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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多种体裁的官修诸史（第1页）

第二节　多种体裁的官修诸史

一、《明史》

《明史》是我国二十四史之中最后一部，也是官修正史中体例较严谨、内容较好、编纂时间最长的一部。

《明史》的修撰，从顺治二年（1645年）开局诏修到乾隆四年（1739年）书成刊印，历时95年之久。如果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式编修算起，也花费了整整60年时间。从着手准备到全书告成刊印，之所以用去近一个世纪，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是因为清初社会矛盾激烈，时局动**，人才缺乏，条件不备；二是由于清朝统治者对修史的专横控制，史馆人事屡变，总裁调动频繁。早在顺治初年，冯铨、洪承畴等负责这项工作，当时由于时局未定，各地抗清斗争不止，加之洪承畴等人不但缺乏史学修养，而且身为降臣，对修明代历史自然避忌多端，没有什么成效而告终。康熙十八年征“博学鸿儒”，重开史馆，正式修撰《明史》。当时人才济济，史料备具。但清统治者加强思想文化的专制，文字狱不断，因私著明史而被构陷入狱者不断出现，致使史家视修撰明史为危途。再加上处理明代万历朝以后明清之间的关系，以及明清之际全国各地抗清的事迹是一难题，在史书体例上如何安排南明福、唐、鲁、桂诸王政权，更有困难。这些问题，在清朝政局完全稳定之前不可能寻找到一个较为稳妥的解决办法，自然影响到《明史》的修撰进程。

清朝修撰《明史》，参考史料之富，动用人力之多，都是空前的。除了官修的《明实录》和《明会典》外，还有大量的私人著作可资参考。因为自明朝中叶以来，私人写史之风盛行，因而记述明代故事的史籍特别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曾指出：“明人学无根柢，而最好著书，尤好作私史。”这些记录本朝史事的明代作品，如邓元锡的《明书》、王世贞的《弇州史料》、何乔远的《名山藏》、陈建的《皇明通纪》，还有各种杂史、传记等书，卷帙浩繁，内容广博，为清修《明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参考史料。清修《明史》，因为距离明朝覆亡不远，“见闻尚接，故事迹原委，多得其真”[9]，而且在编纂过程中许多著名的学者都参与其事，可谓人才济济，保证了成书的质量。后又经反复修改，所以《明史》在正史中以体例严谨、材料丰富、内容牴牾较少，而被后世史家誉为上品。在二十四史当中，除前四史之外，《明史》的地位是比较高的。

《明史》共332卷，包括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另有目录4卷。就内容而言，它记载了明代近300年的史事，基本上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问题、民族关系、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情况。如关于农民起义的史料，书中直接或间接记载的地方相当多，尽管史作者的立场是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但它毕竟反映了当时突出的社会现实问题。因为清朝统治者编写《明史》的目的，是企图把明朝兴亡的历史，引为自己的借鉴，为巩固本朝的统治服务，因而对明代的政治得失、社会矛盾等，都要求在书中加以揭露。因此，书中记载得最详细的内容，是关于明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从洪武时期朱元璋杀戮功臣，到万历时期的阉宦擅权、东林党争等，都备载无遗，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和当权者的暴虐。《明史》对统治阶级人物的评价，一般能做到功过并举，很少有完全的肯定，这是历史著作中值得提倡的一个优点。

《明史》与前代官修诸史相比，在体例上有创新之处。根据明代社会的特点，增设了《阉党传》，专记宦官结党擅权误国；又设《流贼》、《土司》等列传，记述了明代突出的社会问题，为了解明代农民起义和民族关系提供了比较集中、系统的材料。在表的部分，增加了《七卿表》。以前正史有志无图，而《明史》的《历志》则增图以明之，实现了郑樵所提倡的“左图右书，不可偏废”的主张。前代诸史《艺文志》部分大都失之断限，把前代和当代的作品罗列在一起，条理不甚清楚，而《明史》则只记载当代艺文，避免了重复。在史料的取舍和编排上，《明史》采取了较为客观的态度。材料取舍中，凡不可信者，皆弃而不取；对歧说难定是非者，则采取存疑互见的方法，列出各种不同的记载，让读者自己去定夺。在材料的剪裁上，力求多刊载史料原文，尽可能多地保留原始文献，增加了史书的信息含量。

