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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谶纬符命和宗教思想（第3页）

其四，文饰斋醮仪式并使之规制化，初步完成了道教理论从形式到内容的系统化过程。

道教自创立始，就存在着组织混乱、科律废弛的现象。南朝宋道士陆修静，针对这种情况，曾进行过整理道教斋醮仪范的努力，但由于当时国家分裂，他所倡导的以斋仪为主的道教，仅局限于南朝行道，故又称为南天师道。隋唐大一统局面的相继出现，为道教科仪的重新整理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这个时期道教科仪的整理卓有成效，对此做出贡献的有张万福和杜光庭。

张万福，约活动于盛唐时期。他在陆修静斋法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完善。他所编撰的科仪经文计有：《传授三洞经戒法箓略说》、《三洞法服科戒文》、《洞玄灵宝道士受三洞经戒法箓择日历》、《洞玄灵宝三师名讳形状居观方所文》、《醮三洞真文五法正一盟威箓立威仪》等。《传授三洞经戒法箓略说》分上下两卷，简述道教的经戒，根据信教对象的品位不同而授之的种种戒律。与这一著作相关的《洞玄灵宝道士受三洞经戒法箓择日历》，旨在说明道士受经戒以什么日期为最佳。这两部著作是他对经戒所作的清整。《醮三洞真文五法正一盟威箓立威仪》则是他在醮仪方面作的整理。而《三洞法服科戒文》，则是他对道教服饰制度所作的解说。张万福编录整理的斋醮科仪散佚较多，但仅从现存资料来看，亦足以说明他是继陆修静之后、杜光庭之前对道教科仪做出贡献的一位道士。他的工作为杜光庭在道门斋仪上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63]。

杜光庭，生活在晚唐五代。他是道门科仪的集大成者。他曾师从天台山的茅山派道士应夷节，既得了上清大法，也受过龙虎山天师的法箓。他尝谓道法科教，自汉天师及陆修静撰集以来，岁月绵邈，几将废坠，于是他考订真伪，条例始末，将茅山道与天师道两派的斋醮仪式，分门别类，整理成《道门科范大全集》87卷。一方面是将道教主要道派的斋醮仪式统一起来，并加以规制化；另一方面则是将其表奏、辞章、疏启、颂赞、咒、愿加以文饰，并且对各种仪式敷衍以艺术的内容。他最终完成了道教斋醮仪式的制定，他所制定的道门科范，至今仍为道教所沿用。

隋唐五代道教向义理方面发展做出贡献的，还有梁丘子（白履忠）、胡愔（见素子）之阐发《黄庭经》，张志和（玄真子）之阐发《易》理，吴筠之阐发《西升经》，李筌、张果之阐发《阴符经》，彭晓之阐发《参同契》，闾丘方远之阐发《太平经》等。

总之，唐代统治者抬高道教，尊奉《道德经》，道教徒便从宗教角度来阐发老庄思想，造作或文饰其以神仙信仰为核心的教义；援佛入道，纳儒入道，完成了道教斋醮科仪的规范，使道教从低层次的粗俗的宗教形式发展为高层次、有教养的理论形态。这不能不说是中国道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变。

