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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史家及其撰述（第2页）

顾祖禹（1631—1692年），字景范，号宛溪，江苏无锡人。因为他的父亲柔谦入赘常熟谭氏，所以他也自称是常熟人。其高祖顾大栋曾任明光禄寺丞，作《九边图说》一书。其父也精于史学，入清后拒不出仕，以遗民终老。顾祖禹在学术上和政治立场上都深受父祖辈的影响。清军入关时，他年方十四，随父徙居常熟虞山，家贫无计，弱冠即为塾师，过着“子号于前，妇叹于室”的生活，无力买书，只好四处借读。他痛心于明朝的灭亡和清朝入主中原，有感于《明一统志》及当时此类著作对全国山川形势、关隘险要语焉不详，文人学士不知史地研究是为了实用，当政者不懂得利用地理上的优势抗击敌人，招致国破家亡，在父亲的敦促下，绝意仕途，从顺治十六年起，一面教书，一面开始撰写《读史方舆纪要》，当时他才29岁。

康熙年间，三藩起兵反清。顾祖禹只身入闽，入耿精忠幕，想借此进行反清复明。失败后北归，馆于昆山徐氏，得以遍览传是楼藏书，重理旧业。后受徐乾学聘请，参与编修《大清一统志》。但他一生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读史方舆纪要》的编写上。他遍考群籍，“远追《禹贡》、《职方》之纪，近考《春秋》历代之文，旁及稗官野乘之说，参订百家之志”，“出入二十一史，纵横千八百国”[28]，加上个人游历考察所得，经过三十余年的艰苦努力，到他临终前不久，撰成《读史方舆纪要》130卷。

该书前9卷总论全国州域形势，中114卷按省分述，每省先以总序叙述疆域沿革及山川险要，附以地图，再用较大篇幅详细叙述一省内各府、州、县的城邑、山川、关隘。后6卷概述全国的河流、漕运及海道。最后一卷叙述地理分野。全书仿照《纲目》体例，先撰纲要，再以正文详注，必要时又注中夹注，编写体裁，独创一格。历代州域，以朝代为经，地理为纬；京省形势，以地理为经，以朝代为纬，经纬并列，纵横连贯，构成一部眉目清晰、体裁新颖的舆地著作。该书“体裁组织之严整明晰，古今著述中盖罕其比”[29]。作者卷首三篇《总叙》中自述了撰写此书的动机和指导思想。他说做此书是为了“明地利”，使“任天下事者”明了地理沿革变化，利用山川地利，“世乱则由此而佐折冲，锄强暴，时平则以此而经邦国，理人民”。正是因为他在书中有所寄托，所以此书内容侧重于古今地理的沿革变化，详论“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之迹”，对于各地“景物游览之胜”则一概不涉及。作者取材的标准非常明确，即着眼于社会现实问题，有关国计民生的便写，无关的就不写。

《读史方舆纪要》与历代舆地类著作最大的区别，是具有浓厚的军事地理特色，经世致用的思想贯穿全书始终。顾祖禹在书中不仅记录历代州域变迁及山川分野，而且评述各地城郭、山川、关隘等险要之地和彼此之间的地理联系，从历史上追根溯源地描述其军事上的价值，并从历代地理的沿革变化入手，总结前代历次军事胜败的经验教训。此书不仅是一部史地沿革专著，而且为军事地理的研究开辟了一条途径。

除了上述军事形势方面的内容外，《读史方舆纪要》还涉及全国经济地理的变化，如交通的变迁、城市的兴衰、漕运的增减，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反映了历史上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繁荣。他评述苏州地区物产之富饶，说“吴郡之于天下，如家之有府库，人之有胸腹也。门户多虞而府库无恙，不可谓之穷；四肢多病而胸腹尤充，未可谓之困。盖三代以后，东南之财力，西北之甲兵，并能争雄于天下。”[30]简洁数语，概括出江南经济的历史地位。

在考察我国疆域政区的变化时，作者广征博引，叙述详明，有不少观点是“发前人所未发”，表现出可贵的创新精神。如一个朝代都城的建立，顾祖禹认为是由那个历史时期多种因素决定的。建都地点的确定，不仅要看它自然形势是否险固，地理交通是否便捷，而且还要看它的生产物质条件是否发达，对敌斗争形势是否有利等多种因素，决不是单纯地由地理位置是否险要来决定。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一个朝代建都之地，就不一定适合后继者定都。这种辩证地评判事物的思想方法，很有说服力。另外值得称道的是，顾祖禹的文学才能相当高，在这部书中有很好的表现。全书文字清新，音韵抑扬顿挫、富有气势；叙述生动，描写委婉曲折，使原本较为枯燥的舆地之书变成了一部发人深省、引人入胜的博雅巨著，让人爱不释手。所以其书问世之后即博得广泛的赞誉。江藩称：“读其书可以不出户牖而周知天下形胜，为地理之学者，莫之或先焉。”[31]刘继庄则说：“方舆之作，诚千古绝作。”[32]当时人们曾把它列为“海内三大奇书”之一，可见人们对它的普遍推许。