至于《明史》存在的问题，首先表现为有些记事过于简略，如关于社会经济和自然科技发展就记述的很少，未能充分反映出明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水平。虽然设立了《外国传》，叙述明朝与周边各国的贸易往来和友好交往，但范围仅限于近邻及南洋诸国。像郑和七下“西洋”，前后历经数十年、途经数十国，在世界航海史上堪称壮举的事迹，《明史》记载却十分简略。涉及明清关系的史事，由于清代文网森严，忌讳很多，有关清人入关之前及南明诸王政权、各地抗清斗争和清朝统治者的血腥镇压等史实，记载零星，语焉不详，且多有失实之处。书中专设《流贼传》，对农民起义竭尽诋毁之能事，更是有悖于历史真实。再者，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强调君主集权，《明史》也达到了前代诸史所未有的高度。在《忠义》、《孝义》、《列女》等传中，大肆标榜封建纲常名教，暴露出愚弄百姓、维护封建皇权的反动立场。

但是从整体上说，《明史》在编纂方面有不少长处，史料依据丰富，体例严谨，叙事清晰，编排得当，文字简练，称得上是唐以后官修正史中比较完善的一部史书，是了解明代历史的首选著作。

二、《清实录》和《东华录》

《清实录》是清代官修编年体史料长编。全书自太祖努尔哈赤起，至德宗光绪帝止，共11朝，计12部、4404卷（包括《满洲实录》8卷及各朝实录之首卷）。

清代所谓修国史，一般泛指纂修实录。历朝皇帝都非常重视实录的纂修，每一皇帝登极之后，都把纂修前朝实录视为大典，专设实录馆，由宠信大臣主持修撰，最后由皇帝本人审阅钦定。实录修成，分别以汉、满、蒙3种文字缮写正本4部、副本1部，分藏于皇史宬、内阁、内廷和盛京崇谟阁。

清实录

现存清代实录，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均经过“重修”、“核订”。《太祖实录》初修于入关前，兼天聪、崇德两朝的《太宗实录》初修于入关不久，《世祖实录》修成于康熙十一年。康、雍、乾三朝对上述清初三朝实录作了大量的修改加工，使实录中绝大部分失去了初修时的面目。清廷之所以屡次修改前朝实录，主要是出于美化祖先，掩盖清室祖先在立国之初的历史真相和清室内部相互倾轧的内幕，以及暴虐政治和民族压迫的史实。清室祖先原为明朝在建州的臣属，只是在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才开始摆脱明朝的统治。入关之后，清廷把初修实录中有关这一部分的记载作了彻底的剔除。在乾隆朝重修前朝实录时，对诸如圈占汉人土地、逃人法、文字狱等清朝推行的野蛮和残酷的统治政策，都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和删削。有的史事，如牵连七省、迁延三十多年的曾静冤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特大要案，而雍正、乾隆两朝实录对此竟然只字未提，“实录”之名多有虚妄。为了使实录的内容编订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的需要，清廷完全置历史于不顾，随时都在对历朝实录进行斟酌修改。光绪时定制，日讲官每日进讲实录一卷，每遇对内容不满意之处，就在讲筵之间加以修改。每次修改完毕，即将前本焚毁，不留任何修改的痕迹。这种随意篡改历史的做法，在数千年的历史上，实在是不多见。清史研究专家孟森先生对此感叹说，清“改实录一事，遂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此为亘古所未闻者”[10]，可谓直陈其弊。

