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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禁锢色彩淡薄的妇女观（第2页）

文人学士家庭最普遍的方式是家长亲自执教，这种人家往往视儿女教育同样重要，从幼时起以诗赋经史文章启蒙，杂以琴棋书画，培养女子的文才和情操，如太宗宠妃徐惠自幼随父读书，“四岁诵《论语》、《毛诗》，八岁好属文……遍涉经史，手不释卷”[92]。文士宋廷芬有五女一儿，同时施教，五女皆聪慧过人，“年未及笄，皆能属文”，后来都以才学闻名于世，唯独儿子愚不可教，一生碌碌无为。[93]

在一些孤儿寡母之家，有较高文化素养和劳动能力的母亲，则担负起教育儿女的责任。如元稹8岁丧父，家贫无力延师，由母亲授书成学。又如元暧兄弟死后，子侄共7人，由林氏训导，并举进士。

更多的官宦人家和普通民户往往为女儿聘请家庭教师，学生中除主人家女儿外，常有附读的同族女子，亦有作为伴读和书童身份而就学的婢女，所请之师，有男性文人，也有女中才子，当时民间女子受教育的范围相当广泛。

按唐律规定，官员犯罪，妻女没官，或入宫中，或入教坊，但都接受一定的文化教育，如在襁褓中入宫的上官婉儿，14岁时因文学才能脱颖而出。教坊是要求学习诗文、书画、音乐、经史等课程的。

唐代妓女、女冠的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前代的妓女绝少在文学上有成绩者，唐代“凡缙绅籍没，波及妻孥，以至诗礼大家，多沦北里”[94]。这样出现了一批有相当文化素养的妓女，像薛涛、徐月英、薛仙姬即是其中的佼佼者。又唐代道教盛行，时人并不以女子出家为耻，女冠中有许多是受过教育的，产生了以李冶、鱼玄机为代表的一批女冠文人。

唐代女子教育的普及程度决定了女子文学的普遍性，以至于大诗人白居易要请街道老妇听诗改诗；王昌龄、王之涣、高适要听歌妓唱诗来定优劣。这样，唐代妇女在文学上不乏才能出众者：据《宣和书谱》和《玉台书史》所记，唐代善画而有姓名可查的女子达36人；据《唐诗纪事》、《全唐文》和新、旧《唐书》所载，有文集传世的女子达19人；据《全唐诗》记载，有事迹可考的女诗人达120人。当时有些女子还在文坛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如上官婉儿“劝帝侈大书馆，增学士员，引大臣名儒充选。数赐宴赋诗，君臣赛和，婉儿常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主，众篇并作，而采丽益新。又差第群臣所赋，赐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风。当时属辞者，大抵虽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观，婉儿力也”[95]。又薛涛文采艳丽，格调清雅，名震西南，与元稹、白居易等二十余位当朝名士结为文友，留下了五百多首诗篇，成都浣花溪旁的薛涛旧址，自唐以来，即成为文人瞻仰之地，历代修葺不衰。

唐以前妇女生活中许多有意义的现象，尚带有原始朴素的色彩。唐代社会开放，对妇女禁锢色彩淡薄，这从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成就及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生活中表现出来。宋以后理学兴起，封建礼教束缚日益严重，中国社会的风气逐渐向着与唐代社会全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唐代的妇女观在中国妇女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注释

[1]《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

[2]《旧唐书·李义府传》。

[3]《册府元龟》卷五六○《国史部·谱牒门》。

[4]同上。

[5]同上。

[6]《太平广记》卷四九九。

[7]《亭林集》卷五。

[8]《通典》卷十五《选举·历代制下》。

[9]葛承雍：《唐代知识分子的观念变革》，载《人文杂志》，1988年第6期。

[10]《通典》卷十五《选举》三。

[11]《唐摭言》卷十。

[12]《通典》卷十七《选举》五。

[13]《新唐书·柳冲传》。

[14]《新唐书·食货志》。

[15]《全唐文》卷二十四《李峤上中宗书》。

[16]《朝野佥载》卷一。

[17]《资治通鉴》卷二四二。

[18]《次山文集》卷七《问进士第三》。

[19]《新唐书·裴寂传》。

[20]《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21]《旧唐书》卷七十五史臣评。

[22]《旧唐书·张玄素传》。

[23]《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24]《新唐书·十一宗诸子传》。

[25]《新唐书·李揆传》。

[26]《资治通鉴》卷二四八。

[27]《资治通鉴》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