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诸体兼备的书法艺术
隋唐五代时期,书法艺术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形成自晋代以后的又一个高峰。当时,在真、行、草、篆、隶各体中都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名家,书坛呈现百花争艳的局面。
一、兼有南北,光大二王
东晋书法艺术繁荣,产生了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等著名的书法家,到隋代楷书已趋定型,更有利于书法艺术的发展;又由于全国的统一,南北文化趋向融合,这也对隋代书法艺术产生了影响。隋代书法,上承南北朝,下启唐代,书风巧整兼力,不离规矩,有东晋南朝书法的妍妙疏放,又有北朝书法的遒劲方整。唐初大家的规模风范,已在此时初具规模。著名的书法家有丁道护、史陵、智永、智果等,其中以智永最为著名。
智永是陈、隋间山阴(今浙江绍兴)永欣寺的和尚,名法极,人称“永禅师”。相传他是王羲之的七世孙,藏有很多二王真迹,并继承祖法,精勤书艺,擅长真书与草书,曾手写《千字文》800本,分送附近寺庙,今有《智永真草千字文》传世,是书法艺术的珍品。
智永书成名满天下,来求书法的人很多,将住处的门槛都踏坏了,于是包上铁皮,有“铁门限”之誉。他的书法得王羲之精髓,运笔凝练,骨力内含,结构方正,娴雅秀丽,对唐初影响较大。
与智永同时稍后的僧人智果,亦居永欣寺,书法亦师法王羲之,但字体“瘦健”,自认为得王书之骨,而智永得其肉。但当时人评价认为他“稍乏清幽,伤于浅露”[11]。
隋代墓志碑刻中也多有书法精品,如《张贵男墓志》、《董美人墓志》、《常丑奴墓志》、《尼那提墓志铭》等,已带有南北书法融合的特点,间架趋于工整,在魏、齐的雄峻中带有齐、梁的温婉。其中《尼那提墓志铭》书法,端正宽博,笔划遒劲圆润,略带隶书遗意,融北朝魏碑体的方整雄健和南朝楷书的修美遒润为一炉,是不可多得的隋代书法珍品。墓志之外,还有一些隋代的碑刻,如《龙藏寺碑》、《启法寺碑》等。总之,当时的书法艺术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特点,预示着一个新的书法艺术**的到来。
尼那提墓志铭(隋)
入唐以后,书法艺术进入了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唐初的太宗皇帝雅爱王羲之的墨宝,即位后,“大购图书,宝于内库。钟繇、张芝、芝弟旭、王羲之父子书四百卷,及汉、魏、晋、宋、齐、梁杂迹三百卷”[12]。唐太宗尤其喜爱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真迹,多方求而得之,视为至宝,并命人以“钩摹”的方法加以复制,以广流传。临死还让高宗用来殉葬。唐太宗还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作赞。他所写的《温泉铭》和《晋祠铭》,是最早以行书写的碑文,从书法艺术上看,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唐太宗曾将《晋祠铭》拓片,作为赠送外国贵宾的礼物。唐太宗爱好书法,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二王书法也因唐太宗的提倡举世风靡。
二、欧、虞、褚的书法成就
唐建立以后即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并设有《明书》一科,而且其他科如进士、明经及第后,也不能立即实授官职,必须再经过吏部考核,内容是“身、言、书、判”[13],在具体考核时,也是先考书判,书判合格,再考察其身言,但由于每年参加吏部铨选的人多,实际不能一一察其言行,只是凭书判用人,所以唐代科举考试书法显得非常重要。此外,在最高学府国子监中有学生专门学习书法。邻国也派有留学生前来学习,这些都激发了读书人学习书法的热情。书法艺术在当时社会上得到了普及。同时也涌现出很多书法名家,其中名重一时的是聚集在唐太宗周围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
欧阳询(557—641年),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仕隋,官至太常博士。入唐,官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世称欧阳率更。他学识渊博,曾负责编辑类书《艺文类聚》,能真、行、隶三体书法,其中真体为最,行体次之,隶体更次。真行初学王羲之,后于王派书法中融入北魏的峭拔,“字形瘦长,结体于严谨平实中求奇险,于险绝中求平正,左右配合,喜用相背之意,其势外拓。用笔则方圆互用,在横画与弯钩的收笔处犹存隶意。行书则体势纵长,笔力劲健。他的书法给人以神气外露,猛锐长驱之感”[14]。