《清实录》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大政日志，逐年逐月逐日排列皇帝的活动、诏谕和臣下的奏议，是皇帝活动和诏谕的汇集。臣下的奏章非经皇帝批过不载。《清实录》对皇帝一味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但它毕竟汇集排列了大量的原始档案材料，仍不失为研究清史的史料宝库。它文字不计优劣，记述务求其详，不仅详尽地记载了皇帝的一言一行，以及一些大臣的一生政绩，而且包括了一代刑法政令、科举吏制、钱粮财赋、人口户籍、兵役战争、封疆建置，外交封贡、文化典籍以及自然灾异等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内容，是汇集清代史料最全的典籍之一。

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清实录》因频繁改动而造成许多内容失实这一缺陷的是《东华录》。《东华录》是清朝史臣因职务之便抄录的历代实录的缩编本。有乾隆朝蒋良骐摘抄的清初五帝六朝《东华录》、光绪朝王先谦所集《东华录》。蒋氏《东华录》成书32卷，起自太祖天命元年（1616年），迄于世宗雍正十三年（1735年），保存了传本所不载的一些清初史料。王氏据改修本实录，仿蒋氏的做法抄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史料，辑为《东华录续编》230卷；对蒋氏《东华录》加以详编、补充，增至195卷，合称《九朝东华录》；后又增补潘颐福咸丰朝《东华录》100卷和自辑同治朝《东华录》100卷，成《十一朝东华录》，俗称《王氏东华录》。全书在《清实录》未刊行之前，颇为学者所推重。

三、《大清一统志》

《大清一统志》是清代官修的一部全国性的历史地理总志。该书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开设“一统志馆”着手纂修算起，前后共修纂过三次。第一次修于康熙二十五年，最初由内阁学士徐乾学主持，后来徐乾学因罪免职，编纂工作一度停顿下来。雍正七年（1729年）敕令各省纂辑通志，“上诸史馆，以备一统志之采择”[11]。在朝廷诏令下，各省通志编纂进度加快，《一统志》的纂修随之恢复。乾隆六年（1741年），畿辅、盛京、山东、山西、河南、湖广等省十七部通志相继修成。乾隆九年（1744年），《一统志》也最后成书，共342卷。其编排次序是按省分述，先有概述及图表，再分别记述一省之内的建置沿革、形势、职官、户口、田赋、名宦。省以下再以府、州分卷，记述一府或直隶州之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共21门。所记时间自清初开国至乾隆八年（1743年）。其体例虽多依仿《大明一统志》，但较之于元明两代一统志，内容充实，考证精详。

该书修成不久，清朝对西北边地接连用兵平定了蒙古、维吾尔等族上层分子的叛乱，版图扩大；加上部分行政区的划分有所变动，职官又有增减。于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十一月，乾隆帝接受御史曹学闵的建议，下令重修《大清一统志》，历经二十年，至乾隆四十九年重修工作告成，凡500卷（含子卷），俗称“乾隆《大清一统志》”。

该书第三次重修是在嘉庆十七年（1812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从乾隆五十年到嘉庆年间，全国的情况又有很多新的变化。特别是户口、田赋、税课较前大有增加，行政区划和职官也有不少新的变化。嘉庆帝令国史馆进行补纂和修订工作。补修工作自嘉庆十七年四月开始，至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完稿，前后耗时32年。重修后增辑资料截止到嘉庆二十五年，故定名为《嘉庆重修一统志》，共560卷。书中乾隆五十年以前的内容悉抄旧志，稍有修改；增辑部分，主要取资于朝廷各部、院、寺、监及各省的册籍，同时又博采群书，特别是国史、地方志和《天下舆地全图》等。与前两部《大清一统志》相比较，《嘉庆重修一统志》不仅叙述的时间长，而且内容更加丰富，体例日臻完备，考订也更精详。是中国古代最完善的一部全国性地理总志。

四、续三通和清三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