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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和同为一家 各族文化的交汇（第2页）

北方各族当时大多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制时代，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都比较落后，他们在与中原王朝的接触中，受到内地先进的社会制度的影响，逐步走向封建化，政治组织形式也日益健全。突厥启民可汗附塞时，隋炀帝曾几次率百官侍卫到启民可汗牙帐巡幸。隋亡后，炀帝的孙子杨政道逃入突厥，在突厥的汉人“悉隶之，行隋正朔，置百官于定襄城”[15]。汉人的政治制度对突厥必然会产生一定影响，贞观四年以后，突厥受汉人政治制度的影响更大，据《阙特勤碑》及《苾伽可汗碑》的记载：“突厥伯克弃本族之称号，而用唐家的称号。……其间各地悉尊大唐天子而行其国之法度。”回纥的政权组织主要沿用突厥制度，但其可汗世代接受唐朝的封号，所以也采用了较多的唐朝的官号，在政权组织中设置外宰相、内宰相、都督、将军、司马等官。甚至黠戛斯的官职中也有宰相、都督、职使、将军等，这都是受唐朝影响的痕迹。

中原文化向北方草原的传播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北齐时，《净名》、《涅槃》、《华严》等佛经就由汉人传入突厥。后突厥汗国时，汉族的手工工艺技术传入突厥。在阙特勤死时，唐玄宗派金吾将军张去逸等携带“高手工匠”前去帮助建立墓碑，并刻石为像，四壁画其战阵之状。唐玄宗还亲自撰写了碑文。考古学者曾经发掘出了阙特勤的墓葬，发现其墓前雕制有与乾陵墓前少数民族首领形象相同的石像，还发现了与唐代中原建筑材料相同的莲花纹瓦当。到回纥时代，汉文化在北方草原的传播更广，回纥的历法采用的是唐开元历，直到9世纪中叶西迁后还继续使用。1928年在新疆吐鲁番出土一部《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的回鹘文译本，译者汉文造诣很深，译笔流畅，这也是汉、回鹘文化交流的一个很好例证。

回鹘文写本长卷（唐）新疆吐鲁蕃出土

在青藏高原，我国藏族的先民在7至9世纪建立了吐蕃王朝。吐蕃王朝是一个奴隶制政权，王朝的最高主宰是赞普。在唐太宗时代，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他主动与唐朝修好。自文成公主入藏和亲，从此汉藏“和同为一家”，唐与吐蕃世世为甥舅之国。双方前后举行较大的会盟8次，公元823年立的“唐蕃会盟碑”，至今仍竖立在拉萨大昭寺的门前，成为汉藏人民友好的历史见证。

自文成公主入藏后，松赞干布就“袭纨绮，渐慕华风”，于是就派遣一些贵族子弟到长安国子监学习“诗书”[19]。金城公主入藏时，又请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汉文典籍由此传入吐蕃。金城公主还将在唐流行的龟兹乐带入吐蕃，使吐蕃人对唐乐倾慕不已。长庆时，唐朝使臣到吐蕃时，赞普欢迎唐使，“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绿腰》、杂曲”[20]，百伎皆汉人。到现在，拉萨还保留有很多唐时的乐器。

佛教传入青藏高原也与文成公主有一定关系。吐蕃人原本信奉的是苯教，这是一种崇拜自然神灵和精灵鬼怪的多神教。在公元5世纪拉脱脱日年赞赞普在位时，有人曾把梵文佛经带入吐蕃秘密收藏。文成公主信佛，入藏时车载释迦佛像，还带去了360卷经典，加之尼婆罗芝尊公主从印度带入一些法物，佛教开始流传。建中年间，吐蕃又请唐朝派遣高僧去讲经，唐“遣僧良琇、文素二人行，每人岁一更之”。在赤松德赞赞普在位时（742年—797年），正式奉行“无上正觉佛陀教法”，将佛教定为国教。

