄之。犹恐违方者胶注,失理者守株,即滞此玄,以为真道,故极言之,非有无之表,定名曰玄。借玄以遣有无,有无既遣,玄亦自丧。故曰又玄。又玄者,三翻不足言其极,四句未可致其源,寥廓无端,虚通不碍;总万象之枢要,开百灵之户牖,达斯趣者,众妙之门。
这种双遣二边之论,显然来自鸠摩罗什所传龙树之学以及他注老对“损之又损”的诠释。到孟安排还把佛教言真如破除妄执之义引进对《老子》本体论“道”的诠解。他在《道教义枢·道德义》中说:
道者,理也,通也,导也。……言理者,谓理实虚无。……言通者,谓能通生万法,变通无碍。……言导者,谓导执令忘,引凡入圣。
这里所说的“导执令忘”,还是“重玄”双遣之义的引申发挥。这种“以重玄为道,以三一为归”的理论,颇与中国化的佛教,如吉藏的四重二谛义相近,而又别有进境[57]。
重玄家们还吸取了佛教天台宗的止观论,着重阐发了修持之道在于“主静”、“坐忘”。在这方面,司马承祯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坐忘论》和《天隐子》对后世道教徒影响很大。他以老庄思想为主体,吸取佛教的止观、定慧学说,阐发养生修真理论,强调了所谓成仙,并非肉体的飞升,而在于“收心离境”,“守静去欲”,便会“自入虚无”,“与道冥一”,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就是“神人”,也就是《庄子·大宗师》中所说的“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的“坐忘”境界。
这种静心坐忘的修真理论,成为后世道教在养生修真方面的圭臬。到五代时,这种静定之功进而又与模拟自然的金丹(外丹)理论相结合,遂演变而为钟吕金丹(内丹)道。
总之,重玄家们所阐发的重玄之道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有宇宙论、人生论、道德论、人性论、政治论等思想内容,但其核心点还在哲学。而核心的核心是人的生命问题。他们的思想体系融汇佛学和老庄哲学,而兼及儒学,在当时道教中独树一帜,别具一格,最富有思辨性和理论性,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三,纳儒入道,将孔孟之道融入为老君之道,使之更适合统治者的口味,更好地为封建统治服务。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长期的发展和不断完善中,把许多封建伦理教条变成道教的教义,以适合封建统治的需要。从表面上看起来,道教与封建政治的主导思想儒学是相互矛盾的,而在实质上并不矛盾,是统一的。重玄家成玄英所提倡的重玄之道就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如他在谈到修道时即侧重于静,主张修行人以动中求静为高,静为本根,守住虚静则能长存,若处俗世能超然物外方为高明,这种思想是对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的发挥。另外,他在谈到体用关系时,说:“返朴还淳,归于妙本”,“从本降迹,以救苍生”,[58]表现出体用一源的思想,其中包含了儒家经世致用的观念,显示了儒道合一的精神。
唐玄宗时道士吴筠纳儒入道的思想更为明显,这大概与他本为“鲁中儒士”的经历大有关系。[59]他的“与道同一”的修道观,就是从汉儒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出发的。他的社会政治思想也是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出发的。他说:
道德者,天地之祖;天地者,万物之父;帝王者,三才之主。然则道德、天地、帝王一也,而有古今浇淳之异,尧桀治乱之殊者,何也?夫道德无兴衰,人伦有否泰,今古无变易,情性有推移。故运将泰也,则至阳真精降而为主,贤良辅而奸邪伏矣;时将否也,则太阴纯精升而为君,奸邪弼而贤良隐矣。天地之道,阴阳之数,故有治乱之殊也。[60]
从天道阴阳的变化去推究人世治乱的终极原因。之后,又怎样去根治呢?他主张:
夫仁义礼智者,帝王政治之大纲也。而道家独云:遗仁义,薄礼智者,何也?道之所尚,存乎本,故至仁合天地之德,至义合天地之宜,至礼合天地之容,至智合天地之辩。皆自然所禀,非企羡可及。[61]
这样吴筠就将老子之道与孔孟之道由对立而归于统一。接着他又说:
道德为礼之本,礼智为道之末。执本者易而固,执末者难而危。故人主以道为心,以德为体,以仁义为车服,以礼智为冠冕,则垂拱而天下化矣。……舍道德而专任礼智者,非南面之术。[62]
这又表明了他以道为本、纳儒入道的宗旨。唐末五代的杜光庭,便正是承袭和发扬了吴筠的这一宗旨。他所撰《道德真经广圣义》便是具体体现。如卷三第九说:
仲尼谓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而达今,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
表明了所持儒道既相契合,而道又高于儒的态度。杜光庭称道教为“本朝家教”,以老子为至尊,既是道教的需要,也是唐朝政治的需要。又卷五第二十曰:
又道德玄序,开元二十一年颁下。……其下卷自第一尽第九章明仁德;次第十尽第十八章明礼德;第十九尽二十七章明义德;从第二十八尽三十章明智德;从第三十七尽四十五章明信德。仁以履虚一,礼以不恃不宰,义以柔弱和同,智以无识不肖,信以执契不争,其大旨亦以玄虚恢廓冲寂希微为宗。
又卷一第七:
夫载仁伏义,抱道守谦,忠孝君亲,友悌骨肉,乃美之行也。
他在解释老子的“不尚贤”乃是不尚“矜徇夸衒之行”;老子的“绝圣弃智”,并不是绝仁义圣智,乃是在于“抑浇诈聪明”,欲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见素抱朴,“臻于忠孝”。总之,其目的在于以道为主,融合儒道。这一宗旨,也为后世道教所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