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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科举制度的确立与入仕途径的多元化（第1页）

第二节　科举制度的确立与入仕途径的多元化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官本位的社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他的官位，因而，做官几乎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隋唐时代，封建国家极重视学校教育，但教育的功能只是为国家培养、储备人才，以备将来之用，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真正变成国家的有用之才，则要靠科举制度。

一、科举制度的产生及其背景

隋唐科举制度是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察举制中脱胎而来的。一般认为，科举制萌芽于南北朝后期，始于隋而成于唐。在隋代还没有一个概括性的称呼，唐代则一般称为“贡举”，到宋代才正式称为“科举”。

科举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士族门阀势力的衰落和庶族寒门地主势力的兴起

魏晋和南北朝初期，士族门阀势力特别强大，他们把持仕途，通过九品中正制度，确保他们的子弟顺利步入宦海。但这种缺少社会流动的僵化机制，只能加速士族的腐朽，到南北朝后期，士族子弟发展到只懂得终日“熏衣剃面，傅粉施朱”[38]，有志读书的很少。庶族寒门地主势力乘机升进，掌机要，任典籤。随着他们的势力的不断壮大，要求仕途上的平等竞争是自然的事。

（二）中央集权的强化

南北朝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起义的冲击，阻碍统一的分裂因素减弱。北朝在5世纪末以后，一直推行均田制度，与豪门大族争夺劳动力的控制权。又实施府兵制度，中央直接掌握了强大的武装。隋朝建立以后，在统一南北的同时，不断强化中央集权，特别是把地方僚属的任免权收归中央，实现了所谓“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39]。这就要求开辟新的取仕途径。

（三）教育普及面的不断提高

魏晋南北朝后期，官学教育开始向庶族寒门开放，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年）设五经博士主五馆，“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40]；北周武帝选良家子充任太学生，这都是隋唐官学扩大学生来源的前奏。另外，社会上私人讲学的盛行，也有利于教育普及面的拓展。这一切都说明，随着庶族寒门地主经济力量的增加，受教育的机会也增多。教育普及面的拓展，也是科考制度的重要背景。

汉代以来，选士的主要方式是察举与征辟。察举时虽然有时也要考试，但主要还是靠举荐。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通过中正——士族代理人把持举荐大权，举荐时也以门第阀阅为主要依据。南北朝后期士族势力衰落，选士中的“唯才是举”问题被提了出来。萧衍（梁武帝）在齐末的奏疏中提出“设官分职，唯才是务”[41]；作为西魏北周治国纲领的苏绰《六条诏书》，谴责了“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指出“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要求“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42]。举秀才、举孝廉的察举制度又受到重视。北周宣帝初即位的《诏制九条》中，就讲到“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上州上郡岁一人，下州下郡三岁一人”[43]。秀才主要是对策，孝廉主要是试经。隋朝建立后，正式废除九品中正制，但如何建立新的选官制度，隋朝基本上是沿着南北朝末年的办法继续探索。开皇七年（587年），“制诸州岁贡三人”[44]。这显然是周宣帝《诏制九条》的进一步规范化。岁贡的内涵主要是秀才和明经。“明经”之名早见于汉代，《颜氏家训·勉学篇》中讲到梁朝贵族子弟“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明经和孝廉都是试经，在隋代合而为一。隋文帝开皇九年诏书讲到官学“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末有灼然明经高第”，仁寿元年（601年）因此废太学、四门和州县之学。隋代的明经因而较少，开皇时见于史籍的只有韦云起一人。“博学高才”的秀才科要求很高，一般士子不敢应举，隋炀帝时，就创设了一个同样是对策的新的考试科目——进士科。于是，进士与明经成为常举的主要科目。上述情况表明，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意味着“正式设立了每年举行的常贡”[45]。唐朝建立后，在武德四年（621年）颁布敕令：“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46]唐朝的乡贡制度与隋“岁贡三人”制度的渊源关系是很清楚的，把“诸州岁贡三人”与进士科的创立，作为科举制创立的标志是有道理的。

南北朝末年的举秀才、孝廉和明经射策，门第限制已经放宽，成为寒人入仕的途径[47]。在废除九品中正制的隋代，明经、秀才及进士科以考试（射策）成绩作为去取的标准，正是庶族寒门地主在仕途上要求公平竞争的反映。

科举制度在隋朝还处于探索阶段，很不成熟。隋朝官吏的选拔，除许多贵族子弟依靠父祖资荫取得官职外，隋王朝还多次下诏“分科举人”。比如在开皇二年（582年），诏举贤良。开皇十八年（598年），诏令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仁寿三年（603年），隋文帝又诏：“其令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知古今，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举。”[48]隋炀帝在大业三年（607年），也下诏天下，令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才堪将略和膂力骁壮十科举人。这种分科举人，基本上说还是汉魏以来荐举制度的延续。这些被举的人是否要参加考试，不得而知，但对举荐的人才的要求，却与过去有所不同。过去举荐人才多强调“德”的方面，而隋朝“分科举人”强调的是“才”，“清平干济”、“执宪不挠”、“才堪将略”是“干才”，“明知古今，通识治乱”、“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是“才学”，这也是科举制度以才学作为取士标准这一精神实质的体现[49]。

科举制创立于隋，但隋朝极短暂，加之史料记载的缺乏，隋代科举制仍很不完善。科举制的许多方面，是在唐朝才逐步完善起来的。

二、唐朝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

唐朝继承并发展了隋朝的科举制度，在考试科目、考生解送、考试方法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

唐朝的科举分为常举与制举两种。制举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常举是“常贡之科”，基本上是每年都要举行的。

常举的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和明算六科。另外还有武周长安三年（703年）创立的武举和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创立的道举。秀才科因为难考，在永徽二年停废，明法、明算、明书科属于专门人才选拔科目，一般士人应考的科目主要是进士和明经。

参加进士与明经考试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是州县的贡生，一是学馆的生徒。学馆的生徒主要是两京国子监的生徒，他们在馆学成后，经国子监考试，一般通二经以上，就可被举送到礼部参加考试，争取明经或进士及第。

州县的贡生是按照乡贡制度取得应考资格的。按照唐朝的规定，地方上的学子们每年要“怀牒自列于州县”，也就是拿着自己的报名材料到本贯州县报名，先由各县县尉主持初考，然后由府州复试，选拔优异者给予解状，在每年十月份随各州进贡物品“解送”到京，参加尚书省的科举，这叫“贡士”。

唐朝乡贡始于武德四年（621年），在唐初一直严格按规定举送，到武则天时代，由于当时学校废隳，乡贡大行，士子们争着在各地假名就贡，投牒取解不再限于本贯。天宝以后，京兆、同华的贡士容易被录取，士子们就争着在此地取解。也有的士子们为得到名人的推荐，投奔到名人的宦地，如“白居易典杭州，江东士子多奔杭取解”[50]，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被“解送”参加科考的人数，每年不等，少时千余人，多时达到六七千人。生徒与贡士的比例，在唐武宗会昌年间大约是7∶10。大体上说，唐朝后期，贡士名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贡士的名额在分摊到各州府时，也是多少不均的，比如唐后期的京兆、同华、河中州府每年可解送贡士八十余人，而一些落后地区，如福建、黔府、安南等地，每年贡士总共不过十七八人。每县平均也就一半个名额。

举子们在每年十月底汇集京师，十一月一日随朝集使参加朝见，然后到礼部交纳文状，考试的时间一般在正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