大理崇圣寺三塔

文成公主入藏时，曾带有医方100种，医学论著4种，诊断法5种，医疗器械6种。8世纪赤松德赞的御医玉妥、元丹贡布，就吸收唐内地以及印度、尼婆罗、大食的医学成就，总结前人经验，写成藏医藏药学上的《四部经典》、《居希》（包括《扎居》、《协居》、《门阿居》、《其马居》），成为我国古代医学的宝典。

在云南滇池地区，隋唐时期分布着西爨、东爨等一些蛮族部落。西爨又称白蛮，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东爨又称乌蛮，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为主，分为6个大部落，称“六诏”。8世纪上半叶，南诏王蒙皮逻阁得到唐玄宗的支持，逐步统一了六诏，建立了一个以大理为中心，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南诏奴隶制政权。南诏通过接受唐朝的册封，确立了与唐的藩属关系，从而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有字瓦（唐）

南诏对吸收汉文化一直采取非常积极的态度。南诏王阁逻凤“不读非圣之书，尝学御人之术”；异牟寻“颇知书，有才智”，他在给唐西川节度使韦皋的信中也说南诏王室世代“人知礼乐，本唐风化”。在8世纪末9世纪初，异牟寻派遣许多大臣子弟到成都“就学”，“教以书、数，业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如是五十年。……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21]。汉族文人流寓南诏的也很多，有的还做了大官，如相州人郑回，官至清平官。这都促进了汉文化在南诏的广泛传播。

南诏的政治制度大体是仿效唐朝，王下设清平官、酋望、大将军，清平官相当于唐朝的宰相。中央官署有士、户、法、兵、客、仓六曹，后又扩为“九爽”，颇有唐六部九寺的影子。

经济上，南诏也实行授田制度，是效法唐的均田制。从唐高宗、武则天时代开始，唐朝多次赐“锦袍、金带、缯彩”等丝织品给南诏。大和三年（829年），南诏从成都掠去“子女工技数万……南诏自是工文织”[22]。此外，南诏人的耕作方法及房屋建筑都“悉与汉同”[23]，足见汉文化对南诏的影响之大。

滴水瓦·方形花砖·莲花纹瓦当（唐）1958年云南巍山龙圩山南诏遗址出土

南诏通行汉文，流传至今的《南诏德化碑》、《崇圣寺钟铭》、《石钟山石窟题记》、《南诏铁柱铭》等都是用汉文写成的。唐朝儒学、诗歌、书法、音乐、佛教、道教都传入南诏。南诏诗人杨奇鲲、杨义宗的佳作《途中》、《题大慈寺芍药》、《洞云歌》流传至今，被收入《全唐诗》。“书圣”王羲之在南诏极受尊宠，被立庙祭祀，学习书法的人很多。唐朝还曾将“胡部龟兹音声二列”送与南诏。南诏早期信奉天师道，唐朝晚期，“婆罗门”和瑜伽密宗传入，“阿阇黎教”盛行。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隋唐五代时期，唐朝和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极密切，中原地区的铁器、金银器、瓷器、丝织品、茶叶及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通过经济交流，大量输入少数民族地区，丰富了少数民族的物质生活，中原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政治组织制度，促进了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汉族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就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既有利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也发挥了增加我国各民族内在凝聚力的作用。

三、少数民族对隋唐文化的贡献

中华文明是由我国各民族的先人们共同创造的，绚丽多彩的隋唐文化中，就有不少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成分。

首先，隋唐五代时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经济交流极为频繁，边疆各族以贸易、进贡的形式，将边疆地区出产的各种物品，即所谓“方物”，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极大地丰富了唐人的物质文化生活。

北边各族向内地输送的主要是畜产品和狩猎品。唐朝初年，因内地缺马，常以互市的形式，向突厥、党项市马、牛、羊；唐与回纥的绢马贸易，换回了大量的马、骆驼，其中有许多被用作畜力，推动了内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西域产名马，隋炀帝时通西域，就常“责其名马”[24]。龟兹、焉耆也常向内地进贡名马。另外，南诏的越睒有一种“日驰数百里，世称越睒骏”的良马，唐时也传入内地。据统计，唐代引进边区少数民族及外国马匹的种类达83种之多，对内地马种的改良，起了较大的作用。[25]各族还常把狩猎品作为珍奇进献给唐朝，如回纥进送的貂鼠裘，吐蕃进送的獭褐、犛牛尾，南诏进贡的犀、象，及渤海进贡的海豹皮、貂鼠皮、“海东青”等。