欧阳询生前,书名已远著,“人得其尺牍文字,咸以为楷范焉。高丽甚重其书,尝遣使求之”[15]。他传世的碑刻有《苏孝慈墓志》、《化度寺碑》、《皇甫诞碑》、《温彦博碑》及《九成宫醴泉铭》等。他的碑书结构严谨,笔画稳健,以方为主,略显偏长,给人以刀戟森森之感。后人曾归纳其楷书结构规律,假托他著《欧阳结体三十六法》。他的行书有《卜商帖》、《梦奠帖》、《张翰帖》与《千字文》等真迹。又相传《定武兰亭》是以他的临本上石。小楷在套帖中有《心经》、《阴符经》等,甚为后人所推重。欧书自成一家,人称“欧体”。
(唐)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拓本
初唐二王书法盛行,欧书因掺入了北方风格而时人颇有微词,如张怀瓘在《书断》中说他的草书,“迭**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奇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可见在二王嫡系看来,欧书是不纯的。不过欧阳询书法对后来的颜真卿、柳公权有直接的影响,对宋代书法的发展影响也较大,直到清代,台阁书法讲究欧体。可见,欧书越到后来评价越高。
欧阳询的儿子欧阳通也长于书法,武则天时为宰相,后为酷吏所杀。他自幼学其父书法,长而以书法名世,时称大小欧阳。《书断》称其书法“瘦怯于父”,从其所书《泉男生碑》来看,结体雅正,笔力劲挺,别具一格。
虞世南(558—638年),字伯施,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公,世称虞永兴。他是智永的外甥,亲受其传授书法,继承了二王书法的传统,真书体方笔圆,外柔内刚,圆融遒丽;行书遒媚不凡,筋力稍宽。张怀瓘在《书断》里说他的字,“得大令(王献之)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秀岭危峰,处处间起,行草之间,尤所偏工。及其暮齿,加以遒逸”。清人包世臣《艺舟双楫》说其书法如“姑射仙人,不食人间烟火”。虞世南真书代表作为《孔子庙堂碑》,姿媚遒劲,笔画凝练,结体端正而舒展,外形略长而见方,总体有文质彬彬之风。行草书墨迹为《汝南公主墓志铭》,是其撰写唐太宗女汝南公主墓志的草稿真迹,书法圆活自然。二者均为后人所推崇。当时人对欧、虞作比较认为,“欧之与虞,可谓智均力敌”,“欧若猛将深入,时或不利;虞若行人(外交家)妙选,罕有失辞。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16]。可见对虞世南评价要比欧阳询高。虞世南书法传给他的外孙陆柬之。陆又传给张旭。颜真卿又得张旭之传。
虞世南的书法被唐太宗称为一绝,太宗所藏二王真迹,也大都由虞世南鉴定。虞世南死后,唐太宗非常悲痛,认为从此无人可以论书,颇为伤感。这时,魏征就把褚遂良推荐给唐太宗,并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之体。”[17]从此,褚遂良就继虞世南成为唐太宗的书法老师,颇受器重。“太宗尝出御府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出,一无舛误。”[18]
褚遂良为贞观名臣,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曾封河南郡公,人称“褚河南”。他擅长真书,书学王羲之、虞世南、欧阳询,能登堂入室,又能别开生面。其书法融欧、虞为一体,方圆兼备,波势自然,富于变化,丰艳流动,节奏感较强。张怀瓘在《书断》中称其书法“若瑶台青琐,窗映青林,美人婵娟,不任罗绮,增华绰约,虞、欧谢之”。唐韦续《九品书》又评其书法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他的碑刻作品有《孟法师碑》、《伊阙佛龛碑》、《房梁公碑》和雁塔、同州两《圣教序》;行书真迹有临《兰亭集序》、《枯树赋》;还有楷书真迹《倪宽赞》等。
褚遂良和欧阳询都宗法二王,又都受北方风格的影响,融南北风格,推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就此而言,褚遂良更为突出一些。
唐初书法大都是师承智永一派,智永又承继王羲之,加上太宗、武则天都喜欢王字,所以初唐名家都学王字,善用辅锋,也就是兼用方笔和圆笔,成为风气。大家都这样又显得俗气,当时人讥之为“院体”。不过,这时的书法毕竟不是二王的翻版,而是在学习二王中孕育着新的生机。
三、张、李、颜的书法成就
书法至盛唐,名家辈出,诸体兼备,真草均彻底摆脱王家书派的约束形成了新的风格。真书方正宽博,雄壮朴厚,书法巨匠颜真卿为其杰出代表;草书在章法上变今草为狂草,笔法极尽变化,豪放纵逸,显现盛唐气象,以张旭、怀素为代表。汉朝以后,篆书已成绝响,隶书混同真书,至盛唐,篆隶二体又重现书坛,出现了李阳冰、史惟则等名家,他们的隶书,结体用笔皆变汉法,规矩严于汉隶,另辟唐隶一体。行书新风貌始于李邕,发展到颜真卿则完全摒弃二王风韵。以下仅对张、李、颜书法作一介绍。
张旭,字伯高,吴(今江苏苏州)人,曾官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擅长真、草,又以草书著名,号称“草圣”。他的书法学自舅父陆彦远,彦远为陆柬之之子,柬之是虞世南的外甥,追根溯源还是宗法二王,承继智永、欧、虞等人,风格较高,当时有“乔松倚壁,野鹤盘松”[19]的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