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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嘉道之际学术思潮的变动（第1页）

第三节　嘉道之际学术思潮的变动

乾嘉时期，是清朝由强盛到衰弱的转折点。社会日渐衰落使一代学人开始发出对新学术需求的呼唤，具有经世特点的今文经学异军突起，形成常州学派，经魏源、龚自珍的推崇，发展成一股经世思潮，遂成为嘉道时期的学术主流。

一、今文经学的复兴

乾嘉时期，汉学“如日中天”。随后今文经学异军突起，“翻腾一度”，遂发展为常州学派。这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康乾盛世”为清代鼎盛时期，然而统治者为长期的和平享乐所腐蚀，乾隆中期以后出现种种衰象，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这些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揭开其“繁荣”、“盛世”的外表，暴露了腐朽、溃烂的本质。面对社会所出现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统治阶级感到有必要进行一次社会改革运动，以期自救。今文经学正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开始复兴的。

今文经学兴起也有其学术原因。乾嘉汉学是在清初批判理学的思潮中发展起来的。清初诸儒对明季理学空疏不稽之风的针砭，使治学之风向敦厚朴实的方向转变，开始专心于古代经传注疏的发掘。顾炎武首导“经学即理学”，力攻音韵训诂之学，阎若璩辨晚出《古文尚书》之伪，胡渭疑宋《易》图书之说，动摇汉以下经学的地位，把后继学者引向汉学，推尊东汉许慎、郑玄之学。乾嘉学派肇兴，“家家许郑，人人贾马”，崇汉，以古为是被学术界所认同。惠栋恪守“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信条，自皖派出，东汉训诂考据之学如日中天。在这一以古为是的学风下，一些学者从对魏晋以下经学产生怀疑推及到东汉古文经学。在他们看来，既然崇古，东汉古文经学晚于西汉今文经学，今文比古文更古，不如尊信西汉今文经学。这样他们便借崇古，由东汉而上推西汉，进而提倡今文经学。这表明，今文经学的复兴是崇古学风的必然产物。

从学术与社会的关系看，今文经学代替推崇古文经的汉学是因为它能通经致用，今文经学具有经世的这一特点也是其复兴的原因。乾嘉之世，汉学大盛，其学风以训诂名物考证、章句注疏、佚文钩辑、言言有据、字字有考为特征，这种经院式的研究，使学术陷于繁琐破碎、泥古墨守的窠臼，而忽视了会通和对微言大义的探求。在社会出现危机时，汉学家们不可能担当起补偏救弊、挽救社会的作用。而乾嘉之际，正是清代由盛到衰转变的开始，一些有识之士看出了盛世下面所潜伏的危机，思图补救，便率先起来致力于扭转学术界风气，以期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他们所面对的汉学，由于只重文字训诂，无法济世，而理学虽讲义理，但长期处于批判的地位，一蹶不振，也完成不了这一使命。于是便转向具有经世色彩的西汉今文经学，以此取代汉学，这既符合当时尊古之风，同时也适应时代的需要，反映了由东汉古文经向西汉今文经转变的学术趋向。这一趋向既是学术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也是由当时的社会条件决定的。

今文经学在学术上与乾嘉汉学不同，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推尊《春秋》。把《春秋》视为经世之书。“法可穷，《春秋》之道则不穷”[33]，《春秋》是“礼义之大宗”，通过它能够“举往以明来，传之万世而不乱”[34]。这是说《春秋》已经不单纯是一部史书，而是一部经世致用之书。《春秋》所书，都有微言大义，有其书法，君臣都必须知晓、遵从《春秋》之义。其次，墨守《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尽在《公羊》，要知《春秋》必须精研《公羊》义例，如“通三统”、“张三世”等。由此来辨名分，明外内，定尊卑，举轻重。再次，发挥《春秋》“大一统”思想。《春秋》强调“大一统”是使诸侯国共奉周朝，归命周天子。董仲舒发挥《春秋》“大一统”，是以儒家独尊来一统汉代的政治。清代今文经学家发挥“大一统”，是为了维护清代中央集权统治。他们想通过阐扬《春秋》的微言大义，使日趋衰落的清政府重新转为“盛世”。所希望的“盛世”虽再也没有出现，却演成了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改革思潮。

