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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和亚洲各国的文化交流（第2页）

复次，是中朝两国书法、绘画方面的交流。由于历史文化的影响，朝鲜书法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笼罩着因陋沉滞之风。清前期，随着两国文化领域交流的深入和扩大，特别是书法家的相互往来，朝鲜的书法界风气逐渐发生了变化。朝鲜书法家李麟祥等前来清朝，受到当时中国书法界的影响，特别是在篆隶方面大有长进。清朝著名学者叶志诜、翁树崐等人也访问过朝鲜，带去了中国的书法艺术。这样，朝鲜书法界发生了很大变化，因陋凝滞之风为之一扫，而变成欣欣向荣，异彩纷呈。刘镛、翁方纲等清前期著名书法家的作品都出现在了朝鲜的书坛上。金正喜、姜世晃等新一代朝鲜书法家成长起来，他们以擅长的汉隶，推动了朝鲜书法的发展。

顺治二年（1645年），清朝画家孟冰光来到朝鲜，并在那里留居四年。朝鲜画家李明郁向孟冰光学习作画技巧，从而使清初的绘画技艺和风格影响了朝鲜。此外，清前期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寿平的画风，在朝鲜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在中国画风格的影响下，朝鲜产生了一批文人画家，代表人物有李麟祥（1710—1760年）、姜世晃（1713—1791年）、申纬（1769—1847年）等人。李麟祥作画构图简洁。姜世晃多次来过北京，他的画在中国很有影响，特别是山水画、花鸟画，具有中国南宗画派的风格。申纬的画文人气息浓厚。

最后，是活字印刷术在中朝两国人民之间彼此流传，互相推进，更反映了中朝文化的息息相关。中国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传到朝鲜后，朝鲜人民在泥、木活字的基础上，创用了铜活字印书，以后又开始用铅铸字。中国受朝鲜印刷术影响，也开始用铜活字印书。乾隆年间，中国又用木制活字印书，这就是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这种木活字法又传入朝鲜，给了朝鲜印刷事业的发展以很大促进。

三、和琉球的文化交流

琉球位于中国东方，“在福建泉州府东海中”[41]，是清朝的“属国”。琉球和清朝在政治、经济方面关系密切，在文化上也有着广泛的交流。一般说来，琉球每隔二年派使团前往清朝一次，清政府在福建建有柔远馆驿，接待琉球使臣。

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康熙十二年（1673年），琉球在其国内久米村泉崎桥北创建了文庙，庙中制度俎豆礼仪完全遵照中国典籍《会典》中的有关规定。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琉球国又在文庙南建明伦堂，称府学，以久米大夫通事一人为讲解师，每月吉日读中国典籍《圣谕衍义》，三六九日，紫金大夫到讲堂，整理中国往来的贡典，察看学生的勤惰，选择其中才能突出的人作为官员的候选人。对于八岁刚入学的人，则从通事中选择一人为启蒙老师进行讲授。

嘉庆三年（1798年），琉球国王尚温在他的王府北面建立了国学1所，乡学3所，系统学习中国文化。琉球国的学生先入乡学学习，然后再选拔一部分成绩优秀的进入国学学习。嘉庆七年（1802年），琉球那霸地方的官民集资，经过琉球国王批准，又建立了4所乡学。琉球王国兴建乡学、府学和国学，促进了中琉两国的文化交流。

琉球王国医药学家吴继志和中国北京同仁堂医药专家周之良、邓履仁、吴美山交流医药学知识的事情，是中琉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原来，琉球医药学家吴继志仰慕中国文化，对中国医药学尤有研究。他历经多年，采集了琉球各岛屿的药材一百多种，或画详图，或制标本，写成《质问百草》一书，在琉球很有影响。吴继志的父亲也精通中国医药学，且多次前来中国，搜集药方，购买药材，对中国医药学界的情况比较清楚。为了验证《质问百草》一书的学术水平，吴继志经过父亲同意后，决定前来中国北京同仁堂药铺，向同仁堂的专家征求意见，进行辨证。除同仁堂外，吴继志还通过来过中国的人介绍，和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山西等地的医药学家取得了联系，总计有46人。就在吴继志要启程来中国的时候，他突然病倒，只好把校正《质问百草》的事情托付给准备前来中国北京的纪之诚、金文和二人。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一月下旬，纪之诚、金文和到达中国北京后，立即通过礼部进行安排，会见同仁堂中医药专家。同仁堂中医药专家周之良、邓履仁、吴美山三位药剂师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抓紧时间研读《本草纲目》，选读同仁堂以往的配本。众所周知，《本草纲目》是中国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编写的，全书收载药物1892种，载入药方11096个，还绘制了1160幅插图，形象地表现了各种药物的复杂形态。该书问世后，很快传到包括琉球在内的许多国家。乾隆四十九年二月一天，琉球使者纪之诚、金文和来到同仁堂，献上了吴继志著《质问本草》一书，并请周、邓、吴三人给以校正。双方经过笔问笔答后证实，《质问百草》前半部分所列草本、木本共50品，《本草纲目》中有14品，同仁堂药目中有2品。这16品药材的制法在《本草纲目》中都有说明，其他数品不见于《本草纲目》和同仁堂药目，当为琉球王国特产。对于同仁堂专家的鉴定，纪之诚、金文和非常感动。半年以后，周之良等人收到了来自琉球王国吴继志署名的亲笔信，信中饱含着琉球医药学者对同仁堂人的深深尊敬。[44]

