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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生气勃勃的初唐诗坛（第3页）

四杰中以卢照邻年最长。

卢照邻（637？—689年？），字昇之，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人，仕唐，初授邓王府典签，又出任益州新都县尉，因风疾去官，后疾重，不堪其苦，自投颍水而死。

卢照邻擅长七言歌行，以《长安古意》最为著名。他在这首长诗里描绘了长安社会的繁华富丽、贵族生活的豪奢****以及都市景象的喧闹繁忙，展示了统治阶级的横暴和堕落，以及他们必然走向空虚幻灭的结局。诗中哲理的升华，也是诗人积极入世思想的反映；诗中“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的爱情观，迸发着宫体诗所没有的**；“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讵相识”，体现出打破旧的家族世系与社会关系后所表现出的新的时代气息。这种新的人际关系，有着平等竞争的新意蕴，从而激励着人们建功立业的精神。诗的最后虽然也写到了作者在长安的清贫生活，但其情思不仅是回旋于个人生活的狭窄天地，而是回旋于变易不息的历史长河中，不是为了个人的悲欢离合而缠绵悱恻，而是在大的范围内思索人生哲理，这正是唐代诗人精神风貌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唐诗超越古今的生命力所在。

卢照邻曾游蜀地，又因事谪戍西边，这不仅扩大了他的诗歌题材，也影响着他的诗歌风格。他在这些地区写的《早度分水岭》及一些边塞诗，苍凉壮大，已有盛唐之气。

在四杰中，骆宾王经历最丰富，诗作也最多。

骆宾王（640—684年），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做过武功、长安主簿及长安县令等小官，不得志于官场。曾参加徐敬业反对武则天的起兵，因写《讨武曌檄》而著名。

骆宾王擅长七言诗行，代表作为《帝京篇》，内容篇幅与《长安古意》相近，但更多辞赋辅排，“当时以为绝唱”。他还久戍边地，今天看来，他的边塞诗写得更好一些，如《边城落日》：

紫塞流沙北，黄图灞水东。

一朝辞俎豆，万里逐沙蓬。

候月恒持满，寻源屡凿空。

野昏边气合，烽迥戍烟通。

膂力风尘倦，疆场岁月穷。

河流控积石，山路远崆峒。

壮志凌苍兕，精诚贯白虹。

君恩如可报，龙剑有雌雄。

诗有一种昂扬奋发的豪侠之气。而另一首《夕次蒲类津》还有一种立功边塞的豪情壮志。又如《边夜有怀》、《至分水戍》等也都是较好的边塞诗。此外，其名作《在狱咏蝉》寄悲病于比兴之中，宛转切情，在艺术上更为成熟，是初唐五律中的名作。

总之，“四杰”的诗还没有彻底从南朝宫体诗的影响中摆脱出来，但唐诗却从此展现了它无限的生命力。诗歌从狭小的宫廷生活圈子里走出来，去思索人生哲理，感叹道路艰辛，伤怀送别离去，描述边塞及自然风光，向往立功游侠，托物言志，慷慨悲歌，反映的生活面较前大为开阔了。

在四杰基础上把唐诗发展更推进一步的是陈子昂。

陈子昂（681—702年），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人，初为《感遇诗》而知名。24岁举进士，上书论政，得到武后重视，任为麟台正字，再迁为右拾遗。他支持武则天的政治改革，但也常上书指陈时弊，曾随武攸宜讨伐契丹，后解职还乡，为县令陷害，收系狱中，忧愤而死。

陈子昂在诗歌理论上，继承刘勰、钟嵘反对南朝形式主义诗风，标举“比兴”、“风骨”的传统，反对唐初宫廷诗人们所推崇的齐梁“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诗风，提倡“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所谓“兴寄”，就是要求诗歌发扬批判现实的传统，要求诗歌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所谓“风骨”就是要求诗歌有高尚充沛的思想感情，有刚健充实的内容。陈子昂继“四杰”之后提出这样的诗歌主张，对涤**南朝以来的浮艳诗风，开辟新的诗风更有着积极的意义。

陈子昂的诗较之四杰，内容更广阔丰富，思想也更复杂深刻。如边塞诗是一个传统而古老的题目，但陈子昂所写的边塞诗，有的表现了对边塞将士的爱国热情遭到压抑的同情；有的揭发了袭击吐蕃的穷兵黩武举动。他从征塞北时还写下了因将帅无能，使边民不断遭受侵害，而深表愤慨的作品。陈子昂的边塞诗表现了强烈的现实性。他比“四杰”进步的地方，就在于他敢于揭露现实的黑暗，从生活的旁观者，变为生活的干预者。这在陈子昂其他题材的诗中也得到了表现，如他对武则天倡佛教做佛事而劳民伤财，深表不满。他的《感遇》诗之十九曰：

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

黄屋非尧意，瑶台安可论！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

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

鬼功尚未可，人力安可存？

夸愚适增累，矜智道愈昏。

陈子昂的这些诗曾引起杜甫的强烈共鸣：“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也引起杜甫的深深尊敬：“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此外，陈子昂比“四杰”高明的地方又在于他不仅感悟人生，体认哲理，也关心朝政，表现出强烈的入世愿望和对建功立业的追求，如《送魏大从军》曰：

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

帐别三河道，言追六郡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