二、常州学派的异军突起

清代今文经复兴，以江苏常州为中心。庄存与为开派祖师，其侄述祖发展他的学说，至其外孙刘逢禄、宋翔凤进一步发扬光大，遂演成独立的学派。由于此派独尊《春秋》公羊学，也称公羊学派，又因郡望而得名为常州学派。

庄存与（1719—1788年），字方耕，晚号养恬，江苏武进（今常州）人。著有《周官记》、《昧经斋文稿》等，尤以《春秋正辞》对今文经学复兴最有影响。

《春秋正辞》根据明初赵汸《春秋属辞》撰成，是一部旨在掘发《春秋》“微言大义”的著作。庄存与不赞成把《春秋》只看作“记事之史”，而认为它自成义例，其中蕴涵着“至圣之法”，行文都有所指，是有目的的。读《春秋》应理解圣人的用心，圣人通过撰《春秋》来为后世立法，因此《春秋》也是圣人的“法律文本”。

庄存与治《春秋》大体超越汉宋门户之见。庄存与虽说受宋元以来儒家影响，治《春秋》引二程语录，但已有所不同。他也不限制于东汉经学训诂考据，而是以今文来说解《春秋》，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他尤发挥《春秋》公羊说“大一统”之义，说：“天无二日，士无二主，国无二王，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35]本此，他强调周天子权威性。他对齐桓公、晋文公“尊王攘夷”之功给予积极肯定。庄存与在公羊学沉沦千年后重新阐发它，虽仅限于“内诸夏而外夷狄”，未论及“张三世”、“通三统”，但创辟之功不可没。

今文经学复兴的其他人物有孔广森、张惠言、庄述祖。

庄述祖（1750—1816年），字葆琛，号珍艺，晚号檗斋，学者称为珍艺先生。江苏武进人。著有《夏小正经传考释》等。他治《夏小正》与庄存与治《春秋》公羊学一样，注重义例的诠释。他认为，《夏时》为孔子所正，《夏时》是取夏四时之书，犹如《春秋》取鲁史。在他看来，《春秋》一经“至何邵公作《解诂》，悉隐括就绳墨”，其中的奇谈怪论“皆得其正”[36]。所以庄述祖主张读《夏时》经传，“必先条其等例，然后正其文字，离其句度，辨其音声，各以类从”[37]。步趋何休，探求等例成为他治《夏小正》的特征。

张惠言（1761—1802年），字皋文，号茗柯，江苏武进人。著有《周易虞氏义》、《虞氏消息》、《虞氏易礼》等。张惠言在文学和经学上对今文经学复兴起积极作用。张惠言治文学受桐城刘大櫆为文义法的影响，文章由桐城文派而演变，成为清代散文中阳湖文派的开派者之一。他治经以《易》为主。治《易》如同其他今文家治《春秋》一样，“一条之义，各从其例”[38]。他以传《春秋》之法来治《易》，其目的是“求其条贯，明其统例，释其疑滞，信其亡阙”[39]，表彰、光大东汉虞翻的今文《易》学。

今文经学真正光大者为刘逢禄和宋翔凤。

刘逢禄（1776—1829年），字申受，又字申甫，号思误居士，江苏武进人。著有《春秋公羊释例后录》等。

刘逢禄治经尊《春秋》，把《春秋》当作是五经的钥匙，于《春秋》尤尊《公羊》，认为《春秋》三传中“知类通达，微显阐幽”的是《公羊传》。对于《左传》，刘逢禄强调此书非解经之作，而是史籍，主张应与《春秋》分开，“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至于通行本《左传》，他认为已为刘歆窜乱。在他看来，“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因此，他主张“欲以《春秋》还之《春秋》，《左传》还之《左传》，而删其书法、凡例及论断之谬于大义，孤章绝句之依附经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真”[40]。

刘逢禄发挥何休“三科九旨”的思想，他认为没有“三科九旨”就没有《公羊》，没有《公羊》也就没有《春秋》，《春秋》的微言大义便不能彰显。于“通三统”，刘逢禄认为夏、商、周三代各有其说，夏是黑统（人统），商是白统（地统），周是赤统（天统），夏、商、周三代制度各有因革损益，《春秋》就是“立百王之制，通三统之义，损周之文，益夏之忠，变周之文，从殷之质”，从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41]。他认为，清代去古虽远，只要明《春秋》之法来驾驭政治，就能从乱转治。刘逢禄发挥了“张三世”的思想，表明社会的发展是由乱世进入升平世，再由升平世进入太平世，不断进化的历史过程。他也阐发了“大一统”思想，强调巩固大一统，清除弊端，应从皇帝做起。他认为大一统，要“以诸夏辅京师，以蛮夷辅诸夏”，这才是“尊亲之化”。刘逢禄从“三科九旨”入手，对“通三统”、“张三世”、“大一统”等《春秋》义例作了系统的阐发，揭示《春秋》公羊学的经世特色，是今文经复兴的真正奠基人。