需要指出的是，该书限于体例，详古略今，对明清之际的地理环境变化一字不提，缺乏鲜明的时代气息，是其美中不足。

五、乾嘉时代三大史学家及其著作

王鸣盛、钱大昕和赵翼是乾嘉时代以历史考证而著称于世的三大家。他们的治史道路和各自的代表作品《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证》、《廿二史札记》，突出地反映了这个时期学术文化的精神面貌和史学研究的基本特色，在清代史学领域占有重要的位置。

王鸣盛像

王鸣盛（1722—1797年），字风喈，号礼堂，又号西庄，江苏嘉定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解官居苏州，不复出仕，时年42岁。王氏年轻时先以诗文著名，后研究《尚书》，与惠栋往来讨论经义，成《尚书后案》30卷。自解官归田之后，便转而治史：“诗文皆辍不为，惟以考史为务”，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写成《十七史商榷》100卷，为其史学代表作品。

《十七史商榷》，包括《史记》以下13种史著，加上《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总共17部正史。书取名《商榷》，表明了王鸣盛治史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这17部史书“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舛驳”[33]，可见此书的主要内容，一是校勘文字，补正其讹脱；二是考证其中的典章制度。

在全书近2000个条文中，有很多条属于文字校勘，这是该书的重点。作者说：“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34]这一工作是乾嘉学者们的专长，而王氏又是其中名家。书中往往用三言两语校一字或数字，更正了不少讹误。另有不少条目属考证两汉至五代的地理和职官，有助于读者阅读。

王鸣盛在考校十七史的时候，通过对诸史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同一历史时期的两种史书（如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的对比，发现异同，对史书的体例、选材、纪事、文笔，以及史作者的修史态度加以评论，有些观点值得重视。王氏对范晔的《后汉书》评价极高，《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八《党锢传总序》一条，用短短数语将《后汉书》与袁宏《后汉纪》加以比较，指出范晔和袁宏对待汉季党人的不同态度，进而肯定前者的可贵，很有说服力。

在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论方面，王鸣盛也能够不受前人定论的束缚，敢于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如对唐代王叔文改革，他说“后人恶之太甚，而不加详察，《旧唐书》亦狥众论”[35]，并不公正。他批评这是以成败论人。这个评论符合实际，客观公正。可见他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论，一般都有自己的主见。但作者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只限于谈历史，而缺乏对现实的观照。

钱大昕（1728—1804年），字晓征，又字辛楣，号竹汀，江苏嘉定人。早年以诗赋闻名江南。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帝南巡，因献赋获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十九年，中进士。擢升翰林院侍讲学士，历官詹事府少詹事、广东学政等职。曾参与编修《热河志》、《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等书。与纪昀并称“南钱北纪”。乾隆四十年退隐，时年48岁。归田30年，潜心著述课徒，历任钟山、娄东、紫阳书院讲席，出其门下的士人多至二千。一生著述宏富，大部分是史学著作，《廿二史考异》是其代表作。

《廿二史考异》100卷，是钱大昕一生精力的结晶。他在《廿二史考异序》中说：“余弱冠时好乙书（即史学——引者注），通籍以后，尤专斯业，自《史》、《汉》讫《金》、《元》，作者廿有二家，反复校勘，虽寒暑疾痰，未尝少辍，偶有所得，写于别纸。……岁有增益，卷帙滋多。”可见作者用功之勤。该书的内容重在文字校勘、典章制度的考释和名物训诂等方面。钱氏说：“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辩氏族，否则涉笔便误。”[36]作者正是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对前代诸部正史加以详细的考证，纠举疏漏，校正讹误，祛疑指瑕，以期嘉惠后学。

从《廿二史考异》的考证内容来看，钱大昕对宋、辽、金、元诸史用功最深，其中又以《元史》考异最突出。全书用15卷的篇幅来指摘《元史》中的错误。他曾一度想重修《元史》，但最终也没有实现。为了订正史书的讹误，作者引用资料之多、范围之广、耗时之久，都令人惊叹。仅以《宋史》为例，除用原书的纪、传、表、志互校外，还引用宋人杂史、方志、诗文、碑传笔记、小说等六十余种书来订正《宋史》的错误。书成之后，钱氏在做《诸史拾遗》时，又继续补订《宋史》，征订参考书二十余种。