三、佛教哲学的中国化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和对立。为了在中国本土上生根、发芽、成长，佛教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不断吸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养分以滋补和改造自身，经过了一个日益中国化的过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派体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佛教哲学的中国化过程，在隋唐五代时期已基本全面完成。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鼎盛阶段，这一时期的佛教宗派纷纷创立，竞标异彩。在众多的佛教流派中，有一类以继承印度佛教原型的宗派，如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创立的唯识宗、善无畏和金刚智及其弟子不空创立的密宗，由于结合中国传统思想甚少，因而思想也很少变化，没有获得重大的发展。三论宗继承印度佛教思想发展的顶峰空宗（中观派）的学说，宣扬非有非空的双重否定的思维方式。唯识宗以繁琐分析为特征，一味恪守印度佛典的教条，顽固坚持有一类人不能成佛的主张。这两宗都因不适合中国当时的现实需要，而昙花一现，无形中近于中断。密宗的一套，尤其是乐空不二的秘法，与儒家伦理思想相抵触，除在中国西藏地区流行外，在内地则遭到抵制，被限制其传播。相反，在印度影响并不很大的一些经典，如《涅槃经》、《维摩经》、《法华经》、《华严经》、《楞严经》和《阿弥陀经》等，却特别受到我国的欢迎，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以其中某种经典为依据而创立的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和禅宗，由于结合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化色彩很浓，而得到巨大发展，禅宗尤为突出。净土宗虽系继承印度佛典思想而创立，但在印度没有立宗，所以也是中国特有的宗派。这四个宗派，尤其是天台、华严、禅宗三个宗派，是隋唐佛教的主流、中国化佛教的主体，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中国佛教来自印度，又有别于印度，呈现出中国的气象和特质。中印两国的佛教，虽同是佛教，但在内涵和形象方面却又迥然不同。天台宗自辟蹊径，独造家风，其特点是标榜方便法门，借以调和中国固有的儒、道思想，从而创立中、印思想相结合的思想体系。《法华经·方便品》说：

舍利弗！云何名为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知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欲示众生佛之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悟佛知见故，出现于世；舍利弗！是为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

“佛知见”，是指佛的智慧、见解。意思是佛“唯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间，目的是为了教化（开、示、悟、入）众生，使众生都能具备“佛知见”，成为佛。天台宗由此推论佛教经典都是方便圆通，是教化众生成就佛果的手段。他们以方便法门为借口，竭力调和印度佛教和中国儒、道思想。天台宗的先驱者慧思从佛教立场出发，把神仙迷信纳入佛教。他在《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中表示，希望成就“五通神仙”，说：

我今入山修习苦行，忏悔破戒障道重罪。今身及先身是罪悉忏悔。为护法故，求长寿命。不愿生天及余趣，愿诸贤圣佐助我得灵芝草及神丹，疗治重病除饥渴。常得经行修诸禅，愿得深山寂静处，足神丹药修此愿。借外丹力修内丹，欲安众生先自安。己身有缚能解他缚，无有是处。

华严宗是在女皇武则天的直接支持下，由法藏创立的。华严宗以《华严经》为宗经，实际上又和《华严经》思想不尽相同。《华严经》重在从人类素质相同方面强调人人平等，而华严宗则着重从“自然”方面发挥无尽缘起的理论，并通过事事无碍学说的宣传，充分肯定现实社会基础的价值，美化武周统治的天下是和谐一致，其乐融融的。《华严宗》有“三界唯心”的话，着重说要求得解脱应从“心”，即人的意识状态着眼，并不是说由“心”显现、变现一切，而华严宗则以心色对立来区分主伴，视“心”为万物之主，明确宣扬唯心论。华严宗重视吸取中国学者的思想，如继承有独创精神的中国佛学家竺道生的“理不可分”的命题，重视“理”的地位，以“理”为“事”的本体。[67]与法藏同时的华严学者李通玄，青年时钻研“易”理，后潜心“华严”，作《新华严经论》，用《周易》思想解释《华严经》。澄观也吸取李氏的议论，后宗密相继用《周易》的“四德”（元、亨、利、贞）配佛身的“四德”（常、乐、我、净），乃至以“五常”配“五戒”，调和儒家思想的趋势越来越浓烈。

禅宗是继承中国传统思想和中国佛教思想而形成的独树一帜的宗派。它公开向所有印度佛教经典的权威挑战，自奉慧能的说法记录为经，称《坛经》，这是中国僧人唯一称经的著作。禅宗把过去偏重于系统宣扬佛教学说的称为“教”，而自命为“宗”，以示区别。以“宗”对“教”，也是佛教史上前所未有的。禅宗的思维和方法是，不立文字，甚至否定推思拟议，特别重视神秘直观，追求顿悟。禅宗虽然也受过印度佛教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实相无相”、“不二法门”等思想的启示，但是，从根本上说是继承中国的“得意忘言”、“取鱼忘筌”的思想路线的产物。

