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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精湛的手工业技术（第3页）

唐三彩创始于唐初，由高宗至玄宗天宝年间进入极盛时期，安史之乱以后，日渐衰落。唐以后虽然仍生产三彩陶器，有所谓“辽三彩”、“金三彩”等，但在数量、质量、釉色、造型艺术等各方面，都不能与唐三彩相提并论，以后三彩器几乎失传。今天，经陶瓷专家的多年潜心研究，这一古老的工艺又焕发了新的色彩，制品已达数百种，远销世界很多地区。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唐三彩必将更加丰富多姿，光辉灿烂。

除“唐三彩”外，唐代金银器的制造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金银器的制造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考古资料来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产生了。秦汉以后，随着神仙迷信和炼丹术的兴盛，金银器的制造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按照炼丹家的说法：“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以此炼入人的身体，“能令人不老不死”[42]。同时，方士和炼丹家认为使用黄金做的饮食器皿，也有延年益寿、长生不死的效应。这种思想一直到唐朝仍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如“武德中，方术人师市奴合金银并成，上（李渊）异之，以示侍臣，封德彝进曰：‘汉代方士及刘安等皆学术，唯苦黄白不成，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43]唐后期李德裕也曾对敬宗说：“臣又闻前代帝王虽好方士，未有服其药者。故《汉书》称黄金可以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44]以此劝阻敬宗饵食丹药时用黄金制成的玩好。可见唐朝统治者铸造黄金器皿的目的是明确的。不过，也应该看到，金银是稀有金属，本身具有制造华贵器皿的条件，这也是统治阶级制造、使用金银器皿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狮纹鎏金银盘（唐）

1956年陕西西安八府庄出土

我国在东汉时期已经进行较大规模的金银器制造了。到了东汉末期已经有了较多纯金、纯银质地的器物。当时墓葬中随葬的金银器也日益增多。魏晋至隋代，在长沙、南京、大同、西安等地的墓葬遗址中，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金银饰物和器皿，文献上更有了关于馈赠、赏赐、贡献、偷盗、查抄金银器的记载。到唐代金银器制造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

唐代中央少府监的中尚署下有“金银作坊院”，专门制造金银器。按唐律“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45]，所以“金银作坊院”所作的金银器皿主要是供皇室享用的。此外，当时，各地官吏每逢四节还向李唐皇室贡献包括金银器在内的各种礼物，所进器物还往往刻藩镇官衔姓名，并作为考绩的根据，因此，各地官吏竞相进奉金银器，以讨好皇帝，有时数额非常之大。如盐铁转运使王播于“大和元年五月，自淮南入觐，进大小银碗三千四百枚”[46]。但皇帝并不因此满足，还不断向各地宣索；并于唐宣宗大中八年创建了另一个专门为皇帝打造金银器物的作坊文思院。

鎏金银薰球（唐）

1963年陕西西安沙坡村出土

当时皇室拥有大量的金银器，除供自己享用外，还用以赏赐臣下，收买异己，赠予佛寺，或作为民族贸易交往的珍品，往往数量都很大。如高宗李治为了得到大臣长孙无忌的支持立武则天为皇后，曾“密遣使赐无忌金银宝器各一车”[47]。又如玄宗曾为安禄山治第于亲仁坊，“既成，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重要的金银器有“银平脱屏风，帐方丈六尺；于厨厩之物皆饰以金银，金饭罂二，银淘盆二，皆受五斗，织银丝筐及笊篱各一；他物称是”[48]。

唐代金银器在今天不断被发现或被发掘出土面世，从文物的种类看，也非常繁多，银器有银盒、银盆、银盘、银罐、银笼子、银椁等；金器有金碗、金笄、金腰带、金棺等。而且做工都非常精致。如1970年在西安出土的金花鹦鹉纹提梁银罐，高24。2厘米，下底直径14。3厘米。罐外壁刻有鹦鹉和鸳鸯，周围饰以环状花枝，所有纹饰都镏金。同时出土的还有刻花莲瓣金碗，碗高5。5厘米，口径13。7厘米。碗外壁捶出两层莲花瓣，莲瓣内刻有鸳鸯、鸭、鹦鹉、狐及卷叶花饰。这两件文物都是很难得的精品。更值得提到的是，1987年对法门寺地宫的科学发掘，共得到唐皇室御制和内库供奉的金银器121件（组），其系列性、集群性之强、文化内涵之丰富均为我国唐代考古所仅见。

银簪、银钗（唐）

法门寺这批金银器，制作富丽堂皇，极为精美，除日常生活用品外，还有成套的茶具和各式各样的熏香用具及许多与佛教有关的金银器皿，其中金银法器、供养器，及瘗藏舍利的容器，既是难得的艺术珍品，也是研究佛教考古的宝贵资料。其制作以皇家的文思院为主，代表了唐代金银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莲瓣花鸟纹高足银杯（唐）

1963年陕西西安沙坡村出土

这批金银器中錾铭文字的约占总数的1／4，内容都有一定的叙述式，即负责制作的部门，制作的原因、时间，器物的名称、件数、重量、质地、工匠、僧人、监制官及职衔等。这对鉴定文物，研究特定时代的生产和工艺水平、内官设置、社会关系、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佛教发展趋势等问题，都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49]