四、和越南的文化交流

越南是中国南方的近邻。清代前期，越南是清朝“属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存在着广泛的联系。

清初，为了反抗满族贵族的民族压迫，有许多中国人进入越南境内。著名学者朱舜水在定居日本以前，在顺治二年（1645年）和八年（1651年），曾两度寓居越南，还和越南国王会见，受到礼遇。越南广南中部会安地方，“沿河长街三、四里，名大唐街，夹道行肆比栉而居，悉闽人”[45]。“会安、明乡二社，南滨大江，岸两旁瓦屋蝉联二里许，清人居住，有广东、福建、潮州、海南、嘉应五帮，贩卖北货中有市亭会馆，商旅凑集，其南茶饶潭为南北船停泊之所，亦一大旅会也。”[46]大量的中国人进入越南，为中越两国的文化交流创造了直接的条件。

清前期中越两国文化交流，首先表现在语言文字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越南都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越南人民后来创造了本国文字“字喃”，与中国汉字关系也很密切。它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形式表达越南语言。清前期越南出现了许多用字喃写成的文学作品，以及大量碑刻，其中保存了不少中国古代音韵的材料。

由中国传入越南的印刷术在清前期有了长足的发展。越南民间刊刻的许多佛经，大多仿中国式样，注明某堂、某斋、某地藏版。

越南象牙

中国的历法对越南产生了影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清政府重修历法，编成《历象考成》一书。后来，越南使臣来到北京，得到该书，带回国内。参考《历象考成》，越南编成了《协纪历》。在《协纪历》中，采用了中国历法家创造的二十四节气，以及干支纪日。

中越两国在文学艺术上相互影响。越南黎贵惇（1726—1784年）是著名的汉文文学家，曾出使中国。他的《北使通录》、《全越诗录》等著作在清朝有一定影响。郑怀德（1764—1825年）也是越南著名的汉文文学家。他曾组织“平阳诗社”，以诗会友。他的诗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在清朝亦有一定的影响。中国的文学在越南影响很大，《红楼梦》等著作在越南人民中广为流传。此外，越南戏剧服装、音乐、演出方式等，同中国戏剧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越南制造的文房四宝很有特色。雍正八年（1730年），越南为了答谢雍正皇帝所赐书籍等物，贡奉了金龙黄纸200张，玳瑁笔100支，斑色砚2方，土墨1包。[47]

越南的史学是在中国史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张登桂等编纂的《大南实录》，多达453卷，记载了不少清朝的史料。中国的方志学也影响了越南的学术界。由于乾隆年间清政府所编《大清一统志》的影响，越南陆续编出了《嘉定通志》、《一统地舆志》、《大南一统志》等著作，这些书的体例完全仿照了清朝的《大清一统志》。

中国的数学在越南早已广泛传播。清代前期，算盘又传入越南，直接推动了越南数学的发展。特别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明代著名数学家程大俭编写的《直指算法统宗》一书翻刻后，传入了越南，这部关于珠算的入门书更有力地推动了珠算在越南实际生活中的应用。[48]

五、和缅甸的文化交流

缅甸也是中国南方的近邻。明清交替之际，随着抗清斗争的失败，一部分中国人随永历帝进入缅甸境内。顺治十八年（1661年），吴三桂率清军入缅，擒拿永历帝，一部分清军官兵流落在缅甸。乾隆年间，清朝和缅甸发生战争，战后，清朝官兵“二千五百人仍羁缅京，或事种植，或事工艺，并娶缅妇为妻”[49]。此外，在和平的岁月里，随着两国边境贸易的开展，一部分中国人也留居缅甸。在缅甸的中国人对缅甸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促进了中缅之间的文化交流。

首先，移居缅甸的中国人，把大乘佛教思想传入了缅甸。康熙二十年（1681年），云南景东府贡生张保太在鸡足山修行，他的弟子张晓宣传弥勒佛降生的教义，这样，佛教的这一教派遂在鸡足山地区盛行。这期间，正值云南人移居缅甸的高峰期，移民中大部分信仰鸡足山的弥勒降生说。于是，在中国移民的影响下，缅甸也兴起了信仰弥勒佛的**。[50]

其次，移居缅甸的中国人，把中国的建筑艺术传播到了缅甸。缅甸都城曼德勒有许多中国风格的建筑物，它们的设计者和督造者多是中国移民。旅缅滇侨尹蓉建造的腾越会馆，门前刻写着中国对联：“苍山东峙，回首多情；黑水南来，同舟共济。”[51]中国移民还把修造百叶窗以及车辆的技术传播到了缅甸，使缅甸人的日常生活中具有中国人的习俗。同样，由于中国移民的影响，缅甸人的服饰、工艺美术品，也都具有中国人服饰和工艺品的特点。这些正是中缅两国文化交流的产物。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前来中国的缅甸使团中，有些人是多次前来中国的，他们精通汉语，为中缅文化交流做出了直接贡献。例如乾隆六十年来中国的缅甸使团中，有名叫孟干的，就曾把中国的《康熙字典》、《渊鉴类函》、《朱子全书》、《本草纲目》等书带回缅甸[53]，促进了中缅文化的交流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