印度原先也有简略的判教，如《法华经》分大、小二乘，《楞伽经》分顿、渐二教，《解深密经》分有、空、中三时，《涅槃经》分五味（五时）等。在中国，判教理论在各个宗派理论上都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且内容与印度判教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判教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的现象，是中国佛教宗派的独特问题，它集中体现了中国佛教学者对外来佛教的消化吸收，表现了中国佛教的融摄性特征。

佛教哲学的中国化，还在于各宗派竞相提出简便易行的修持理论与方法。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为地地道道的中国佛教宗派，它们的宗教哲学无不张扬“心性本觉”的理论，从而与主张“心性本净”的印度佛教在佛学核心问题上划清了界限。

所谓“心性本净”是指众生之心本来就是清净的，如白纸一张，而所谓“心性本觉”则指众生本来觉悟。佛学研究家吕澂对由“心性本净”与“心性本觉”两命题所展开的不同佛学面貌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本净只不过是清净，要由清净到觉悟还有一个长距离，故印度除释迦外，别人都不是佛。而在中国，既然心性本来觉悟，那么，人人生来即是佛。与此密切关联，中国佛学遂有顿悟之说。这是因为，心性本来觉悟，只不过人们尚未觉醒，一旦当头棒喝，便大悟禅机，顿得佛果。而印度佛学根本不承认顿悟，以为心性虽本净，但却不断为客尘所杂染，要去掉客尘，必须“时时勤拂拭”，有旷日持久之功，故成佛道路异常艰难。[69]值得注意的是，性净论实际上是儒家性善论的佛教版。而“顿悟”说的产生也与中国文化的特性大有干系。南朝宋人谢灵运对此有重要论述：

华人易于见理，难于受教，故闭其累学，而开其一极；夷人易于受教，难于见理，故闭其顿了，而开其渐悟。[70]

谢灵运认为“累学”与“渐悟”这一套为印度民族所乐于接受，却不受容于华人世界，中国的民族性格决定了中国士大夫倾向于“见理”的方式学习佛教，用“顿了”的方式理解解脱。他又指出，源出中国本土的孔子学说，其特征便是注重“顿悟”，不讲“积学”。由此可见，隋唐时期佛教各派的“性净”、“顿悟”之论是为适应中国文化、融合中国文化而产生出来的中国式的佛教理论。

由“心性本觉”的命题出发，天台、华严、净土、禅宗诸派莫不提倡“方便”成佛法门。如天台宗鼓吹入山得灵芝和丹药，先“成就五通神仙”，再成为佛。禅宗鼓吹“不立文字”，自心觉悟，只要认识到“我心即佛”，“我心即山河大地”，就能彻悟佛法真谛。净土宗亦主张，修行佛法者不一定要通达佛经，广研教乘，也不一定要静坐专修，只要信愿俱足，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始终不怠，便可往生净土。颇有意味的是，净土宗的“易行”在印度本土曾被大加抨击，认为是“伫弱怯劣，无有大心，非是丈夫志斡之道”[71]。在中国，其“易行易悟”的特性却大受欢迎，被认为是“可以情悕趣入”的绝妙法门。天台诸宗倡“方便”、重易行、好简约的成佛原则，一反印度佛教教理，体现出典型的中国式性格。

佛教哲学的中国化过程，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充分开放性、高度坚韧性和善于消化的能力，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而鲜明的主体意识。

注释

[1]《王氏家书杂录》。

[2]王通：《中说·王道篇》。

[3]《中说·天地篇》。

[4]《中说·事君篇》。

[5]同上。

[6]同上。

[7]《中说·天地篇》。

[8]《中说·天地篇》。

[9]同上。

[10]《中说·问易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