钱大昕考证历史的方法，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取证，汇集大量的史料，主要是从官修正史，加上谱牒家乘、稗官野史作参考，还运用一些金石材料作物证。二是比较，从众多的取证材料中推究出历史事实，先排比其现象，审视其异同，观察彼此之联系，从中得出真实的结论。三是专题考索，抓着一个具体问题，作专题研究，有目的地归纳，分析有关材料，最后弄清所考证的问题，写成专条，或构成一篇独立文章。钱氏这种治学精神和研究方法，对后世学者是一个很好的参照。但他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典章制度等考证过于零散，缺乏系统的分析。侧重史考，史论的东西不是太多。

赵翼（1727—1814年），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市）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参与修纂《通鉴辑览》。历官广西镇安知府，贵州贵西兵备道。46岁休官归里，不复出仕，主讲安定书院，专心著述。所著有《陔余丛考》43卷，《廿二史札记》30卷，《皇朝武功纪盛》4卷，另有诗文集85卷。其中以《廿二史札记》影响最大。

《廿二史札记》的成书经过，赵翼在该书自序中作了简要的说明。他自言：“闲居无事，翻书度日。而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浏览，爰取为日课，有所得，即札记别纸，积久遂多。”可见他这部书属于读书笔记汇编。其书名为《廿二史札记》，其内容实际包括24部史书，没有把《旧唐书》、《旧五代史》算在其中。作者承袭明人所谓“二十一史”的习惯，另加《明史》一部，合称之为《廿二史札记》。

该书内容，除考证史实、校勘文字之外，还对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变化加以推究评论。这是该书与《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考异》明显的不同，这一部分所占全书的比例较大，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研读史书的着力点。

赵翼在进行史实的辨订考证时，主要是就正史纪传表志中的有关记述，参互校核，即以本书证本书，“以史证史”。他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尊重前代史书所记，不凭依野史稗说简单否定，走的是搜寻内证这样一条稳妥的史考方法。他说：“惟是家少藏书，不能繁征博采以资参订。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歧互者，又不敢遽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37]这种客观求实的治史方法，值得借鉴。

在考证史实、辨订文字讹误的同时，作者也论及修史之取材、文笔、史家品德等问题。对于每部史书，先叙述其著述经过，再评价其得失优劣。他称赞修史贵在取材和文笔简洁，反对曲笔和讳饰，肯定直书和实录。更值得提及的是，赵翼在书中提倡“自成一家之言”。如他在批评《隋书》记事不实，而《北史》又照旧承袭时说：“然正史隐讳者，赖有私史，若依样葫芦，略无别白，则亦何贵于自成一家之言也？”[38]在评价《三国志》时，又表达此种观点：“自左氏、司马迁以来，作史者皆自成一家言，非如后世官修之书也。”[39]说明赵翼重视史书的独创性，指出官修史书不可克服的弊病，很有见地。

全书的大部分条文是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这是本书的重点内容。所谓：“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都是作者评论的对象，其中议论最多的是历代政治的利弊得失。如汉代之外戚、宦官、党禁、经学，魏晋南北朝之门第、九品中正、清谈，唐代之宦官、藩镇，五代之武人，宋代之谈和，辽金元之边衅，明代之刑狱、朋党、“流贼”，赵翼都一一加以指陈、归纳，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一个朝代的政治特点和社会风尚。尽管书中许多观点因陈前人，但对初读史书的人来说，仍不失为入门指南。

应当指出的是，赵翼在评论历史的时候，用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来解释历史现象，宣扬“天命”史观和因果报应的思想。如他在评价南宋与金、元的外交政策，岳飞抗金与秦桧议和这些世人已有确论的史实时，竟然偏执一端，不惜歪曲历史真相，为秦桧之流翻案，显得尤其错误。

综上所述，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三大家，他们的治史方法和史学著作集中反映了乾嘉时代史学发展的主要方向。乾嘉时期，考据之学笼罩着当时整个学术界。这种学风影响之下的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走上考证之路。加之当时政治高压迫使不少学者埋头于故纸堆中，逃避现实。私人治史也表现出博古倾向，但经世致用的精神已**然无存。只有章学诚独树一帜，高唱义理，于众口一词之风气下，力纠乾嘉之世的不良学风，为当时史学研究领域增添了弥足珍贵的新思想，成为那个时代建树不凡的优秀史学家。