三、火药的发明

火药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早期的火药是黑色的，是把硝石、硫黄和木炭三样东西研成粉末，按照一定的比例配制而成的。硝石、硫黄和木炭的比例，一般是75∶10∶15。其中硫黄是一种矿物，大约在西汉年间，我国湖南就发现了丰富的硫黄矿。以后，在今山西、河南等省，也陆续发现了硫黄矿。西汉刘安的《淮南子》一书中，就有硫黄的记载。硝石也是一种矿物，产于今四川、甘肃一带。另在我国华北各地，许多低温地方的墙根上，常常长着硝的细微白色结晶，叫做“墙霜”，这可能是我国早期硝石的主要来源。在古代硝石的名称很多，因其能发烟发火，被称为烟硝或火硝；因其有苦味，又被人称为苦硝；因其出产在地上，颜色如霜，又被称为地霜。西汉时的《神农本草经》中已记有硝石，可见硝石在西汉或西汉以前就发现了。木炭是很常见的，因为我国古代早期还没有发现煤，人们主要砍伐树木烧，或把树木烧成木炭做燃料。当然它发现的年代也比硫黄和硝石早得多。硫黄和硝石都是医用的药物，和木炭混在一起会发火，因此，人们把这三样东西的混合物叫做“火药”。

火药的合成，起源于我国古代的炼丹术，而炼丹术又是我国冶炼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早在殷商时期，我国就开始大量生产青铜器了。当时的青铜器造型复杂，非常美观，说明我国冶铸技术已经相当发达。我国冶铁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大约在春秋中期，我国已经发明了生铁冶炼技术，春秋后期已经出现了铸铁工具。战国、秦汉以来，我国的炼钢技术也有了较大的成就。劳动人民在冶炼金属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化学知识，也创造了很多采矿和冶金方法。

在战国到西汉时期，有些人把冶金技术运用到炼制矿物药方面，梦想炼出长生不老的仙丹；或者炼出更多的金银来。这就产生了炼丹术，同时也出现了称为“方士”的炼丹家。这些炼丹家并没有炼成仙丹，也没有炼出金银，但却在一次又一次的冶炼过程中，积累了新的冶炼经验和化学知识，促进了我国古代化学的发展。我国火药的发明和发展，就与炼丹术有着很大的关系。

炼丹家起先是建造炼丹的炉灶，找来一些矿物和植物，炼制丹药，不久，就出现了专讲炼丹的著作，著名的有东汉末年魏伯阳写的《周易参同契》，书中提到炼丹所用的一些矿物，其中就有硫黄。

魏晋南北朝时期，炼丹风气更盛，东晋葛洪的名著《抱朴子》，所载的炼丹原料中，有硫黄和硝石。

唐初，著名的药物学家孙思邈，也长于炼丹术，他写了《丹经》一书。书中提到了“内伏硫黄法”，就是用硫黄二两，硝石二两，研成粉末，放在砂罐里。之后，在地上掘一个坑，把锅放入坑内，锅顶和地面齐平，锅周围用土填充。然后用皂角子三个，点火放入锅内，使硫黄和硝石燃起焰火。等火焰刚息，再用生熟木炭三斤来炒，等木炭烧完1／3，趁未冷却即取出混合物，就叫做“伏火”。“伏火”可以说是我国见于文献记载最早的火药，所讲的硫黄、硝石、木炭正是配制火药的主要原料。不过火药的产生要比孙思邈生活的初唐为早。

据《太平广记》卷十六《杜子春》引《续玄怪录》记载，周隋间人杜子春追随一道士修炼金丹，五更起来，见炼丹炉“紫焰穿屋上，大火起四合，屋室俱焚”。这描述的正是火药燃着的场景，如果这不足以证明火药产生于唐朝以前的话，仅就孙思邈所记载的情况来看，他并不是记述自己的发明，而是记述当时“伏火”的制造情况，也就是说“伏火”的发明当比孙思邈的记载要早。

炼丹术是一种方术。在我国古代，方术和军事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古代有些兵书里谈到方术，有些方书里也谈到军事。火药发明后，首先被用到军事方面，大约在唐末，已经用火药制造武器了。据宋人路振的《九国志》记载：唐哀宗天祐（904—907年）初年，郑璠攻打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曾用“发机飞火”烧毁豫章的龙沙门。“飞火”可能就是火炮一类的东西，火炮又为何物？这应从最初的“炮”谈起。

古人打仗，近距离用刀枪，远了用弓箭，后来又用抛石机，把大石球抛出去，较远距离的打击敌人，这抛石机就是最初的炮。炮就是抛的意思，因最早抛的是石头，所以“炮”最初写成“砲”，不过“炮”字也早已产生，但指的是一种烹饪方法，或者是一种制药方法，至于“炮”字用来指武器，那是火药发明以后的事情了，也就是用抛石机去抛掷火药。郑璠所用的“发机飞火”，就是把火药包装在抛石机上，用火点着，向敌人抛过去。这种火炮，可以说是最早用火药制造的燃烧性武器了。

唐以后又用火药制成火箭、爆炸性武器、管形武器、金属武器等，从而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对人类战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