金银、玉器及各种珍奇宝物的进贡，也是一个重点。如：回纥进贡的鸭头子玉带，吐蕃进贡的金胡瓶、金盘、金碗，南诏进贡的铎鞘、浪剑、郁刀、琥珀，渤海进贡的玛瑙杯及人参等珍贵药材。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优质水果，也传入内地。如南诏传来的石榴，“子大，皮薄如藤纸，味绝于洛中”，还有一种蔓胡桃，也“出南诏，大如扁螺，两隔，味如胡桃”[26]。

唐太宗还从高昌引进了葡萄酒的酿造法。《南部新书》记载，唐太宗“收马乳蒲桃种于苑，并得酒法，仍自损益之，造酒成绿色，芳香酷烈，味皆醍醐，长安始识其味也”。由此，“葡萄美酒”盛传于唐人之口，甚至在河东太原，也出产一种名为“燕姬葡萄酒”的美酒。

这些物品的输入，其作用绝不可轻视，每一件小小的东西，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引发唐人的想象力，从而有可能改变其生活模式。

其次，隋唐时期，周边少数民族与中央王朝的人员往来极为频繁，“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屡见。商人、留学生汇聚京师，还有许多突厥人、回纥人、昭武九姓胡人，长期滞留内地，他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对内地人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唐代风行的打马球，又称击鞠，它是藏族人民在我国体育史上的重大贡献，唐时由吐蕃传入内地。唐太宗曾在安福门观看“西蕃”人打马球，景云中，金城公主入藏时，吐蕃球队还与唐皇家球队举行过一场盛大的比赛。唐玄宗时代，马球运动也风行民间。

纵观中国历史，唐人的社会生活丰富多彩，臂鹰打猎，驰马击剑，赋诗沽酒，跳舞唱歌，杂技百戏，色彩纷呈。这和唐人吸纳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是有一定关系的。

最后，隋唐文化，在艺术方面的成就极高，特别是音乐舞蹈非常发达。这与唐朝能够博采外来文化的长处，有极大关系。

中国乐舞原本较质朴，以后不断吸收少数民族和外国乐舞进来，隋炀帝确定的“九部乐”中，就有龟兹乐与疏勒乐。唐太宗又增加了高昌乐，合称“十部乐”。后来唐人又将燕乐分为“立坐二部”，属于立部伎的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凡八部。“八部乐”大多为新制，自《破阵乐》以下，“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振百里”。属于坐部伎的有《燕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寿乐》、《龙池乐》、《破阵乐》，凡六部，大多为武后、玄宗时所造。“自《长寿乐》以下，皆用《龟兹乐》，舞人皆著靴。”[31]说明这些新制燕乐吸收了很多少数民族乐舞的优秀成分。另外，开元、天宝时颇负盛名的《霓裳羽衣舞》，也是唐玄宗根据西凉乐舞加工润色而成的。“胡部新声”不断进入隋唐宫廷，是唐代文化融合的一个重要内容。

唐朝还从西域传入许多杂技乐舞，如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等。健舞曲有《稜大》、《阿连》、《柘枝》、《剑器》、《胡旋》、《胡腾》，软舞曲有《凉州》、《绿腰》、《苏合香》、《屈柘》、《团圆旋》、《甘州》等。其中胡旋、胡腾、柘枝三大健舞最受唐人欢迎。

在绘画方面，隋唐之际有名的画家尉迟质跋那与其子尉迟乙僧，都是于阗人，画史上称为大、小尉迟。尉迟乙僧“善画外国及佛像”，他的画风属于凹凸派。中国唐朝以前的绘画以线条为主，盛唐大画家吴道子受尉迟乙僧画法的影响，以凹凸法渗入人物画中，山水树石画也别开生面，发展出后代的晕染泼墨画法，这是少数民族在我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贡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