宋翔凤（1776—1860年），字于庭，江苏长州人。著有《论语说义》、《大学古义说》、《过庭录》等，汇为《浮溪精舍丛书》。宋翔凤从庄述祖治今文经学。在他看来，“《春秋》之义，天法也，其不随正朔而变，所谓天不变”。至于《左传》不过是记史之书，对于《春秋》的微言大义，“盖阙而不言”。要发挥《春秋》微言大义，“舍今文末由”，尤“当用《公羊》”[42]。与其他今文家仅推崇《春秋》有所不同，宋翔凤也重视《论语》，并认为它与《春秋》相通，其中包含着孔子的微言大义。治《论语》可达到“太平之治，素王之业备焉”[43]。宋翔凤与刘逢禄一起，把今文经学发扬光大，借《公羊》议政，对当时经世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经世思潮的涌动

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借经议政，龚自珍、魏源接过其据经议政的通经致用学风，立足于现实，加以发挥，成为嘉道时期经世思潮兴起的代表人物。

龚自珍（1792—1841年），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嘉庆末，以举人官内阁中书。道光九年（1829年）成进士。后累官宗人府主事等。道光十九年（1839年），迫于仕途险恶，南旋返乡，置别业于江苏昆山徐元文故园，又应聘主持杭州紫阳书院讲席，兼职江苏丹阳县云阳书院。著作编入《龚自珍全集》中。

龚自珍出身浙江望族，其外祖父段玉裁为著名经学家。龚自珍为学受乾嘉朴学影响，攻于校雠掌故之学。随着社会危机的日益加剧，他治学逐渐向经世致用方向转变，选择学以救世的道路。《明良论》和《乙丙之际著议》是他为批判现实、倡言变法的代表作。

嘉庆十八年（1813年）四月，龚自珍进京应顺天乡试。九月，天理教起义爆发，起义军攻打紫禁城。这件事促使龚自珍开始走向社会批判、改造现实之路。翌年，他写成《明良论》，提出“更法”的主张。鉴于清代社会危机日趋严重，统治者回天无术，龚自珍主张“仿古法以行之”，“救今日束缚之病”。他所谓古法，是要求士大夫们讲廉耻，培养正气。“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把知耻视为正风气、救社会的出发点。据此，他竭力反对士大夫们贪图财富，劝告他们应当“忘其身家以相为谋”[44]。龚自珍还进一步探寻酿成社会危机的根源，认为贫富不均导致了社会危机。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前后，龚自珍又撰成《乙丙之际著议》25篇，进一步描绘清代社会将走向衰世的景象：“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即使有才士与有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45]。为了挽救衰世，他指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46]，再次发出变法改革的呼声。龚自珍倡言的更法绝非凭空构想，而是鸦片战争前夜清代社会内外矛盾日趋激化的反映。龚自珍的更法主张，虽然只是想在不触动社会根本制度下进行某些变革，以图缓解社会危机，但不可否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意义。

龚自珍更法的主张受了今文经学的影响。他援《公羊》以经世，与刘逢禄、宋翔凤等常州学派有密切的关系。嘉庆二十四年（1839年）春，龚自珍入京应会试，落第后，居京师，曾问学于刘逢禄，刘逢禄向他传授了《春秋》公羊说。与此同时，他又结识宋翔凤，受了宋翔凤的影响。从此以后，龚自珍把今文经学视为“绝学”，决心要敬承其“微言”。

龚自珍借《春秋》公羊学“张三世”、“通三统”微言大义来谈变革，尤其强调“易世”变的意义。他认为，正是变，才有由据乱而升平，由升平而太平的社会发展。他的“三世”进化的历史观虽说很不完善，但强调发展与变革，把今文经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了。龚自珍也谈及“大一统”，他所谓的“大一统”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夷夏之防”，而含有防止反对西方列强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新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